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央视因为下面各单位违规用人，频频被人起诉，吃官司，再加上国家出台《劳动法》，为了规避这类不必要的风险，于是全台采取措施清理各个部门各个栏目不合规范雇用的人员，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其实，在我看来，这完全是由于央视发展的速度太快，而用工制度和机制相对滞后所造成的。在这之前，央视的员工有很多种，有正式职工，像我这样的；有台聘的，电视台以一级单位来聘用你；还有所谓的企聘，跟央视有关系的，或央视下属的一些企业，来聘用你，再把你借调给央视做记者编辑；还有部聘，就是一个部门，比如新闻评论部，自己有个人事的小档案，把你聘了，自己给你发工资；还有所谓的“黑工”，很多热血青年和对电视有识之士，甘愿舍家抛业，不图任何东西，就要从事电视这个工作。还有一批流水般不断在换的实习人员。

如此混乱的用人制度，自然会给央视这样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带来很大的麻烦。以前在央视干过的员工，离开后反过来起诉央视，说你当时没有按国家的《劳动合同法》来给我付报酬，买保险，央视作为一级法人代表，应该赔偿。人家还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拿出来展示，所以央视输了官司。经历了这次之后，央视痛下决心干脆裁人，终止这种不合规范的用人方法，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但是对于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正在电视台打拼的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来说，却太过突然和无情。

我们正酝酿着准备全部搬进“大裤衩”（央视新大楼）。前不久，我们被分期分批地组织到这个新大楼去学习。因为这栋大楼太大也太复杂，机关重重，据说光电梯就有将近100部。大楼里各种各样的门，为了防火防盗，很多门是单向的，出去了就没办法再回来。据说已经出现有人被困到楼里面，出不来呼救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相关部门决定，对全台人员进行一次非常系统的、细致入微的搬新台培训。

我们被告知，央视新大楼创造许多世界第一、第二。比如，大楼建筑用钢材量仅次于美国的五角大楼，是世界第二。还有，这栋大楼的网络宽带速度是八亿兆。当时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微信，问真的假的。有同事马上回答说，是真的，但是这个要减掉很多卫星传送需要的带宽和流量之后，再摊到近万名届时在这栋大楼里上班的员工头上，大概还不如普通手机蜂窝数据的速度，很有可能到时候也会非常拥堵。

作为一家电视媒体，央视是个巨无霸，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条大船上的一员。在这里，我们很多人收获了名和利，我们理应心存感恩。这些年，央视在曲折中前行，走过了一帆风顺，也走过了坎坷转弯，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有时也跟着顺风顺水，但也难免有着急困惑的时候。历史和理智告诉我们，任何的航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路程中会有人来，也会有人离开。对于我们这些还在这条大船上的人来说，我们该做的应当是，竭尽全力避免它触礁，使它成为一艘不沉的航母，载着我们一路前行。

7水均益上哪儿去了？

2009年的一个早上，我闯进刚上任不久的焦利台长的办公室，希望说服他同意保留《高端访问》栏目。

当时焦台长到中央电视台上任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听到风声，说台里要取消《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其实这个动议，在焦台长到来之前，台里的编委会已经在议论了，因为有人提出，《高端访问》播出的内容没有多大新闻性，建议先把这个栏目从央视一套撤出。但是从一套撤了之后，正在改版的新闻频道又没有时段安排这个栏目播出，于是两边都没了《高端访问》的位置。有人提出，干脆直接撤销《高端访问》。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非常着急，想了一晚上该怎么办。倒不是说我患得患失，在意这一亩三分地被拿走，而是认为，撤销《高端访问》对中央电视台将是个巨大的损失。

《高端访问》是2004年按照当时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创意开办的，栏目名称也是李挺主任亲自想出来的。这是一档大型人物专访栏目，主要以采访外国政要、国际风云人物和当今世界各领域的精英人士为主，每期45分钟，每周日在央视一套播出，我担任栏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从2004年创办以来，《高端访问》专访了近300位国际高端人物，在观众中有很好的口碑，影响也很大。

当时，北京的各国驻华使馆，几乎没有不知道央视有个《高端访问》栏目的，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前，该国大使馆都会主动联系我们，希望我对他们的领导人做一次专访，这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潘基文，英国首相布莱尔、布朗，美国总统卡特、国务卿基辛格，德国总理施罗德，俄罗斯总统普京、梅德韦杰夫，法国总统希拉克，巴西总统卢拉等等。

