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伊拉克人的生存哲学。对他们来说，恐怖袭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跟老婆孩子道别时，心里都清楚，也许今天就回不来了。每一个伊拉克人，都随时随地身处险境，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丧生。面对爆炸和恐怖袭击的伊拉克人，无处可逃，听天由命，只能以坚韧的心灵去适应和承受。

我曾问过翻译阿里：“你们伊拉克人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是安全。但是他的答案却是，工作。常年动荡的伊拉克，失业率出奇的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把工作摆在第一位。而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赚钱、要养家糊口，意味着特别现实而急迫的生存问题。

原来，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如影随形的危险，也不过是身后投射下的浓重黑影而已。

5阿布，我的伊拉克兄弟

阔别十年，再次见到阿布这位老朋友，格外期待与欣喜。我特别想冲上去，再跟他来一个阿拉伯式的紧紧拥抱，既是出于我和他的个人情谊，也是向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烽火岁月致意。我们大概都没有想到，这段友情会因为一些小事，破裂成遗憾的碎片。

这次到达伊拉克前，我们通过电话，阿布带着他儿子早早到了饭店等我。当我第一眼见到阿布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和我同岁的阿布老得这么快，十年前他只是轻微谢顶，如今头上却已“寸草不生”，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健壮，块头还在，却消瘦了不少，更显得皮肤松弛，耷拉在脸上和胳膊上。

阿布老了！我很感慨，而他的大儿子艾哈迈德，十年前是个清瘦少年，如今竟长得比他爸爸还胖，成了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伊拉克男人。

我们都为这次重逢而高兴。阿布问我，这次来伊拉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做。其实在来之前，报道组联系了美联社同行，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也推荐了一些当地向导和翻译，但我知道阿布很想和我们一起工作，也挣点家用，就跟他说：“这次我不是团队领导，我说了不算。但我也很想跟你合作，我会向领队强烈建议的。”其实，我已经向领队潘林华推荐过阿布，心里是有数的。

阿布拍着胸脯说：“水，我是你的朋友，十年里我天天都盼着再跟你见面。现在伊拉克不太安全，哪怕不给一分钱，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和我儿子天天给你做保镖。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帮到你们。”话里洋溢着情义和热忱，让我感觉很温暖。

但是，话语温暖并不代表事情顺利，领队潘林华告诉我，报道组找的司机，连人带车，一天是200到300美元，可阿布给我开出的价格却是500美元一天。他很积极地说：“我想让我儿子见识一下你们工作的情况，他开车，我陪着，你给一份钱就行。”

我拍不了这个板，只能告诉他，报道组出差有经费预算，台里报销有很多规定，好说歹说，最后很诚恳地说：“阿布，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个人可以支援你，但工作上得分清楚。我们领队事先有安排，该租的车也都租了，各项工作的人也有，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也不勉强。”话里的意思是，伙计，你的确很能干，但并非独一无二。

阿布考虑了一阵子，还是答应了。我跟他协商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大约一个月，我跟你按天计酬。过几天我们要去提克里特，那里挺危险的，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申请额外的酬劳。如果你联系到了特别难找的采访对象，我再跟领队说，给你发奖金。”

阿布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你给不给钱，提克里特我都要去，作为朋友，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阿布的能干，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打折。他帮我们找到了当年共和国卫队负责巴格达的城防司令，找到了一个萨达姆敢死队的上校，还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伊尔默克医院的一名大夫。美军刚攻打伊拉克时，那个医院交火最为激烈，收治了很多受伤的平民。当我们在提克里特遇到危险时，也是他挺身而出，给大长老打电话，解救我们于危难之中。事后我专门跟潘林华商量，那天的酬劳给他算400美元。虽然我们的雇佣价格，相比西方媒体并不算高，但是相对于伊拉克的平均收入，已经很不错了。整个合作过程，至少在我看来，算得上愉快和谐。

采访中途，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十年前，我们去过阿布家，也曾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很多观众对他还有印象。这次重返，不妨再去阿布家采访一下，问问他十年来的经历和变化，战争对人的影响，时间对人的塑造，这是个鲜活的例子，也是时代的缩影。我把这想法一说，阿布很高兴，连忙招呼我们说：“来，都来我家，我请你们吃巴格达烤鱼！”

正好，报道组预定采访那位巴格达的城防司令，这个人在萨达姆统治时代是个将军，虽然没有被抓起来审判，但如果在公开场合走动的话，个人安全会有问题，所以，他不能到饭店来见我们。于是阿布建议说：“我把他约到我家吧！”我一听，这个主意好，立马就敲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七八人，浩浩荡荡驶向巴格达郊区，沿着底格里斯河边的一条路，经过好几个检查站，来到我称之为逊尼派三角村的部落村庄。它处于底格里斯的三角地带，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椰枣树，一条小公路，下个坡，就是几家院子。阿布说，那几家全是他亲戚，这种鸡犬相闻的景象，让我想起传统的中国农村。

