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怡微作家

我没有想到，我会在“山水堂”遇到小茂。那个地方被置换成江西菜馆前，是我们少年时期的乐园。如今的公园已经彻底转化成中年人跳舞的场所，算是上海奇景。全世界的公园、动物园，唯有中国是从早晨七点就开门，迎接各路阿姨爷叔们跳舞。无论他们的观众是自己，还是孔雀、河马、大象。

小情侣们不再逗留公园。我们的乐园，我和小茂，就这样彻底被湮没了。

公园中，再也看不到见证过我和小茂第一次亲吻的小学生了。彼时他们比我们还要兴奋。那些孩子，现在恐怕已经陆续变成了我们当过的那种纠结苦恼的高中生。这条放学路上，我们简直是看着他们从捧在手中的肉球一路疯长成少先队员。其实我一直很疑惑，那些孩子偷看我们时，不会被蚊子咬吗？那是多炎热的夏天，知了声嘶力竭。反正我那天亲完嘴回到家，腿上被咬了三十几个蚊子包。蚊子亲起人来，可比我和小茂要熟练多了。而往后我们的很多次，也都没有第一次那么耐心，任凭汗珠过境至对方面颊，一路免签。

再然后，热火朝天的夏日就被切断了。

我最后一次见小茂，我们大一。他刚做完手术，捧着一个抱枕，略微浮肿地坐在我对面。那时候，“山水堂”的所在还是一座红茶坊。大理石的桌面，放着一盏可以翻页，又能发出嘟嘟声的点单机。茶坊在我们心中，算是一个相对成人化的地方。软座沙发低矮，就好像塌了似的，小茂的膝盖刚好高过桌板，这令他的坐姿看起来很像篮球运动员。当然那是他所热爱的职业。凡是写到作文，《难忘的事》，他写篮球；《记一个有趣的人》，他写篮球队员；《记一件集体活动》，他写篮球队比赛。套不到篮球，他就什么都写不出。语文老师问他为什么写来写去只写一件事，他就抬头，嘴巴合不拢，尴尬成o形。额头上冒汗，沿着山水般起伏的面颊，流到脖颈、胸襟、肚皮……最后发出一个怪声：

“啊？”

即使刚经历大病痛，他也是高中时一样，愣愣地注视我，皮肤白得像棉花糖。可面对他，我还是有些怵，且暗自下决心，往后再也不要见他了。我快要搬家，从浦西到浦东，随母亲嫁过江，远得很，他又刚走过生死一线，都是一言难尽。最关键是，其实分手也就分手了，我总觉得背着男朋友去看他不太好。要不是他病了，我也不会和他见面。

他见我沉静了许久，忽然说：“这次我是偷跑出来的。妈妈不让我出门。”而后他就精神病一样地笑了。我只得问他为什么逃出来还捧一个抱枕，他答非所问，说：“小洁，我身上又多一道疤了。”

疼吗？我心想。“男人有疤好呀。”我却敷衍着答，假装他不过是经历一场伤风打喷嚏。“可是我以后不能再打篮球了。永远。”

哎。永远。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永远”。我们不太使用这些夸张的词。

但我觉得那个“永远”听起来挺摄人心魄，就像书里叫王若飞的那个人说一个什么词早就从他的字典里“抠”掉了，听起来像挖掉一颗坚硬的鼻屎一样疼痛。

小茂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我挺喜欢他，他也挺喜欢我。那时我们在新村附属的中学上学。他个子高，又一年四季穿着长裤。我甚至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残疾人，好像电影里的大兵，撩起裤腿，惊现一根钢铁支架。

