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床，王良推开房门，看见秋眉嫂坐在院子当中一把小椅子上，一边梳头，一边专心地读着他给李明贵的那几张小报。那小椅子下边的地上放着她前天夜晚特地拿走的那本书。王良注意一看，那是一本巴金的《家》。她会看巴金的《家》？王良有些惊异了，眼睛不住地向秋眉嫂望去。秋眉嫂见王良这样望着她和她椅子下的书，显得好窘，连忙把报纸往椅子下一塞，把那本书盖住，也好像不愿让王良看见自己在专心读他给的报纸。但她一边藏起书和报，一边又用她那双温柔的大眼睛有些羞涩地回头望一望王良，微微一笑，然后才走进厢房去。过一会儿，她给王良送来一碗水，她不把碗交到他手中，而是放在方桌上，好像怕和他接近，但又不肯把脚立即转回去，两眼还注视了他一下。王良立刻对秋眉嫂说一声谢谢，于是，她也说话了，声音竟然很柔和，不像长年缺水喝的嗓音。听见秋眉嫂这样好听的声音，王良觉得就是不喝这碗水心里也滋润。其实，秋眉嫂这碗水不是给王良当茶水喝的，她教王良用一小点水把毛巾湿一湿，擦擦脸。她对王良说，男人家要出门见人的，她们女人家不出门，不擦脸倒也不要紧。王良想刷牙，秋眉嫂看出来了，便叫王良把碗里剩下的水用掉，不要舍不得；还把他领到院子里一个低洼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明显的小洞，洞口是用碎石砌好的，那是水窖眼子。她叫王良把漱口水吐在那里，可以流进窖中，以后再用。王良刷牙时，秋眉嫂立在远处，并不走进屋里，王良的背脊似乎感觉到她注视的目光，觉得痒痒的。王良知道她没有走开，便立住不动，用背脊来接受她的眼睛的垂青。而秋眉嫂呢，她确实是在注视王良。她不仅注视着，心里还在想：他会写那么好看的文章，他比我从前的哪个老师怕都要强啊！他这副身材，穿这件斜纹布蓝色干部服正好合身。那双绿胶鞋好像是新买的，从前一定是穿皮鞋的。好大一双脚啊，我要给他做鞋的话，还没有现成的样子呢！想到这里，她自己害羞了：我想到哪里去了？人家是城里人，又是大干部，哪会要穿我做的鞋？后来，她便悄悄地走开了。她走开时，王良好像也知道，是凭他背部的感觉知道的。这时，他拿着牙刷和漱口杯立在院边，眼望着周围的景象，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他没有更多地想到这位房东嫂子，他在想，怎么这个农村和自己家乡的农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样？王良的老家在江南，他的家乡在这春夏之交从来是碧绿碧绿的。那水呀，要多少有多少；还有数不清的花草树木和各种各样的家畜家禽。上小学时候，每天下午，他和同学们把书包丢在路边上，去田埂下摸黄鳝，去小沟里捉青蛙，爬上树去抓知了。他家的大花狗就摇着尾巴跟在他身旁。而这片黄色的干燥的世界，怎么什么也没有？天空中也没一滴水洒下来，这是怎么搞的？王良正在独自思想，李明贵从茅房出来，他们便一同到地里去查看。

下村土地比中村上村多，但劳动力最少，当时能用上的，连李明贵自己也才六个人。王良问李明贵这怎么办？“尽力种吧，”李明贵说，“一苗草有一苗草的露水，一切有老天爷安排。”薛永革要王良叫李明贵安排，李明贵却叫老天爷安排，这任务怎样完成？王良心里很是发毛。在一块梯田上，他们见李二狗正跟一个瘸腿汉子在锄地。哪是锄地呀，其实是在寻找任何可以下肚充当食物的东西，不管动物植物，找到立即吞下去。王良远远就望见他们蹲在那里，正把一个什么东西往嘴里塞。他们是在分吃一只蚂蚱，这在当时，是很难得到的美食，只要捉到一只，人们连翅膀和头也不摘，立刻囫囵吞下去。不过现在也难找到了。当地盛产的野生甘草也是挖来就能进嘴的东西，只是多吃了会中毒的。李明贵一路上还告诉王良，有一种草名叫马苜蓿，叶片和茎干上有毛，喂牲口的。本来这一带非常多，但是人们不等它发芽，早在去年冬天就把它的根都刨来煮着吃了，吃得人们拉屎要用手指头去剜，吃得娃娃们的肚皮一个个像鼓一样，瘪不下去。如今马苜蓿则一苗不见，想是被挖绝种了。

