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格：一般都在168米以上，看的书少一些，用的化妆品多一些，说话的声音柔一些，穿的裙子短一些。

靓女的问题在于其功能最好不要在内部使用，如果用靓女做任何公司内部管理都是风险比较大的，特别是对中年男性ceo之类的管理人员，更要格外小心。比如使用靓女为总经理秘书或助手，其“靓”就会攻内不攻外，经常在公司内部引起纠纷，给公司带来损失。有的私人老板在用了靓女秘书之后，众叛亲离，最后只好娶了靓女，丢了半壁江山。

靓女的使用寿命非常短，如果在财务报表上呈现靓女的价值，肯定是在低质易耗一栏中。

类别：搅屎棍

规格：长不到160米，基本上是圆形的，话特别多，闲事管得特别多，零食吃得特别多，厕所里聊得特别长。

使用方法：搅屎棍是煽动力和沟通能力非常强的人，喜欢在办公室里搞点政治，ceo可以有限使用。搅屎棍的信息非常多，是个一流的包打听，谁在偷偷上人才网，谁说了对公司不满的话，连谁吃什么避孕药她都知道。搅屎棍对刚刚上任的新老板就有用。

搅屎棍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她提供的信息质量很低，大部分是道听途说，甚至自己瞎编的，这类信息只有参考价值；二是如果管理人员不能有效地使用搅屎棍，她会因此煽动雇员闹革命，充当工会主席的角色，这也是非常烦人的。

搅屎棍用完了就一定要扔掉，不能留。有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在自己公司里雇用搅屎棍，他们会请外面的搅屎棍，这些人的学名叫管理咨询人员。他们到一个公司，上上下下打听个遍，谁跟谁跟谁跟谁，都弄得非常清楚。然后把工作报告（就是小报告）给新上任的ceo，再出点鬼点子，就完事走人了。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32期）

不用说，这是ilook和《乐》改组时候的感想。ilook原来有一个搅屎棍，话特别多，特别爱管闲事，非常喜欢挑拨是非，总是给我很多小道消息，我也被搞糊涂了。把这个搅屎棍请走之后我们就安静多了。《乐》原来有个靓女，坚持要做中、英文对照的内容。我问为什么，她说：“反正有英文就显得档次高一些。”我再问她读不读英文，她说不读。我鼻子都快气歪了，狠狠地说：“那就说明你没档次，是吗？”我实在不明白怎么到今天还有这种崇洋媚外的毛病，我以为这是80年代的传染病，现在已经不流行了。靓女后来也走了。

矮望图死逼克english

早就该让北京人每人说100句英文了，特别是郊区。要不然一开奥运，不知道有多少外国旅游者会因为找不着路对中国不满。我就深有感触。比如吧，我和老外去门头沟找法海寺。明明是老外眼拙，把车停在一个写着“法海寺左拐”的牌子下，非下车问大爷法海寺怎么走，大爷笑嘻嘻地看他半天，什么话也不说。老外又使劲问了几遍，大爷乐呵呵地摇头说：“哈喽，矮东弄。”

这时候老外一抬头，看见那块牌子，气就上来了。“为什么他不告诉我法海寺在哪儿？”老外气冲冲地上了车，横冲直撞地开到法海寺门口，花了两个钟头把法海寺看了个透，还用一个自带的手电筒照了半天壁画，一边看一边说，古代中国人怎么怎么有文化，言外之意，现在的中国人没文化。我在旁边一言不发，撮火。

进城路上，老外终于开始全面对老头的“矮东弄”事件开始发表言论：“你说，这个老头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外国人，他排外？”“不会吧，”我说，“排外的中国人不说‘矮东弄’，他们就说‘弄’。”这是第一个回合。

“那就是他是文盲，他看不懂他头上的牌子上面写的字。”老外的脸上堆满了阴笑，“我真奇怪，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有文盲。这在美国绝对不可能的，能想象曼哈顿旁边有文盲吗？”“你说什么哪？”我也皮笑肉不笑地从牙缝里说，“曼哈顿区以外全是移民，没一个识字儿的。”这就算二比零，老外沉默了一会儿，开始第三次进攻。“有没有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法海寺在哪儿？”他狡猾地问。“你什么意思？”我很警惕地反问。

“现在的中国人真不注意自己的传统，这个老头住在法海寺旁边，但从来不去。我保证他去过麦当劳，但是没去过法海寺。”

老头我不敢保证，但我有点怀疑门头沟的中学生们可能是这样的。老外说到我的痛处了，只有大声嚷嚷地反攻：“就因为这老头不说洋文，所以中国人要不然是排外，要不然是文盲，要不然是没文化？”老外也不让人，呱呱呱开始用洋文和我吵架，一个好好的周末就这么给毁了。

