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还要赶着去杭州采访，我也来不及再多了解什么了，就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先给他们打打预防针，说昨天是怎么回事，起了点纠纷，但不是像媒体说的那样“大闹夜总会”，我是泼了酒，但是我没有动手打人，让他们千万别偏听偏信，也别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之后，我把手机关了，专心投入采访。

等到采访结束，第二天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看到，几乎飞机上所有报纸都在报道这事，有些甚至于大半版都是这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又采访当事人，又采访警察，仿佛这是一件天大的丑闻。那是2004年，要是搁在今天，加上微博等社交平台的掺和，可能更了不得。幸亏当时那些记者不知道我父母家的电话，要不然，二老恐怕不得安宁。

回到北京之后，很快台里也都知道了这件事。大概是因为当时我的名气也正在如日中天的状态，所以一出事，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那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力度和烈度很大，持续了两三个星期，天天都坚挺着在网站娱乐新闻的头条挂着，绝对不下来。当时我还在自嘲，人家歌星打榜几天就下来了，我持续“打榜”，热度不退。而且很多媒体还不罢休，拔出萝卜带出泥，把关于我的各种事也揪了出来，甚至把我女儿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事情闹到这么大，台里也很重视。央视当时的台长赵化勇特意找我了解情况。央视的职工在外面出了事，实际上不光是你个人的事，还影响到整个电视台的声誉。在赵台办公室，我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说了一遍。当时事情已经出了一个星期左右，正炒得如火如荼，很多亲友都打电话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网上跟帖也很多，我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我很动感情地对台长说：“希望台里能够相信我。首先，我绝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其次，我好歹也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不会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我所说的这些，全部都是事实。当时的确是事出有因，我觉得是在仗义执言。当然，我的举动是不好的，但是就这么件事，为什么会有人主动捅给媒体，会被拿来大做文章？这个问题，我不敢妄自猜测。但是我请台里相信我，并且给予我支持，任何人找我，我都不会接受采访，对于此事我就此贴上封条，他们爱说成什么样就说成什么样，说破了天我也不回答。只要公安部门认为我水均益没有违法，那这件事就没问题。”我也很诚恳地跟赵台表达了我的反思，“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或者算是央视的形象代表，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警钟，以后在外面无论吃饭、喝酒还是见朋友，我都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赵台当时表示很理解我，安慰我说：“现在有这么一种趋势，就是拿中央电视台说事，哪怕你在央视就是个普通的记者编辑，但凡有点什么事，都会上升到央视这个平台上来。感觉就是说，央视你是电视行业老大，有垄断地位，你应该是十全十美的，不应该有丝毫问题。只要央视的任何人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就会引发舆论风波，甚至添枝加叶，怎么恶劣怎么说，以此抹黑央视的形象，让老百姓觉得央视以大欺小，无恶不作，从而产生厌恶感。所以，台里的压力也很大，遇到事情也很为难，台里绝对信任你们，但作为主持人，你们在外面还是一定要注意自身形象。”

后来，很多人，包括以前新华社和《东方时空》时期的老领导老朋友也都打电话安慰我说：“小水，我们有数，你也别往心里去，但是以后啊，尽量别去那种地方，更别喝酒。”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这件事慢慢平息了。但今天想起来，我仍然有种郁闷和心痛的感觉。因为当时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很大，让很多人觉得，电视上看上去很正人君子的水均益，怎么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觉得我无理取闹。现在，我想尽量客观地陈述一下这件事。我承认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有些激动，有些过激的行为。在后来的很多报道中，那个被我泼酒的小伙子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将近十年后的今天，我借这本书的出版，想跟那位不知姓名的小伙子说声对不起。我还想对他说，在当时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央视记者，一个所谓的“名人”，让他下不来台，他心里一定也很不好受，同时我也很感谢他，因为在当时的状态下，他三缄其口，没有给那把火再添柴火，火上浇油。

9年过去，如今我扪心自问，那段时期，的确是段轻狂岁月。和朋友一块喝多了的事儿，时有发生。有一次，我跟朱军、吕继宏等老乡在兰州家乡团聚，喝得酩酊大醉，大半夜我们三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吹牛。类似这样“放纵”自己的时刻，不出事就没事了，万一出了事，往往就是负面新闻。