阿布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收拾得整洁了些，连着房子有一层平台，放着几张长条凳，下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有秋千，还种了些柠檬树、苹果树。

我们进了院子，阿布和他家人热情地迎出来，他的老母亲今年85岁，嘴里叼着烟，看着我们不停地乐。阿布有五个孩子，除了大儿子艾哈迈德，还有三个女儿，一个小儿子。阿布以前说他有两个老婆，其实只有一个，另一个从未正式结婚，只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分开了。很多人以为穆斯林可以娶4个老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教义如此规定，但娶妻责任重大，一般人根本娶不起。阿布的妻子看上去比十年前还要年轻，我调侃阿布说：“你是不是换媳妇了？怎么这次见面，又年轻又漂亮？”阿布嘿嘿地笑着。

一进院子，我就看到了曾经的汽油发电机。阿布激动地说：“水，这发电机之前我一直不敢用，随时准备着你们回来还要用的，后来战争爆发，我们这一带全都停电。大夏天我老婆生孩子，家里没电，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就自作主张用了，它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

这些年我跟阿布合作，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他的镜头感，他跟我说话时，一旁有摄像机在拍，他立刻就能对着镜头用他那点中文激情澎湃：“谢谢ccv，ccv牛！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那天，我们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在客厅席地而坐，吃着十年前还是奢侈食物的新鲜巴格达烤鱼。阿布穿着一件淡米色的西服，配条彩色的领带，兴奋得像过节一般，很亮眼地晃来晃去，里外张罗，挨个给我们端茶。饭后，我们在阿布家采访了城防司令，然后在院子里摆上两杯茶，我就跟阿布聊开了。

阿布所经历的战争，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伊拉克人并无二致。他说，战争爆发时，村里很多人拿起武器到村头抵抗入侵的美军，发生了激烈战斗。2000多村民，死了200多人。他虽然没有参与，但夜夜不能寐。后来，美军占领了这里，他的生活一度非常拮据，只能带着全家去叙利亚投奔亲戚，待了一段时间，因不适应异乡漂泊和种种歧视，又回到了伊拉克。

这么多年，阿布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维生。每年10月，他会帮法国的一家展览公司，制作在伊拉克大型国际展的展厅，从搭建、布置到筹划，都归他负责。一年干这么一单，能养他全家大半年。其余时间，他零零散散地打短工，也曾跑到越南和印度做些生意，总的来说，十年来，他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起色。

交谈中，他指着自家两层小楼上加盖的第三层，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的大儿子长大了，在伊拉克，男人25岁也该成家了，他连媳妇都没有，我要对他负责，让他将来娶了媳妇有地方住。”

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好点的工作？他有些沮丧：“我50岁了，战后到哪儿找工作都碰壁，人家要么嫌我岁数大，要么嫌我没专业。伊拉克现在很腐败，没路子，不塞红包，门儿都没有。”阿布是上过学的，据他自己说，他是博士，身边的人也真的管他叫docorsammir（萨米尔博士）。他的真名叫sammirahmedghibri（萨米尔·艾哈迈德·基布利），但他习惯自称abuahmed，意思是艾哈迈德他爹。我为了方便，也就一直叫他阿布。

采访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战争给阿布留下的心理创伤。他以前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他自称崇拜本·拉登，但阿布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分子。但现在，他总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急需释放。他经常痛斥伊拉克政府，逊尼派的他，很难接受什叶派的马利基一干人执政，常愤愤地说：“那些人都是任人唯亲，从上至下，一水儿全是什叶派，全是流氓无赖。我们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居然是个白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有一次我们经过检查站，检查的军警要护照，他直接跟我说：“水，把护照给他，反正这帮傻帽也看不懂。”还学着用中文“我靠”之类的话骂军警。军警问他，你说什么？他也就扯淡说：“中国话，是‘你好’的意思。”离开时，他还指着那个军警说：“水，刚才他把护照倒着看，他根本不识字。你看，这就是伊拉克，这帮弱智管理着我们。”

经历了战争的阿布变得很念旧，每每和他一起聊天，回忆起从前，我也觉得很怀念。他那时帮了我们太多，无论是街头采访，进入刚爆炸的司法部，还是通过安检很严的检查站，阿布都一马当先。有时他甚至不需要用钱开道，只是和警察、大兵拉几句家常，扯扯亲戚老乡关系，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拍摄机会。我好奇地问他：“如果是恐怖分子呢，也这么容易过吗？”他翻翻白眼说：“是啊，塞100美元，使个眼色就让过了。”