所以我特别赞成全北京的公民在奥运之前每人说100句英文，这里特别奉献几句能指路，又能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特色的英文句子：

法海寺以自文丝某克啊微富浪木黑二法海寺离这儿只有一袋烟的工夫。

法海寺以自啊扑腰啊自法海寺就在你屁股后面。

谢谢！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35期）

这里面的老外就是琼，这就是我认为我们无法生活在一起的原因，天天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争论得天翻地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左翼欧洲知识分子，对所有商务的东西都持批判态度，这篇文章纯属于气出来的。

廖文

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是廖文教出来的，在我眼里，她和晓雪一样，是一个中国女人中的例外。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女学系——women’ssudy，在中国女学的概念经常和女权混杂在一起，让很多人认为女学就是女权，这是非常错误的。廖文是我认识的唯一能够交流的女学家，对女人的历史，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非常有研究，我特别喜欢她的对比研究，永远在两个文化中把参照点找得非常准，我非常佩服这个有学问的女人。我也见过其他的和妇女有关的人，都不如她。学院派的女学家太学术，说的话我听不懂；妇女机构的人更关注赚钱，给我的印象是“三八”要下海，而且有点要哪吒闹海的感觉。总之，我个人认为多几个廖文这样的女学家对中国女性没坏处。

1998年那会儿，廖文还没有结婚，只是有个十几年的老相好，就是老栗。廖文自己的家我很喜欢。这是一个不大的两居室，一进门就是一个餐桌，餐桌后面的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透明玻璃瓶子，瓶子里面有各种可以用来沏茶的干花，她把最大的一间房间留出来做书房，那里有她写东西所需要的全部，电脑、扫描仪、打印机，地上有一块旧地毯，上面有几个舒服的靠垫。她书房的整个一面墙上都是书，这可能是她全部财富的重要部分，而每本里面都会有一些小纸条，她都用过。我也有一墙书，但是大多我都还没看过。她是个自由撰稿人，靠写东西为生，这其实是我上大学时候的理想生活方式，做个不慌不忙、不穷不富、有学问又有情调的女作家。她的状态让我永远想起一首leonardcohen的歌，叫《苏珊》。歌词如下：

苏珊把你带到她河边的地方

你可以听到船的声音

你可以在她身边度过夜晚

你知道她有时候神神道道

但这正是你要的

她会喂你茶和橙子

都是远道从中国来的

而正当你想告诉她

你没有爱情献给她

她会让你踏上她的频道

她让河流回答你

你永远是她的情人

你要与她远行

你要盲目地随着她

你知道她相信你

因为你的思想

已经抚摸过她完美的身体

我总是有个感觉，廖文就是她男人的苏珊，她有点仙气。我每次在她家就是喝着茶，剥着橙子，听她讲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和艺术家的故事。我闲着的时候容易心血来潮要干事情，而和廖文聊多了，我就突发性地有个冲动，要把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中国普及。而特别巧的是我刚刚结识的大地公司的总经理马惠东，他已经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而且想把事情做更大，我们几个一拍即合，都在大地当代艺术博物馆任了职，廖文当策划人，我当了董事。

我们办过三个画展，《两性之间》、《芬苯乙烯》和《艳俗》。主要的工作都是廖文或者栗宪庭做的，钱是大地公司出的，我的角色是最丑陋的“账房先生”。其实我最不会管钱，我们公司里没人敢让我管钱，沈老师，我们公司的内务总管，一般不把我问个底掉，绝对不支给我现金。我们两个在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为后来廖文去了纽约一年不理我打下了基础。

其实我没有和廖文拌嘴，而是跟她老公吵了一架。老栗是个非常有才华的艺术评论家，他的评论造就了几批中国艺术家，可以说今天中国艺术在国际上如此站得住脚和老栗的文章有直接关系。我看过他写的东西，而且好像还翻译过一篇，有点意识流的感觉，但是比其他我所看过的评论思路要清晰得多，没有太多要我查字典的词汇。他有一个特别牛的本事，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一个中国艺术现象，把根本没有系统的东西归纳出一个流派。看了他的评论，不懂艺术、不懂中国的人都会明白道：“噢，这就是政治pop，泼皮是这么回事。”而其他的评论经常会让人一头雾水，读者只能甘拜下风地承认：“我俗，我怎么能懂艺术。”曾经有个外国人形容老栗是中国艺术家的教父，廖文和老栗好像都对这个称呼反感，不爱听，我个人认为挺确切。任何行当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教父类人物出现，比如华尔街就曾经有摩根。教父和ceo都是权威人物，但是教父更牛。一个ceo的权威是寄托在一个机构上面，机构没有了，ceo的权威也就消失了，但是教父的权威是无形的，是精神的东西，无处不有，完全靠个人魅力。

