看来，吴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尽管我赶到医院时，他正巧又被院长叫去开会，但他让吉医生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以前我对他讲过，医院里如果发生有趣的事或有什么有趣的人，让我去接触接触，搞写作这行，脑子里得装满奇事才行。看来，这吴医生够哥们儿。

吉医生给我们介绍后就走了。这个叫做龙大兴的27床的病人望着我，似乎要从我的白大褂上看出什么破绽似的。我不像医生吗？不，连这里的护士也说，我穿上白大褂的样子，至少也是个主任级的专家。当然，这也许有点恭维我的意思。

我沉住气，对着这位病人说：“我上次在花坛附近见到你时，你正念念有词地往前走，你当时看见什么了呢？”

“记不得了。”他说，“清醒后是记不得病中的所作所为的，只有半清醒的时候所看见的东西才能记住一些。”

“你看见过什么呢？”我问。

“唉，不说那些了，都是假的。吴医生说过，那是幻觉。可当时却像真的一样。我老是看见红旗，医院里的墙啊树啊什么的，我有时看去都是红色的，还在飘动。每当这时，我心里就很激动，我忍不住要到处走，有几次都走到了一个悬崖上，我伸头往下一看，天啊，崖下躺着一个女学生，已经死了。我感觉是我把她推下去的，于是又惊又吓，忍不住大吼大叫。吉医生说，每当这时都给我注射镇静剂，我睡过去后才会忘记这些情景。”

我望着这个五十多岁的病人，略微发胖的身体表明他住院已经很久了。我说：“听吴医生讲，这些都是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沉淀下来的东西。都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些东西怎么还会缠着你呢？”

“咳，我也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我便常犯这毛病，这医院进进出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太深了吧。我那时刚读大学，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儿。武斗期间，我有两支枪，可威风了。晚上睡觉，我的枕头下也放着一枚手榴弹。为啥？防止对立派组织攻进来嘛。如果遭遇突袭，也不能束手就擒，实在不行了，伸手往枕头下一拉，嘿嘿，同归于尽，这才是好样的。唉，那时的日日夜夜可精彩了……”

说到往事，这个病人的眼中开始放光，很兴奋的样子。

“你打死过人吗？”我突然问道。

“没，没，”他连声否认说，“武斗时双方对着楼房什么的对射，子弹都打在砖墙上，没伤着人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幻觉中曾出现过一个女生死在崖下的画面，我想探寻这与他的经历有没有联系。

想到死者，我突然问道：“这里以前有个叫严永桥的病人，你知道吗？”

“噢，”龙大兴仰起脸回想着，“个子高大，三十多岁，是搞桥梁建设的，对，他叫严永桥，以前就住我隔壁的病房。唉，偷跑出去干什么呀？黑灯瞎火的，在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了。”

“他为什么要逃跑出去呢？”我问。

“这就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多数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清醒的时候，在走廊上我听他说过，他没有病，他早就该出去了。”

这时，吉医生走进了病房。他附在我耳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吴医生开完会了，叫你去他那里。”

走出病区，我沿着走廊向吴医生的办公室走去。走廊的顶部是拱形的，显得安静肃穆。一百多年了，这座法国人留下的医院几经整修，原有的面貌得以保存。走廊一侧的窗户很大，上端是半圆形，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将夏日的阳光隔离在窗外，只有些斑斑点点的光影洒在走廊上。

此时，我已在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应该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我必须弄清楚严永桥从住院到死亡的全部真相，这样才能解开那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之谜。况且，我现在住在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那个握着黑雨伞来拜访我的人搞得我日夜不宁。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如直接住到这旋涡的中心来。

“这事情有点麻烦，”吴医生听到我的想法后，说，“以前有搞电影电视的人在这里待过，结果搞得很不愉快，院长很生气，说是搞写作的人再不接待了。”

我说：“以朋友的名义，你跟院长通融通融吧，就说我要写的东西绝对正面，救死扶伤、精神关怀等等，只住上一两个月就行了。”