所以，说我们是换过命的交情，一点也不夸张。那次去他家，我拿了100美元给他的小女儿玛利亚。这个原本很怕生的小女孩，后来跟我们编导李冰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她家后，玛利亚哭了。阿布说她天天问，大姐姐在哪里？她什么时候再来？李冰也老想着那女孩，碰见阿布就问，玛利亚怎么样？

那天阿布特别高兴，在家里翻箱倒柜，要给我们送礼物。他知道我爱抽阿拉伯水烟，拿了个100年前阿拉伯古董水烟给我，我死活不肯要。我说：“阿布，这是你的传家宝，千万别给我。”他塞了几次，没成功，又拿了家里一个阿拉伯古董瓶子送我，还放话说：“你要是不要，就是侮辱我。”我只能说着“行行行”收下了。那时，他滚烫的真诚，让我认定了这个铁哥们。

但阿布也有他的忧虑，他最担心的是他大儿子的前途和未来。有一次，他突然夸我说：“水，在我眼里，你就是中国的大总统。”我吓了一跳，连忙摇头：“千万别这么说，我在中国是有点名气，那是因为做电视，混了个脸熟。”

他也摇着头说：“no！no！no！我碰到中国人，一提你的名字他们都如雷贯耳，你比总统还厉害。”我不知怎么跟他解释，只能不停说：“不是，真的不是。”

客气了半天，他突然话锋一转：“你能不能让我到你们伊拉克记者站工作？我可以给你们当制片。”我有些尴尬，只能说：“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在电视台没有一官半职，但我可以为你推荐，如果伊拉克记者站缺人，我一定强烈推荐你。”

过了两天，阿布又问我：“水，我就不去你们记者站了，你能不能跟密斯特盖说一下，让艾哈迈德到你们记者站？他将来还要成家立业。”

他所说的密斯特盖，正是我们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1998年我们一起到伊拉克时，阿布见过他。这次去阿布家时，他还把我们当年在巴格达采访的照片拿出来，用一块塑料布一层一层精心包裹着，有些彩色照片已经发蓝发绿了。他指着照片问我：“密斯特盖现在干什么？”我说：“密斯特盖，大官，我的boss的boss。”于是他就记住了。

对下一代未来的担忧，时刻萦绕在阿布的心头，为此他不止一次冲我发牢骚。他问我：“水，我是你们中央电视台在巴格达的第一任经理，对吗？”

我有些哭笑不得，“阿布，那是我封你的，未经组织认可，非官方的。对，1998年我在拉希德饭店停车场碰到你，你开始帮我们工作，这些年你当然是第一个了。但是这个经理，电视台可不承认。”

他有些生气，“每次你们来，我都为你们电视台做了很多贡献，冒着生命危险帮你们工作，你们建记者站时为什么不找我呢？”

我无奈地回答：“那时人家上哪儿找你去呢？”

他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就应该用我，为什么不行？你看你们找的工作人员，这个那个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我是老前辈。”

对于他的愤怒，我很理解，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帮他转过弯来。我只是个记者、主持人，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设记者站，找什么人做伊方雇员，无须跟我商量。但阿布不管那么多，他总觉得水均益是很厉害的人，怎么搞不定这些事呢。这些别扭的情绪，为我们之后的争吵埋下了伏笔。

我隐隐约约觉得，阿布情绪不好，但我没想到，这段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友情，会以那样的方式结束。拍摄结束前三五天，他突然催我说：“你们快走了，是不是跟你们领导说一下，把我之前工作的钱结一下？”

我当然说没问题，之前他工作的天数，一直由我们的一位编辑夏特在记录，我就根据这个记录，一笔一笔给他算工钱。其实我最不善于算账，但阿布是我叫来的，我就要负责到底。算完之后，按我们当时说好的250美元一天，把工钱付给了他。

当时阿布什么也没说，签字拿钱就走了。到了傍晚6点，我正在同事的房间谈工作，阿布带着儿子突然出现在门口。他铁青着脸，眼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凶狠的光，他说：“水，我要跟你谈谈。”

我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就让他到我的房间里说。他带着很强烈的感情，一字一句地说：“我非常非常伤心，非常非常遗憾，一路往家走时，一直在想，我这次见到你，给中央电视台做事，和你合作，是一个错误。”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问他：“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说：“我觉得你没有公正地对待我。去提克里特时，你们给其他司机都是1000美元，只给了我400美元。”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一下子蒙了，他接着说：“你给我算的钱也不对，你当时跟我说的按一个月算，现在连20天都不到。”

我有些急了，“这事可不对，当时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按天结算。”

阿布坚持说：“不对，你当时说的就是一个月。”

我有些恼了，拿出手机来一天天跟他算，说：“我们订好了机票，一共只待25天，怎么可能跟你算一个月的钱呢？”他看着我拿出工作记录来，也不说话了，但是依然很愤怒，不愿改口，情绪很激动地用英语和我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