当教父的人就有教父的习惯和脾气，我和老栗拌嘴就是因为我在印刷《芬》的画册时候做了点妥协，把有可能有争议的东西回避了一下，然后又雪上加霜地拒付印刷费，因为有些图片的颜色走偏了。《芬》还没缓过来，我们又开始《艳俗》，这回我差点和大地的人吵架，主要是因为大地派两辆车到北京拉人参加展览的开幕式，我坚决要求他们拉大学生，特别是艺术院校的，这是我做所有这些事情最根本的理由，可是大地最后决定只派两个大巴士，把北京有头有脸的艺术家拉过去，开幕式变成了艺术家派对。开幕式那天我没什么情绪，自己坐在展厅门口卖画册，来了一个男的，浑身的动感都在说“我牛x，我牛x”。走到我面前随手拿了一本画册，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跟他收款，他从牙缝里蹦出来几句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xxx，还要付钱吗？”我这才知道他是xxx，是参展的艺术家，应该有一个免费画册。我当然不敢收钱，给了他一本画册，不用说，他转头就走，这种大艺术家怎么会跟前台卖书的道谢。其无礼和傲慢是我在中国大腕身上都没有见过的。就在那一天那一刻，我恍然意识到这个画画的把自己当歌星卖了，而我刚开始办画展的理想主义像气泡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艳俗》之后，廖文就和老栗去纽约了，我从其他朋友那频频听到他们的消息，但是她从来没有和我直接联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与老栗拌嘴难为了她。可是回来以后又和以前一样来往，只是没有那么频繁了，我也是办杂志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想起闲着的日子非常留恋，想朋友，想这种随着性情走的日子，但愿将来还会有，我会更加珍惜。

网状思维的晃

廖文文

为洪晃的自传凑数。洪晃打电话说要出自传，一听直咋舌：才40岁就出自传，虽说与当下的自我包装拍卖时尚很合拍，但颇有些佯装大尾巴狼的味道，与洪晃平日里张口闭口“你大爷”的风格大相径庭，再说，才40岁就卖自传，老了还能卖什么？接下来听说是要为她的自传凑数，随便写，不拆封，骂也行，十分诚恳，一如她每每有求于人的口气，心中不禁暗笑：原来骨子里依然是狡猾加泼皮，这恰是我喜欢洪晃的基本点，自然应诺。又想：洪晃周围的朋友大约有一些人要不得安宁了。

初次见洪晃，大约是很多年以前，大约是一个与老外有关的场所，有人很程式化地介绍，我们很程式化地点头，几乎连话也没说过。洪晃的模样倒是很有印象：狡黠的小眼，刻薄的片嘴，偏偏配上有点儿性感甚至有点儿朴素的圆鼻子，很幽默。还有，洪晃的身材好，匀称，是男人女人都喜欢的那种。

真正认识洪晃，是几年前的一个春节，大年三十，难得的我一个人，难得的清静。一个好心加热心的朋友李冀偏偏怕我寂寞，硬要拉去洪晃家吃晚饭，还特别说是去她妈妈家。与洪晃几乎形同陌路，本来就发怵，又听说她妈妈是个朱门美人，“朱门”“美人”都是从小就怕的，更是心生恐惧。李冀说，她妈妈只有洪晃这么一个女儿，逢年过节洪晃一定要陪她妈妈，可又舍不下朋友，于是就把朋友约去她妈妈家一起热闹，再说，吃过年饭，她妈妈一睡觉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听是“孝女”，我的心已软，最后一句“你和洪晃肯定合得来”的热话一出口，便彻底动摇了。按图索骥找到史家胡同51号院，果然是朱门，保存完好的老四合院，现在已经不多见了。随着开门人穿行院中，庭院深深，雕梁画栋，红灯高悬，疑是一脚踏进了半个世纪前的故人家。走到最后一进院子的堂屋前，又随着开门人跨到屋里，豁然开阔，温暖融融，灯火通明，仿佛被人一下子推到了戏台上，来不及适应，隐约觉得有几个人靠在沙发里，发木时刻，一声“廖文呀，好久不见啦”的幕后叫板，洪晃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来，完全像是救场。“看见我妈了吗”，洪晃往对面一指，我定睛一看：沙发里依偎着的美人妈妈，淡淡的，软软的，远远的，果然是美人，风韵犹存。回过神来和美人妈妈见过礼，这也才看清了，周围沙发里是一些穿戴整齐、彬彬有礼的中青年男人，身子微欠着，嘴角微翘着，正和美人妈妈聊天，很松散很舒服的样子。天哪，好好的一出“众星捧月”，被我呆头呆脑一脚错登台，被洪晃大声大气一通乱救场，彻底给搅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