他的确是我的钢铁侠。

有次我赶不及上课，一路飞奔，拐角处撞向他的胸脯，“砰”的一声闷响，邦邦硬。我眼冒金星，抬头望他，他淡定又不正经地说：“对不起郑小洁，我胸硬吧。”我心中默念一声“十三点”，头骨疼得要死，但很奇怪，我没想要他道歉。那年我们都初二，在学校里我不是漂亮起眼的女生，也没有被男孩子弹过胸罩带子，或往我的头发上扔难拔的苍耳。他是不起眼的男生，除了有一次因为跟同桌吵架，头上被浇了一碗白菜汤之外，从没引发过任何群体性关注。

但他用手“撩菜”的那个手势，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后来他上台做检查，说了一句摄人心魄的话：“虽然我揍了王某某，但这是因为他把汤倒在我的头上，是对我人格的‘wuru’。”他写不来“侮辱”两个字，自己读到那个高级的拼音时都哽咽了。

这是他第一次写作篮球以外的事，哽咽的那一句，真是催人泪下。我知道那个拼音，是因为他的检查后来被贴在走廊里。但我在心里原谅了他，我觉得绝对是那个皮大王的错。那个人简直就是上了发条的精神病，因为他有一次抓着我的胳膊说：“郑小洁！新买的袜子为什么有个洞！”“……哈哈哈你这个笨蛋，没有洞怎么穿啊！”

那个傻帽就像一个苍耳。我真怕老师怀疑他拉着我的胳膊就是早恋，我怎么能跟这样的人早恋啊！那才是对我的“wuru”。

自从那次撞击后，我和小茂多了眼神的交流。我每天清晨在他的桌肚里塞一听红茶，外包装是一个挺括的白色塑料袋。被他发现是我的那天，我刚结完账要走出超市，他笔挺地站在我面前，好像一堵墙似的，我差点又撞过去。他却敏捷地闪开了，指着胸口说：“疼啊。”

往后的每一个清晨，总是我给他买一听红茶，他给我买一罐可可，害我那一年的第一节课总是憋尿。

2008年，当美国正式拍摄大片《钢铁侠》时，我才想起小茂来。想起他对我说：“我不当你的钢铁侠了，我这里有一道疤。”他指指胸口，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将抱枕移开，从恤的圆领处扒开一尺距离，我见到了一个细腻的伤口。那时很多事都开始变得先进、面目全非。计算机从n86变成奔腾，照片不用洗，音乐可以download。开刀缝合也不必埋线，直接粘合。我还有点不习惯。最难是我们后来渐渐没有了共同语言。有一次他问我的偶像是谁，我说我的偶像是谢霆锋。我问他的偶像是谁，他说：我的偶像是成吉思汗。

说起来我这些年挺常想起小茂的。那天分手时，他还递给我一个巨大的礼品盒，我接过来，以为是什么扭转乾坤的礼物。打开后才知道，是五百多个塑料袋，曾经装过我送他的红茶、他送我的可可。每一只都只用过一次，非常挺括，折叠得整整齐齐，仿佛旧时图书馆的借书卡。

说实话，这些年我再没见过比这些塑料袋更像爱情的东西。但我在心里默默回答：“来不及了，因为我和另一个人，已经出去旅行过了。”那是一件比去茶坊要“高级”得多的事情，无法挽回。所以即使我面对那些整齐如熨烫过的白色塑料袋心如刀绞，我也必须让自己相信，我已经不爱小茂了。

离开他的这些日子里，我过得并不顺利。在有人追我的时候，也会大度地臆测一下小茂现在的女友，是不是好看、丰满，或者不巧，他爱上了一个河东狮。人过了十五岁，总要面对的，就是比薄情再多一点严酷的爱。但那也是爱。

我忽然想起了好多事，如我和小茂分手，好像是因为有一天我在相约的地方等不到他，发动了他的十几个朋友，就像他被拐卖一样找他，最后发现他在网吧。他对我大吼大叫，我也大吼大叫。我和阿杰分手，好像是因为我发觉他去学妹人人网上留言说自己病了，明天不能一起吃饭。