离开那块地，他们向村前走，临去时李明贵回头朝二狗子吆喝一声：“明早你去把那块三角地种上，后晌去队里领豆种。”走了两步，又补一句，“那豆种可是拌了药的呀，吃了要死的，你狗日的小心点，莫跟永旺家两个娃走一条路！”村前山脚下的几块地据说是种上了，但仍是光秃秃的，地里也没有犁铧的痕迹。王良便问李明贵，耕地用不用牛。一提起牛，李明贵脸上浮起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王良望着他，等他说话。他转头看看，见四周没人，才对王良说，传达过一个据说是正式的文件，叫这片地区有计划地淘汰大牲畜，准备迎接拖拉机的到来。李家沟本来大牲畜就不多，骡马又养不起，上中下三村总共只有十几头驴和七八条牛。卖的卖、宰的宰了，搞得一头不剩。李明贵说，那时候贯彻这个文件最卖力的是李山梁，他带头把他跟别人伙喂的一头驴交给队里过中秋节吃掉了。“他这人呀，只要上头说句话，他字字照办，不打折扣的。”李明贵又说，“今年春天，又听说那个文件取消了，可是牲口也没有啦。”现在这里是用人拉犁头，只能浅浅地划一层，总比不划强。李明贵在山下一个僻静处立住不走，继续对王良说：

“人家领导上说的，中央在北戴河开过会了，说共产主义不远啦。我们这里连共产供给制的计划单子都造好了，一人一年有五百斤口粮，六十斤肉，两套单衣，两套棉衣，三年一床被子一条毛毯子，每月发十块钱，年终还要再发钱呢。”

“这就叫共产主义吗？”王良忍不住地问一句。“这么好的日子，还不叫共产主义，那叫啥？”李明贵觉得奇怪，王良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发过几回了？”王良没有和他多说，只是继续问道。

“发过几回？哪里发过？是计划呀。只有去年夏天闹得正红火时候搞过三个月的‘工资制’。天天要上班，人人领工资。每天早晨八点到队里集合，下午五点回家。吃饭在食堂，不要钱，反正粮食是大家种出来的。每人每天再发八分钱，一月两块四。后来又停了。”

“为啥又停啦？”王良又问。“队里哪有那些钱发呀。再说人人八分钱，不论男女老少，哪能摊得平？干不干，一个蛋。谁都吃饭拿钱，干活不出力。拿什么发钱？”“啥叫‘干不干，一个蛋’？”王良越听越莫名其妙了。“我们这里前几年鸡蛋八九分钱一个。无论你干不干的，反正每天发八分钱，不是‘干不干，一个蛋’吗？”“哦……”

王良只这样应了一声，没有说啥，不知说啥好，也不敢多说。其实他今天已经说了太多的话。“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道德经》里的这句话真是天经地义，反右以后他曾经反复把《道德经》读过几遍的，怎么现在又忘记啦。这时他心里又想起一句话，但是他只是心里想到，嘴里并没有说出来。他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真不假啊。“干不干，一个蛋”，这样富有表达力的人民口头创作，怎么那些搞民间文学的专家没有来采风呢？人民群众的确看得清楚，而且表达得透彻啊。他正在胡思乱想，李明贵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有些着急地说：

“可莫给薛组长说这些呀！要说也莫说是从我这儿听来的。”王良说他不会说的，李明贵才放了心。提起薛组长，李明贵好像认为有必要在王良这个也是“组长”的人面前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我们薛组长了不起哟，当过解放军军官，现在是厂长、党员。人又精明能干，往后一定有奔头！”既然说了薛组长，李明贵好像感到也得说一说王良才好，于是稍稍喘口气，又说，“王组长在报社也是大干部吧？我们李家沟真光荣啊，有你们来领导！”王良只好不跟他搭话，只是朝四边观望。接着李明贵又跟王良谈起他自己，他说他小学毕业后考上县中的，爹妈不让念，说念了也没用，耽误了他。不过他自己找过好些书来念，还摸索过许多山区农村发展致富的办法，言下颇有希望王良帮助他发挥才能的意思。王良由此问起他队里学校的情况，他告诉王良，李家沟文盲很多，到上一辈才有人读书认字。在中村有一所队办小学，现在停了。教师是李江玉，解放前念过两年大学的。他是村里唯一的“状元”，干部们都对他很敬重。说到这里，他“啊”的一声想起来，便告诉王良：“就是昨天我给山梁叔和我女人说到的那个老师。”他说话时脸上那种特殊的笑意让王良很想再知道更多的事，王良便问他：“他领回来的那个妹子叫李秀秀？”李明贵又好像不大肯多说，只告诉王良，那个妹子是李家沟嫁到外村去的，当过李老师的学生。她不干好事，李老师为她没少操心。一听这些话，王良更想多知道一点，可是李明贵不肯再说下去，只是在王良一再问询的目光下，才又自言自语道：“李老师也是多管闲事。人家有爹有娘都不去管，他倒黑夜白天地去找，还为李秀秀得罪人，自己身子也不顾。”