院长姓蔡，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当吴医生将我带到他办公室后，刚说明来意，他便看也不看我，对着门外吼起来，“写作？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精神病院嘛，铁门！大锁！把人关起来，像监狱一样！哼，就冲着这个来，就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蔡院长为何发这样大的火。我赶紧声明我对精神病院的理解，说这里所做的是一份崇高的工作，面对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让我钦佩，所以想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以便写出真正感人的东西来。

蔡院长似乎没听我的解释。门外有人叫他，他便径直出去了，将我和吴医生留在他那显得很大的办公室里。

我正不知所措，吴医生拍了一下我的肩头，说：“咱们走吧。”我说：“这事怎么办呢？”他笑了笑，说：“这不已经同意了吗？蔡院长就这习惯，只要他没明确否认，就是表示已经同意了。”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经过一片草坪，就是吴医生所负责的病区了。这幢两层法式楼房此刻有一半被遮在树荫下，另一半暴露在阳光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明暗交错的风景画。

吴医生说：“院长虽说是同意你待在这里了，但你只能在我负责的这个病区活动。这里的底层是男病区，二层是女病区，在这个范围内，你可以以新来的医生的名义走走看看，与病人交谈什么的，都可以。但晚上最好不要去病房，因为天黑以后，有的病人病情发作，怕伤着你。你知道，有的躁狂型病人发作起来是很厉害的。”

我想起了二楼尽头的那间黑屋子，董枫就是在一个雷雨之夜看见里面突然有了烛光的。并且，在这间长期闲置的病房里，那夜的烛光中还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尽管吴医生将此事解释为是董枫的幻觉，但我总觉得另有蹊跷。此时，吴医生对我的告诫是对我的关心呢，还是暗含警告？

不管怎样，吴医生对我的写作还是很支持的，不然他不会同意我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以便在龙大兴这样的病人中搜集写作素材。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永桥死而复生地到我家拜访我，这事实让吴医生也无法解释。现在他让我住到医院里来，也许是想与我联系得更紧密些，以便为这个谜团找出答案。

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成了我的临时住处，一张小床、一张简易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当。吴医生说，这是他上白班午休和上夜班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提供给我了。凑巧他这段时间不上夜班，所以夜里我可以独自享用这个空间。

我说过，这幢法式楼房里全铺着老式的地板，我在这小屋里哪怕轻轻地走动，地板也会发出咚咚声。不但如此，屋外的走廊上，包括不远处医生护士的值班室里，只要有人走动，我在这小屋里都能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如果距离稍稍近点，还能感到地板的轻微震动。

我突然想到，严永桥逃离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就是踩着这样的地板溜出去的，怎么没人发现呢？

吴医生正为我整理这小屋里的一些凌乱东西，听到我的疑问后，他说：“那天我没上夜班，听值班医生讲，他是趁医生查房打开了病区的铁门后溜出去的。从病区出来到楼外，根本不经过值班室这一段走廊。”

我哦了一声，想着这楼房的布局：进门后往右是医护人员值班室的走廊，往左是通向病区的小铁门，正中间是一道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的女病区。

“不过，”吴医生望着我，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精神病人逃出医院的事发生过不少次，生生死死也见了不少，但死后又出现的，还是第一次听说。要不是被你遇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当然，理论上说来，人绝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你遇到的严永桥是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起了在严永桥家里看见的遗像，他绝对就是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我知道吴医生心里其实也很困惑，但是，这一切现在确实无法解释，我只好点头同意吴医生的判断。我说：“但愿那是另一个人。”

这天晚上，第一次独自住在精神病院里，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有点莫名的紧张。吴医生回家去了，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我还不熟悉，也就没出去乱窜。躺在这小屋里的铁架床上，我想到了我家里的寂静，那个供我独自写作的居室现在应该是一片漆黑。我得离开它一段时间了，如果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再次登门，他会发现那里已暂时无人居住了。

我突然产生了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的念头。我知道电话就在我的写字台上，如果此时铃声大作，没人的屋里也可趁机热闹一下。

抱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在这医院的小屋里向家里拨通了电话。天啊，电话刚一拨通，就有人拿起了电话，我听见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喂，喂！”我冲口而出，“你是谁？”就在这一刹那，那端放下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