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何教授仰起脸想了一会儿，仿佛要把十四年前的事情拉到眼前来。“那一年是出了不少怪事，”他说，“但我认为是一种集体癔症。卓然说戴了来历不明的发夹后头痛，同寝室的女生便接受了这种暗示，于是郭颖的头也痛起来。尤其是卓然死后，她生前睡过的床铺、她说过的梦话等等东西，都会对同伴的精神产生牵引作用。”何教授语调平静，仿佛在讲一个心理学的例证。

“可是，那发夹确实很奇怪的，一会儿出现在后山，一会儿又出现在女生浴室的门外，到最后竟彻底消失了。”我追问道，表示我对这一系列事件非常了解。

“我知道，你是指那件传闻。”何教授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说，“那一年我在省外的一所大学参加了一个课题研究，回来后听说学院在清扫防空洞时发现了几具白骨，是十年前死于此地的红卫兵的遗骨。”何教授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但当时没听说还有一个什么发夹，很多年以后，学院里有了这种传闻，这是没有根据的。”

“但那发夹确实出现了，卓然戴过，郭颖也看见过……”

何教授打断了我的话，“这就是集体癔症，在一种特别的氛围下，一个普通的发夹也可能让人发疯。后山上不是也连着出了不少怪事吗，我看都与此有关。有一次，我就在半夜的后山上看见了一个黑影，那黑影在树上蠕动，这要是被郭颖她们看见，又会成为恐怖事件了。我却不信什么邪，站在树下叫道，谁在上面，再不下来我叫警察了！结果那黑影溜下树来了，原来是大二的学生吴晓舟，郭颖的同班同学。他跳下树来时还有一把刀子也掉在了地上。我厉声喝问他攀在树上干什么，还带着刀子。他一脸惊惶，结结巴巴地说是看了武侠，来这里体会体会。真是神经有毛病。后来听说他是已死去的女生卓然的恋人，我就理解他了。一定是相爱很深，神经受刺激后的一种反常行为。这没有什么，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精神健康，只要没发展为经常的病态，偶然出现异常还不能叫做病人。”

到底是心理学教授，对人的精神分析温和得多。而在精神病医生的眼中，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类笼罩在精神疾患的阴影中。

“可是，卓然的精神分裂还是挺蹊跷的。”我说。

“是啊，不可理喻。”何教授叹了一口气，“如果仅仅是发夹的传闻，不至于产生那样严重的后果。据说她那段时间一晚上要冲几次澡，这显然又是强迫症的表现。她死前我去看过她，怪可怜的。我不了解她的家族史，有没有遗传方面的原因也不知道。唉，卓然要是活着，现在也该三十多岁了，也许已做了母亲……”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何教授突然难过得说不下去，我想他也许是联想到了更早死去的卢萍。有人说过，少女之死是一根人类之纱的断掉。这根绝望的断纱从此无法接上，无法延续，从生物学上来说亦是对生命繁衍的毁灭。

自从去医学院见了何教授以后，我心里既踏实又恐惧。踏实的是，十四年前的故事至今未有谜底，那么，我中断写作也可以心安理得了；恐惧的是，既然发生在郭颖和卓然她们身上的恐怖经历可以永无解释，那么，我遭遇的不速之客和董枫遭遇的黑屋子人影，可能也无法破解了。世界上不是一直就存有各种各样的谜团吗？一个拿黑雨伞的幽灵来找过我，这个谜团不能破解对世界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前几天吉医生就讲过，他也遇到过无法解释的事。说是他几年前参加山区的巡回医疗，有天晚上住在一个偏僻小镇的旅馆里，当地无电，守旅馆的老太婆给了他一截蜡烛。当晚热得无法入睡，他就凑着烛光看书，一直到蜡烛燃完。当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当他摸黑出去找老太婆再要一支蜡烛时，才发现老太婆不在了，并且整个小木楼就住着他一人。第二天，镇卫生站接待他的人说，那是一座早已废弃的旅馆，更不会有什么老太婆在那里值守的。吉医生说，这个无法解释的经历让他做了一年多的噩梦。

今天，噩梦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吗？我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压得床架吱吱地响。吴医生的这间小屋本是他上夜班时休息用的，所以除了那个小书柜有点住宅气息外，其余的用具包括这张小床都是来自于病房的用品，这让我夜夜心里别扭。

天气闷热得很，我却不敢开窗睡觉，因为我怕听见精神病人的叫声或哭声。尤其是在朦朦胧胧之际，突然被那些声音惊醒时，心里要狂跳好一阵子。

看了看表，还不到夜里十二点，我不如起床到吴医生的办公室去聊聊天吧。他已开始上夜班了，也许正寂寞。我呢，既然放弃了在家的写作，那就在这里多深入一些吧，即使不能解开身边的疑团，也可积累一些写作素材。

