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建造房子原本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除了遮风避雨之外，防止外来的袭击应该也是它的功能之一。但是，这房子一旦出了什么与死人有关的事，它一下子会变得极不安全。

它的房顶啦、门啦、窗啦，总之每一个部分都变得让人生疑，甚至屋角的气味和从门缝中吹进来的风都让人直打冷战。

住在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里，我遥想我的住宅时就是这种感觉。尤其是我知道那个撞进我家的不速之客是一个已死于车祸的精神病人后，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几乎是不敢再回家门了。

当然，我最惦念的是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一沓稿纸，那里面记录了郭颖给我讲述的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故事。现在，我不得不中断下来了。

写作中断让人产生疑问，而疑问让人清醒。我突然感觉到，即使没有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来打扰我的写作，我仍没法结束那个十四年前的故事，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事情的结局。

关于医学院后山出现的怪事，女生宿舍的惊恐，发夹，卓然的精神分裂直至死亡，以及郭颖在走廊上遭遇的影子等等，它的谜底至今仍深藏不露。不然，郭颖也不会在出国前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我讲述她在大学时期的恐怖经历了。

职业写作的习惯让我抓住了这个故事，然而，当严永桥这个鬼魂似的人物让我中断写作以后，我下意识地感到我的写作与现实是否有什么联系，或者说，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的恐怖事件是否像藤蔓一样爬进了我正身处的这座精神病院之中。

这种莫名其妙的揣想纠缠着我。夜里，在住院楼外的林荫中散步时，花木的清香中也仿佛夹杂着某种药味，我觉得继续走下去就会被气味熏倒。我回到楼内，关上房门，走廊上的木地板又将深夜的脚步声夸张得很厉害，咚咚咚，仿佛医生或护士随时都在紧张地跑来跑去。

夜半时分，我让室内的台灯一直开着，这让我睡在床上踏实一些。门后挂着一件白大褂，这是我白天在病区明察暗访时的伪装。当然，只有吴医生知道我的身份，其余的医生、护士只是把我看成了一个无所用心的实习医生。

在这里已待了一周了，我相信那个已死去的严永桥不会再在这里出现，相反，他拎着黑雨伞再度敲响我的家门倒有可能。我无端地又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没人接。自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随手给家里打电话，有人拿起话筒“喂”了一声后，我就不能控制地一到夜里便拨几次电话回家，当然再也没出现过有人接听的情况。我清楚我是门窗紧锁后离开独居的住宅的，如果有人听电话，那只能是鬼。

天亮之前，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那就是把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的怪事搞清楚或许对解决眼前的恐怖事件有什么帮助。

第二天上午，阳光明亮，我在医院门口的磁卡电话亭拨通了郭颖的电话，在听到她声音的那一瞬，我有种魔幻的感觉。我在与地球的另一面通话，美国休斯敦大学，她深夜的寝室，她说她正准备睡觉。我突然有点嫉恨起她的舒适来，将一个没有结局的恐怖的故事丢给我之后，她倒无牵无挂地远走高飞了。我追问谜底，关于卓然的死，关于发夹，关于她自己的恐怖经历。她说她确实不知道，要我别再提这件事，不然她睡下后会做噩梦的。她提醒我，可以到医学院找找何教授，如果这些事后来有什么结果，他或许知道。

我想到了郭颖讲过的十四年前的情景，深夜的后山上，何教授孤坐在凉亭里，他在怀念他二十年前的恋人——那个开始叫卢萍后来在“文革”中又改名叫卢红的女生，那个温暖的生命后来变为了防空洞里的白骨，她的发夹和白骨遗留在一起，其传说在若干年后的后山上飘荡。还有，卓然精神分裂后，他去看望过她，作为心理学教授，他对其中的奥秘或许有什么洞察？

当天下午，我便乘车去医学院。在精神病院大门外我举手招呼出租车时，那车犹豫了一下才停下来。开车的是一个胖胖的小伙子，他的目光有点审视我的意味，我想一定是我背后这道精神病医院的大门让他对我有点狐疑。医学院在这个城市的东边，离这儿足足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我在车上慢慢盘算着，十四年前的何教授到今天应该快七十岁了，一定已退休在家。

除了上车时我说了句“到医学院”，此后我便一言不发地想心事。开车的小伙子没话找话地说：“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精神病院的病人不少吧？”