几年下来，《高端访问》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科学的运作模式，也培养出了一支专业的团队，栏目虽然不像《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那样家喻户晓，但也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并且在业界享有不错的美誉度。当然，我本人也因此被冠以专访外国领导人的“专业户”、中国的“拉里·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着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毫不夸张地说，那时《高端访问》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独特品牌。

就在这个时候，台里传来栏目要被撤销的噩耗，我焦虑不堪，决定越级“上访”，找央视最高领导，做“垂死一搏”。

怎么说我也是央视“老人”、资深主持人吧，所以，台长秘书很给面子，没有阻拦我，我很顺利地见到了焦利台长，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见他。

我开门见山对焦利台长说：“《高端访问》不能撤，撤了对中央电视台来讲是一个损失。这是我们很有价值的一个平台，可能收视率不是很理想，可能新闻性、动态性不是很强，但是这是咱们中央电视台将来做国际大台拿得出手的一个品牌。况且我作为这样一个栏目的主持人，已经凭借它积累了很丰厚的资源，这个资源将来还是可以为电视台所用，不能这么简单地把栏目撤了。”

我一口气差不多讲了20分钟。我对焦利台长说，我不同意《高端访问》没有新闻性的说法。央视的新闻节目用不着每一天每一档，都得是爆炸性的动态新闻。即便新闻人物的采访也不能想当然。比如今天朝鲜闹腾了点什么事，你就非要当天采访到金正恩；明天维基解密的阿桑奇爆出什么秘密，你立马就要跟他面对面连线。以今天中央电视台在国际舆论的地位来讲，我们还做不到。

但是，央视记者任何时候采访到某国领导人，它本身就有新闻价值。比如，我采访了法国总统，可能是我一个礼拜前采访的，或许采访播出时没在新闻爆发点上。但是作为央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面对法国总统，听他谈对中法关系的评价，对欧洲与法国关系的看法，这中间可能会涉及到对前一阵子比较热门的光伏产品的态度，法国对台湾出售武器的态度，法国解除对中国军售的制裁等等。实际上，这些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怎么就不是新闻了呢？我甚至反问焦利台长，从“9·11”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但在这十年里，你任何时候能采访到本·拉登都是新闻，不是吗？

我还说道，我们做电视、做新闻，不能急功近利，短视决断。人家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拉里·金》专访栏目一做就是30年，最后是因为主持人老得不行了，才换人换名字的，但就是那样栏目也没撤销。

听我讲完，焦利台长考虑了一下，说：“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之前台里已经有了初步意见，这样吧，你再找一下你们具体部门的领导，就说我的意思，《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形态先不要撤，还是保留。你们还是继续做，当然节目样态上可以改革一下，让它变得更新闻一点，更电视化一些。”我如释重负，当即将台长的意见转达给新闻中心主管领导。

然而，后来我接到的具体指示却是，《高端访问》节目代码（相当于栏目番号）取消，采访依然可以做，但不定期在新闻频道中我主持的另一档日常栏目《环球视线》中播出。我明白，这就意味着这个栏目不存在了，尽管我还可以专访外国元首，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阵地都没了，说是专访，其实充其量就是一条长一点的新闻报道，容量、分量、影响力大相径庭。

后来的事实证明，《高端访问》被撤销确实是个很大的损失。当初和我们竞争的主要有两家类似的栏目，凤凰卫视阮次山的《风云对话》和杨澜的《杨澜访谈录》，而我们由于凭借国家台的优势和自身的专业性，总是能占到上风。《高端访问》撤出后，实际上等于给这两家让出了市场，很多高端人物转向了他们。

到现在为止，时常还有使馆或者外交部的部门找我说，我们的总统要来中国，你是不是做一次专访？我只能说，对不起，《高端访问》这个栏目没有了。对方问，那你还做吗？我说，还做，但是，是在《环球视线》里不定期地播出。往往，对方就会犹豫、退缩。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前不久韩国的新任总统朴槿惠要来中国，我们跟韩国使馆联系对她进行采访，韩国使馆经过商量之后回复我们：虽然你本人很有资历，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正式固定播出的平台，我们觉得效果可能未必好，所以我们还是决定接受别的栏目采访。像这样的事，这些年越来越多，每每都让我感到痛心不已。

我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做《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记者、主持人。2000年《东方时空》改版，成立了《世界》栏目组，我被任命为《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兼主持人，2003年又有了《国际观察》栏目，2004年又有了《高端访问》，2006年又有了《360?啊罚·009年又有了现在的《环球视线》。这二十年里起起落落，我经历了这么多栏目，每隔三五年就是一个旧栏目逝去，一个新栏目诞生。每一次这种经历都会是一次阵痛。