走出小屋，尽管我轻手轻脚，走廊的地板还是一踩就响。底楼值班室的门大开着，我瞥见吉医生正用手托着他瘦削的下巴假寐。我没惊动他，径直走到楼梯口，上了二楼。护士值班室的门虚掩着，我听见董枫和小翟叽叽咕咕的说话声。吴医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室内宽敞，两面有窗，这是主任医生的优待。

我说：“还是你这里凉爽，下面闷死了。”

吴医生正在翻看一本砖头般厚的医学书籍，他的白大褂的衣袖挽得很高，两只结实的小臂压在办公桌上，其有力的姿态很像一个外科医生。

他说：“你要觉得这里凉爽，白天就到这里来看书吧，反正我上夜班，白天这里都空着的。”

我走到窗边，有一根很粗的树丫在窗口摇曳，风中带着湿气。我说要下雨了，这段时间老下夜雨，一下雨我便想那个叫严永桥的家伙会不会出现。这个提着黑雨伞的幽灵叫我既期待又害怕。吴医生拍了拍我的肩头，说不用害怕，他也正等着那个家伙再次出现呢。他说：“小时候怕走夜路，有人教我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想成是一个贼，这样，再黑暗的地方走起来都不怕了。下次你再怕鬼的时候，就把自己想成是一个鬼，你也就什么也不怕了。这叫以毒攻毒，哈哈，世界就这样。”

吴医生教我的这个方法还真是有效。半夜时分，我离开他的办公室，穿过走廊，走下楼梯，尽管暗黑中空无一人，我却感到无所畏惧。

我进了小屋，将台灯调到最微弱的亮度，然后上床睡觉。大雨已下了好一阵子了，但由于我没开窗，室内还是显得闷热。朦朦胧胧中，我听见雨点将窗户打得啪啪地响。翻了一个身，我又听，那窗户上的声音好像有点异样，怎么个异样说不清楚，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头。

我翻身下床，走到窗边，撩开窗帘向外张望。外面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窗玻璃像镜子一样映出我淡淡的面影。我将鼻子贴在玻璃上，与我的面影重叠在一起。突然那面影的五官抽搐了一下，我这才注意到两条毛虫似的粗眉毛。天啊！这哪是我的面影呢，显然是另一张脸正贴在窗玻璃上向里张望！我惊叫一声向后跳开，那玻璃上的面影也一闪便消失了。

由于退得太急，我被椅子一绊，跌倒在地上。那一瞬间，我记起了那个拎着黑雨伞的家伙，记起了他在山区的家里挂在堂屋里的遗像，记起了离他家不远的山坡上那一丘葬着他骨灰的土坟。是他！严永桥，这个逃出精神病院后被撞死在高速公路上的幽灵。那一夜大雨滂沱，他的躯体被车轮碾压得血肉模糊……

我感到嘴唇发麻，血液往脑门直冲。我大叫着拉开房门，冲到走廊上，“有人！我的窗外有人！”我当时忍了一下，没敢说那人是严永桥，因为那样说别人会认为我犯了神经病。

楼梯上一阵乱响，吴医生、董枫等医护人员也跑下楼来，我这才知道我刚才的呼叫有多大声。吉医生转身进值班室抓起一支手电筒，我们一群人便拥出了住院楼。

大雨打得我的眼睛都有点睁不开，全身很快湿透，我看见董枫的头发贴在了脸上。吴医生走在最前面，吉医生的手电筒已握在了他的手里，一道强光中有雨点横飞。

我们穿过花园，贴着墙根来到了我的窗外。电筒光在窗台外的地上一一搜索，一片水淋淋的青草，没有足迹。也许是被大雨冲刷掉了，也许那幽灵本来就不会留下足迹，谁知道？

吴医生一直没问我一句话，看来只有他知道我遇见谁了。他说我们到各处看看，手电光便引着我们向树丛中走去。这时，吉医生一个人已返身向住院楼跑去，并回头对我们说，他到病区看看。职业的警惕使他担心是否有病人跑了出来，但我心里知道，他的猜测错了。这时，一道闪电从树梢上闪过，我看见董枫的脸被惊吓得苍白。

回到住院楼时，我们全都成了落汤鸡。我心里感到抱歉，如果我不去窗口贴着玻璃张望，就不会有这番折腾了。但我转念一想，如果我没发现那张脸，如果我继续蒙头睡去，那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很有可能，当我被惊醒时，那张脸已出现在我的床边……

回到屋内，我大开着灯，没敢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