李明贵陪王良回到下村口，自己去中村队部。王良一个人往他家走。刚走到院口，从院中迎他面冲出一个人来。这人身材矮小，穿一身新的土布蓝色干部服，头上低扣着一顶干部帽子，手里捏一个小手巾包。王良没看清他的容貌，只看见他从自己身边一闪而过、疾步走出村外的背影。这人走过上百步之后，回头一望，见王良还立在那里注视他，回身便向村外跑，一副贼头鬼脑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情？王良怀着比前夜听李明贵夫妻吵架时更大的疑问走进院里。厢房门半闭着，女主人听见王良的脚步声，探身出来，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因他的出现而如释重负的神情。秋眉嫂微微一笑招呼了王良，马上羞赧地回转身去。

王良从食堂吃午饭回来，远远听见厢房里李明贵的怒吼声和接二连三的耳光声，又隐隐听见女主人哭泣着说什么“你咋不敢去打他，就敢打我！我有啥错嘛！”“有王组长在这里，他以后不敢再来了。”王良禁不住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个穿土布干部服仓皇溜走的人是干什么的？我进村那天夜晚女主人挨打一定也是因为这个人吧。这位女主人真可怜啊！王良立在院子当中，独自思索，一时间女主人秋眉嫂占据了他整个的心神……忽然他清醒过来，故意大声地咳嗽一下，那屋里的声音马上便中止了。等他踏上正屋的台阶，李明贵已经站在厢房门口假装没事地、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王组长回来啦！”

下午，王良去食堂跟李山青拉话。他一边帮着拣菜，一边知道了管食堂的许多难处，不仅劳动强度高，而且还要遭人记恨。粮食不够吃，便怀疑是你偷了。每顿发饼子，总有人挑大拣小。下村数李安亭家女人难弄，她每回都要掂量几十个，才挑准一个。昨天晚饭还为饼子上缺一小块面粉跟李山青吵架，最后是秋眉嫂拿自己的跟她换过，才算了事。这堆野菜是中午收下的，里边有杂草，李山青教王良怎样挑出来。“一定要拣干净，要下肚的。”李山青再三叮咛。王良按他教的办法把苦菜、荠菜、野韭菜、马兰头和少数的枸杞芽都挑净去泥放在一边，准备洗一洗下锅。有一片颜色灰绿、叶背和叶柄有刺状的毛、边缘呈锯齿状的草，李山青说这是“麻人的”，不能吃。他告诉王良，在下村妇女中，数秋眉嫂子心实在，也能干，她交的菜总是最多最好的。当王良问起他自己的女人时，李山青不说话了。闷了好一会儿，才叹口气说：

“女人奔了。年前的事。她熬不住了。”“奔哪儿啦？”王良有些意外，但也不意外。“不知道，知道了就去寻她回来啦。在外头哪有她的活路哟。一个妇道人家，又浑身是病。”“孩子呢？有几个？”

“四个。”李山青有些伤心地说，还叹一口气。王良以为他是因为生得太多，不符合政策，有些自责，其实不是。他接下去便告诉王良，他的当中两个孩子，二女儿和三儿子，都是先天性残疾。女儿齿舌不全，嘴唇也没有，十几岁了说不清话。儿子手脚不齐，右手右脚跟没有一样，不能行动和干活。“人家说，都是我们做爹妈的过错。我们一辈子没缺过德呀！”李山青喃喃地说。

“家里还有谁？”“娘，五十多的人，就爬不起炕了，成天躺着。”

王良想：娘五十多，那他顶多四十岁呀，怎么满脸皱纹，头发也秃了。他心中定有着无边无际的苦恼。四个孩子，两个畸形和残废的；一位老娘，妻子走掉，自己生病，再加上饥饿，他这日子可真难过啊。难怪他成天木呆呆的。

“哪天带我去你家看看老人和孩子。”王良说。“去不得的，去不得的。”李山青认真地回答。王良便换个话题，问起他李家沟驻解放军和支援前线的事。李山青脸上浮起一些笑容来。王良从李山青简短的话中知道，他是当年野战医院的担架队长，支前模范，一九四九年就入了党。

正当这时，薛永革出现在食堂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