因为，我不再是上小学时的儿童水均益，也不是上大学时被称为“自由战士”的水均益，也不是在新华社时跑到开罗闯人家军营的水均益，我现在是被称为“央视名记”的水均益。作为一个名人，我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甚至要换一种活法，要活在社会营造的所谓名人空间里，出行时应该尽量伪装自己，不要让别人认出来，或者让媒体捕捉到私生活。哪怕我只是带着老婆孩子逛商场，也可能会出来一条“水均益携陌生女子逛商场”的新闻。在当今这样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网络真假难辨的时代，往往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足以掩盖所有事实。

实际上，这样的事，我最近就遇到过。我和我爱人去外地参加一个婚礼回来，在机场被“娱记”跟拍了。那天我们下了飞机，已经快晚上八点了，还没吃饭，正好机场停车库地下有个永和豆浆店，我们就在那儿吃了点东西。跟拍的记者不说我怎么艰苦朴素，倒是把这一路全程拍下来，然后起了个标题，“水均益携陌生女子现身首都机场”之类，说我最后返回到一个豪华别墅。我住的那地方哪里算什么豪华别墅啊，了不起就是个公寓楼，在北京的楼盘里属于非常普通的。但人嘴两张皮，他这么夸张，你也拿他没辙。

包括我大女儿拍了点艺术照，朋友间传来传去，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然后就起了标题“水均益漂亮女儿曝光”，贴到网上去了。我看了以后是美滋滋的，我相信我女儿看到后也美滋滋的，但是没准网上跟帖就开始骂了。现在的言论环境，作为一个名人，面对的媒体并非都是客观、公正、善意的。我是搞新闻的，其实最明白这个道理，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所以明星做公益活动一般没人报道，但要是有一点丑闻、绯闻，哪怕是捕风捉影，立刻就传开了，拦都拦不住。

现在我爱人去商场啊，看电影啊，我都让她自己去，带孩子上医院，能去的时候我尽量去，但有时候我也觉得算了，还是让家里人陪着，因为保不定又被镜头对准了。我生了对双胞胎，网上又是一通沸沸扬扬。很多事啊，我觉得很无奈，其实我根本不算什么超级明星，充其量小有名气，但即便如此，都会有如此这般的关注。有时候我想，做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记者多好，远离名利的光环，没人认识，爱干吗干吗，在大街上喝醉了，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让救护车来轧你也没人理你。但这就是一个悖论，选择了这种高曝光的职业，你就应该准备好，可能就要失去一些东西，付出一些代价。

有一年我回兰州老家探望老母亲。老人家说她想去看望一个小学同学。老太太身体不太好，腿脚也不太利索，我就给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兰州大学的同学，打了个电话，让他帮我弄辆车代步，这哥们儿就把他的一辆宝马轿车派来了。结果第二天，报纸上又登了张照片，写着“水均益宝马送母亲”。典型的标题党，娱乐至死啊！

他故意就说得这么模糊，也不解释，读者既可以理解为，水均益买了一辆宝马车送给母亲，也可以理解为，水均益用一辆宝马车送母亲去哪里了。我赶紧让家里人把那报纸藏起来，老太太眼睛还好使着呢，要让她看到，心里肯定七上八下的，会想很多。有些事，的确会影响到亲人朋友，无形中对他们造成伤害。我很害怕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只能认命，近年来一直奉行尽可能低调的原则，除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有些张扬高调的事，我能躲就躲。

这些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处世哲学。我逐渐觉得，除了必须承担的那部分，其他时间，我不愿意做一个经常在聚光灯下，被关注的人，我不愿意有关我的新闻，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如果你关注我，就去看我的栏目，看我的采访，如果不关注也好，各安其事。因为，经历了这些事之后，我觉得面对社会舆论，尤其是娱乐八卦的包围，所谓名人其实处在一个劣势，很多时候是有口难辩的。当然，我能理解社会、媒体对名人的关注，尤其是监督，所谓“出得了多大名，就挨得了多大骂”。头上有了光环，就应该有担当。说实话，有时候我还是享用着出名带来的“便利”。在今天的中国，资源紧张，竞争激烈，你是个名人，家人看病、孩子上学、托人办事，凡此种种，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些关照。这种时候，你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还能有抱怨？知足吧！

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位1984年的记者和一位2014年的记者放在两张画面里，两者的区别不是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他们更像敦煌壁画和3d的《阿凡达》。

从采访本到今天的多媒体、数字化、智能，以及蓝光盘、微信等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几乎被新技术所颠覆。

今天的记者不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新闻也仿佛回归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开始在一些特定时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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