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

彻夜未眠地胡思乱想，让我眼窝深陷，宛若活跳尸一般。

隔壁的杰西跑到我的房间来，大声叫道：“妞子，你终于回来了。”

是啊，自从11月30日一起从槟城旅游回来，她就没有看到我。

我向她解释了我的“梳邦八日游”之后，她也是大为震惊。

中午，杰西跑到我的房间来，把她亲手做的寿司给我吃。我说：“我没有胃口，不想吃。”

她眨巴着双眼看着我，像个小孩子一样，说道：“吃吧。吃吧。妞子。”

受不了她这逼人吃饭的眼神，让人觉得不吃光她送来的食物就如同犯罪了一样，我只好硬着头皮吃掉，但是这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小女生用她简单的方式表达了对我的关心。

下午，我打算在国际学生办公室出现一下，让他们知道我回来了。路上，我看到了我的尼日利亚朋友尤米，他在马来西亚读博士。

他说：“hi，gelihaven’seenyouforalongimehowareyou？”（嗨，geli。好久不见。你还好么？）”

我沮丧的神情早已暴露了自己的糟糕状态。我跟尤米讲述了我的遭遇。当我说到那位为自己的婴儿忧心忡忡的尼日利亚母亲的时候，我看到了尤米的眼睛噙着眼泪。尤米是个乐天派，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都能看到他的脸上挂着笑容。

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尤米难过，也许同胞的遭遇，也触动了他最脆弱的神经。

每次我和尤米的对话都是那么开心，只有这次这个话题略显沉重。

我询问尤米是否知道每天傍晚楼下会停有警车的事情，尤米告诉我，那些警察好像是搞什么训练，暂时住在这里。

这个答案让我既欣慰又难受。欣慰的是，至少知道他们不是来抓人的；难受的是，我会被经常带回恶劣的回忆。

别过尤米之后，我来到国际学生办公室。我看到了那个和副院长一起来梳邦再也警局来看我的会讲中文的马来学生，他在这里做兼职。

我对他说：“我想要一封可以证明我在这里学习的证明信。”

“为什么？”他不解地看着我。

“这很重要。”我很认真地说道。

“没有必要，你有学生证，也有移民局发的国际学生卡，这些都可以证明你是学生。”他对我说道。

“可是没有人相信这些，警察只在乎你们的证明信。所以我以后要随身带着学校的证明信。”我情绪有些激动。

这时他又重新打量了一下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

他“噢”了一声，才逐渐忆起我来。原来几天过去了，他早已忘记了我是谁了，看来学校早不记得还有我这样一个人关在梳邦再也的拘留所了。

他用指责的口吻道：“你不该去卡拉ok工作。”

我很意外为什么他居然这样说，原来他的骨子里觉得我就是去那里工作的。

我克制着情绪说道：“我从来就没有去那里工作过，我只是个顾客。”

“顾客也不可以。作为学生，为了避免麻烦，你还是不可以随便去娱乐场所玩的。”他说道。他的回答令我惊讶。

“可是你们没有告诉我，我们来这里一年了从来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

而且坦白讲，我有点质疑他说的，我去过redboxkv，我相信大部分顾客都是学生，而且很多是马来的学生，如果有这样的规矩，为什么没人找他们的麻烦？

他不耐烦地道：“ok这是我们的失误，我们没有尽到早告知你们的义务。”

我生气地问道：“这里对我们中国女生充满了歧视。”

从他不友好的眼神中我读到了些什么。他说：“这不是你我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个政府和政府间的对话，你有权提出你的意见。”

我说道：“我要去中国大使馆投诉。”他的态度让我有点失望。

他不客气地说道：“ok，你有去投诉的权利。”

我没有拿到证明信，因为负责开信的人今天休假了。我走出了办公室，也不打算再来要这封信，因为失去了意义。本来是打算去国际学生办公室要一份保障出来，结果要来的却是一通羞辱。歧视是在心里的，一封信又说明得了什么呢？

回宿舍的路上，我收到了madam的短信：“nomaerhowbierheexperienceis，youmusnevergiveupyourlifehinkabouyourparensandfriendswholoveyouimewillhealeveryhingakecare”（不管那段经历是多么痛苦，你一定不能放弃生命。想想那些爱你的家人和朋友们。时间将治愈一切。多保重。）我很庆幸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一直鼓励我。我知道一定是保罗把我的“不良举动”告诉了她，加重了她的担心。