我曾经听老前辈们说，在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火不了太长时间，一般五年，最多十年，也就到头了。像最早的《正大综艺》，火成那样，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当然，这里说的大多是专题性和文艺性的节目。作为新闻节目而言，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每天都不一样，大不了就是换一个名称，大不了今天叫“子夜”，明天叫“午夜”，后天叫“深夜”，换汤不换药，重在新闻本身。但是最近这十年，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一个栏目办上一段时间，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停掉。有时候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有时候又因为收视率不好，被要求改版、整顿直至停播；也有的时候是潮流变了，口味变了（不一定是观众口味变了），所以被调整。

《世界》栏目的诞生，是因为《东方时空》被认为已经落伍，需要破旧立新。前《东方时空》的制片人之一时间，调头成立了一个东方时空工作室，改版了《东方时空》，并应运而生了一些子栏目，《世界》就是其中一个。我当时担任了《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世界》是一档周播的专题节目，主要总结一周来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有意思的事，有点像现在康辉主持的《世界周刊》。

干了两年，东方时空工作室因故被撤销了，《东方时空》又被改版了，《世界》也就没法存在了。于是，我们又重打鼓另开张，开办了《国际观察》，一度也办得非常好，很火，收视率比现在四套的《今日关注》还要好。我们那时用了很多新手法，越洋采访，双视窗，包括现在的三视窗，主持人在中间，两边是嘉宾，同时连线两路甚至三路的记者。《国际观察》是当时央视新闻节目第一个以直播形式播出的新闻专栏，那时我们经常报道的是一些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反响也很好。后来我们又开办了《高端访问》，也是很受欢迎。

《高端访问》被撤销之后，虽然我还在主持《环球视线》，但渐渐地，我听到一种声音：“水均益去哪儿了？”甚至有人怀疑我是不是被央视“封杀”了，或者辞职不干了。

其实，我还在央视，还在主持台上，只不过，仅仅隔三岔五晚上十点半在新闻频道露一脸。我倒没有想混日子，遇到重大新闻、突发事件还会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像2013年年初的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一样。但就像白岩松写陈虻那样，这些年，我的热情和沸腾“变现的越来越少，郁积的越来越多”。我也时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老了，当年的激情不在了，贪图安逸了？对于一个到了知天命年纪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难免的。但内心里，我一直保留着二十年前怀有的那个愿望——干新闻一直干到老！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

这些年电视台内部动荡不断，我理解这是成熟过程中必然伴有的阵痛。但我个人感觉，这些阵痛未免显得过于频繁。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化，今天东一榔头，明天西一棒子，让我们作为基层的一分子无所适从。今天是“国际大台”，明天又要“新闻立台”；一阵子要锐意创新，追求前卫，一阵子要严守底线狠抓导向，再一阵子又来了末尾淘汰，惟“收视率”至上。

我不认为收视率一定是万恶之源，但它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这些年来，收视率就有点像中国各地的gdp指标，让央视的很多栏目畸形发展，也让很多制片人和编辑记者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因为如果收视率不达标，过不了多久，栏目就要整改，整改了还不达标，就要被取消。这也造成了一些优秀栏目的下马，其中就包括崔永元的栏目。

在我看来，收视率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硬指标，达到指标，自然表明这个栏目的状态不错。任何一个单位都要奖勤罚劣，也要鼓励先进，无可厚非。但是，收视率的考评，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和衡量标准，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

现在的央视频道繁多，我都数不清楚有多少个，反正几十个频道是有的，加上公共的、收费的和有线的，各个频道的栏目就更不计其数了。我估计央视内部人都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栏目。这些栏目千差万别，有各自的播出时段，有不同的观众群体，节目形态的本身，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如果仅靠一个千篇一律的尺度，是没有办法科学、合理和公平地衡量一个栏目的。

据我所知，央视的收视率依据，是一个叫作索福瑞的法国公司所做的调查，样本采集以及收视分析，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首先，我们的样本最早也就千把个，后来扩展到了几千个。我不是搞统计学的，但我粗浅地调研一下，发现国外的盖洛普这样的调查机构，他们的样本不会这么少。作为堂堂的中央电视台，面对上亿观众，样本只有区区的四五千个，而且地区、城乡分布不尽合理，所反映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就存疑。其次，索福瑞的模板据说至少是50年前的模板，就是所谓的“一家一屏”，而今天中国人收看电视的方式早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仅是一家多屏，更是多屏幕多渠道，手机网络连电梯间都可以收看电视，50年前的模板，如何来反映这种变化和多样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