“其实，精神病与社会竞争没多大关系。”我侧着脸对他说，“主要还是基因的问题。”这个观点我是从吴医生那里听来的。他举例说，遇到同样一个挫折或打击，有的人坦然处之，有的人精神分裂，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基因排列不同。吴医生认为，如果哪一天科学能够准确地纠正排列有误的基因组合，那么精神病都能治好了。他认为科学能走到那一步，当然过程还会很漫长。

开车的小伙子似懂非懂地点头，看我的眼光也变得敬畏起来，他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有学问的医生了，我心里想笑。

在医学院大门口下了车，我便向门卫打听教师宿舍。门卫告诉我，穿过整个学院，从后门出去，有三幢楼的便是。

学院里已经放了暑假，蝉在繁盛的林木间嘶叫出空荡的安静。有一片林木升在半空，我知道那便是后山了。我不自觉地向它走近，没有看见山下防空洞的进出口，也许这历史的遗迹已被树叶草丛完全封闭了。我拾级而上，看见了有暗红色柱子的凉亭，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坐在那里看书。时间如水，我想起了十四年前发生在这里的离奇事件。我穿过树林，走上了一片斜坡，草丛在脚下磕磕绊绊的，有一瞬间，我甚至担心脚下会踢出一个发夹来。

后山背面是一道破败的围墙，围墙那边便是建工学院。我第一次发现，两所学院是在这里接壤的。站在山顶，我望见建工学院的操场上有人踢球。

门铃响后，一个瘦高个的老头给我开了门，他就是何教授。回忆了好一阵子，他才记起郭颖这个学生。“许多年不见了，一届一届的学生，都远走高飞了。”他有点感慨地说，“郭颖挺聪明的，是个做学问的人。几年前她来看望过我，说是要出国读博士去了，可那天我正在作一个学术报告，我们只在会议厅门边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唉，时间过得真快。”

何教授对郭颖委托我来看望他显然很高兴。他说他现在很清闲，六十八岁了，已退休在家，看看书，早晨还练太极拳。他问到郭颖在休斯敦的情况，我胡乱搪塞了几句。从屋内的情况来看，何教授似乎仍是单身一人居住。我忘了问郭颖关于何教授的家庭情况了，此刻也不便冒昧多问。

墙上的一幅油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画上是深远的夜空，有孤寂的星星，金黄色的，又大又亮，夜空下是白雪覆盖的山岭。整个画面给人一种非现实的感觉，像是一个童话。突然，我发现画面上两重起伏的山岭很像女性的***，优美的曲线仿佛还跳荡着某种大胆和羞怯，白雪覆盖像是润泽的肌肤，在金黄色的星光下呈现出一派圣洁。

“是一个画家朋友送我的。”何教授说。

我脱口而出，“这是你的构思，他替你完成的画？”

何教授略感惊诧，答非所问地说：“都一样，都一样，挂在家里嘛，总要是自己喜欢的画才行。”

我作此判断，来源于郭颖给我讲述的往事中曾透露出的何教授在“文革”时期的一段情感经历。三十多年前，他和他的一个女学生深深相爱，尽管突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的交往有所中断，但已成为红卫兵头儿的这个女生，军衣下掩藏的仍是一颗女孩子的芳心。据说，她是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之夜被对立派组织逮捕的，并且被秘密关进后山下面的防空洞，直至多年后成为一具白骨。

看见我非常欣赏这幅画，何教授像遇见知己似的，静坐在一旁抽起烟来，以便让我的感受在画上多停留一会儿。

我发现，这幅画是一个祭坛，一个秘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事情一定会是这样：那个叫卢萍的女生在大雪之夜与何教授在后山相会，在激情中她解开了自己的军棉大衣，第一次将雪白的胸脯袒露在星光下。他们都冻得发抖而肌肤灼热，不远处还响着对立派组织攻占校园的枪声。他们都没想到，这个雪夜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我不便再问什么，默默地点燃一支烟，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沉重。坐在藤椅上的何教授已经双鬓斑白，这是另一种时间之雪落在他的头发上。

“人老起来是很快的。”何教授叹息道，“你看郭颖这样的黄毛丫头，转眼已快是心理学博士了。”

我顺势说道：“可是，她对大二时发生的很多事，至今仍很困惑，读博士也解决不了自身的悬疑。比如她同班同学卓然的精神分裂，她就根本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