但他没有跟我说他病了，也没有说要和别的女生吃饭。于是我大吼大叫，他边打喷嚏，边大吼大叫……然后……再然后我吼过很多人，很多人吼我。如今我二十八岁了，觉得有点没意思了，又有一点觉得从前自己也的确有些精力充沛。我忽然发现高、富、帅，跳远、跑步、篮球男都不适合我了，一个人住久以后忽然认定会修马桶、捞下水道头发、重装保险丝、设定路由器的男人最最美妙……我曾经在飞往香港的航班上，遇到一次雷暴后的迫降。我看到窗外电闪雷鸣，耳旁却听不见任何恐怖的声音。我隐隐觉得死神就在我身边了，在起舞，或是死亡的某一个开场程序。我就好像上海动物园里被迫欣赏老阿姨跳《英雄赞歌》的一只孔雀、河马或大象，被迫想到死亡与风险。

小茂的身体在被修补时，也许跟我看到的机舱外绚丽雷暴的画面差不多吧。那么静，那么血腥，那么迫人。其实身体的病痛、婚姻的风险在那一刹那都变得轻盈。

因而当我再度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和一个女孩子蜷在“山水堂”的角落时，心脏顷刻间被击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们的四条腿，那么近地靠在一起。我犹豫了半秒，要不要上前寒暄。毕竟与上一次，相隔了整八年。

小茂和那个女孩，缩在“山水堂”的角落里，仿佛是在注视ipad上某种需要凝神操作的程序，这样的倚靠与分享的动作令我感到陌生。小茂的手指在触屏上摩挲，有时他移来，有时她移去。看起来是那么正经，似乎也不讲什么深情。

他胖了，肩膀依然很宽阔，但积了一些肉，不那么钢铁了。可能是缺乏运动的关系。他已经“永远”不能运动。永远有什么好。

我自己没有ipad，随身碟的容积超过128m后，我与小茂就分开了。所以我们很少像他们这样共同注视一种事物，除了合抄作业。

“好久不见，黄小茂。我刚从香港出差回来。真巧在这里遇到你。”我硬撑着血脉贲张的身体向他走去。

小茂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惶恐，嘴巴张成o形，但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从他微胖的脸颊上，并没有“读取”到爱，也没有恨，也没有遗忘，而是一种读取失败。他像一个空白的文档，愕然面对我，以至于我要想方设法地注释、忏悔，才能看到这些年我们各自的变迁。

“这里都变成饭馆了。呵呵。我是来……谈点事。忽然看到你。那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吃。”我又补充道。

其实我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子的面孔。她自始至终没有抬头看我，我也看不到她。倒是小茂的过度沉默让我有些尴尬。我们对视了几秒钟后，我终于还是决定见好就收——既然他也没有恶言相向，如同后来我遇到过的许多人那样。

他们应该很快会结婚吧——转身时我忽然想。那也挺好，比我好。小茂看起来真不错，没有暴毙，也没有孱弱。小茂是一个多好的人。他还记得这里，会带女朋友来。他一点都没有变，三伏天还穿着长裤。永远不运动后，他至少没有抛弃玩游戏的本性，替女友如痴如醉地打着游戏。

我的蓝屏手机中，贪吃蛇永远停留在他打的那关没有突破。这个手机如今还睡在我的抽屉里，死尸一样。

而当我终于被一阵夺命call催到包间坐定时，已经全然没有先前的纠结、感伤与凌乱。我忽然意识到，小茂也可能会忘记我。永远地忘记我——像忘记腿上蚊子包的原址。

“郑小姐，迟到可真不是个好习惯哦。”

对方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年纪的人，是我母亲说的“典型张江男”，单纯、聪明、有钱、好管理，父母都是公务员。“这个多好，你还想要怎样的人？”她每次都这么说，带着某种悲情的绝望。

钢铁侠。我心里回答。冒着满脸的汗，像头上被倒了一碗热汤、受到了“wuru”一般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