我只好撒谎骗她说我会很坚强，不必担心。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刻我并不坚强，我有随时都会崩溃的感觉。我鄙视自己的承受力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我努力告诫自己，不可以现在就垮掉，还有事情要做，就算是自己的清白已经百口莫辩，但是其他坐牢者的人权不可以无人捍卫，对中国女生的印象也需要拨乱反正，是非曲直总该有个公断，所以我要垮也要晚些再垮。

回到了宿舍，我坐在床上，感觉很累，其实不过是走了十几分钟的路。

电话响起，我看到来电显示，居然是那位选择明哲保身的华人大叔。我没有接他的电话。不知道他是想拨打一下我的电话，试探一下我是否被释放以缓解他良心的不安，还是想把上次没来得及还给我的钱还给我以便从此两清呢？总之，我现在还不想和他说话。我需要时间找到适当的理由原谅他。

不知道那些出狱的女孩子们过得如何，于是我拨通了广西女孩小玲的电话，说道：“你好啊，我是你的狱友啊。记得吗？”

她听出了我的声音：“是你啊，大学生。”

“这几天过得如何？”我问。

“虽然每天在家里休息，但是糟透了。”小玲难过地回答道。

“怎么了？”我问。

“我现在看到鱼就觉得很恶心。还每天做噩梦，梦到窗前有很多铁栏杆。”

她诉说着和我雷同的经历。

这痛苦的经历化成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道疤。看来脆弱的不止我一个。八天的咸鱼，让我们对这道食物深恶痛绝，而相似的噩梦也困扰着我。

“我也总是做噩梦。”我深有同感地说道。

“我好害怕，真的好怕。”她的声音颤抖。我心里泛起酸楚，因为我百分之百理解她的感受。

“别怕，都过去了。没什么可怕的。”我打肿脸充胖子说道。

人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境界，即使下一秒你就要自杀了，也要鼓励另外一个想自杀的人勇敢地活下去。

“我的同屋不知道去哪里了，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如果警察来抓走我都没有人知道。”小玲越来越胆怯，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不要担心，我可以去陪你一起住，照顾你，直到你的同屋回来，做些好吃的给你，不会再吃咸鱼了。”我提出了我的想法。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莫名地心疼这个瘦弱的女孩。若不是造化弄人，我相信她会是个乖乖女。

“好吧，那我们明天联系。”她总算可以稍稍松口气。

接着我又给那个丢手链的贵州女孩小云打电话。

“喂？是谁啊。”小云问道。

“是你的狱友啊。那个女学生。”我答道。

“是你啊。”她说道。

“你还好么，这几天去工作了吗？”我问道。

“没有，哪敢去工作？”她郁闷地说道。

“也是，休养一段好好去上课吧。”我劝她道。

“是啊，我还想让你抽空给我补补英语呢。”她说道。

“没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我爽快地应承道。

“好吧，那我再打电话给你吧。”小云说道。

“好的。”随即我挂断了电话。

我又联系了长得像沈傲君的福建女孩，还有小容，得知她们这几日过得还好，我也就安心一些。相识是缘，虽然我们的相识方式令我自己都感到奇怪，但是我依然珍视她们给我的友谊，伴我度过不同寻常的日子。不管世俗的眼光怎样看待她们，我愿意给予她们尊重。

我本想再给美琪打一个电话，但是想想此刻也许那位对她如此死心塌地的华人男友正在细心呵护着她，也就没有去打搅她，只是发了个短信问候她。这次她虽然吃了点苦头，但是毕竟她是幸福的，这位华人男朋友每天来探望她，紧锁双眉，心情比她还要焦灼。虽然外表看来，他和美琪是那么不般配，美琪高挑漂亮，身材匀称，而他矮小，身材略显臃肿，同牢房的姐妹都喜欢戏称他为“小冬瓜”，但是他终以自己的痴情赢得了美人心。

我在信息里告诉美琪，多次拨打大使馆的电话不能接通，所以我想明天亲自去大使馆投诉，她回信息说：“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我挺意外的，没想到她居然愿意陪我一起去，我非常钦佩她的勇气。

我回复说：“我当然愿意。但是我怕给你惹麻烦。”

“惹什么麻烦！我就是不服他们这样漠视人权。”她豪爽地说道。

“那我们一起去。”我说。

“好的，那你什么时间去，提前通知我。”美琪回复道。

尽管国内那位朋友费尽周折打通了使馆电话，得到那样的冷言冷语，可是我觉得这只是个别人不负责任的敷衍而已。我还是对使馆充满了希望，我深信他们一定会帮助同胞申冤的。无论如何，我要亲自去一趟，向他们说明情况。

不久之后，我看到了害我入狱的华人大叔在msn上给我的留言：“今天我刚从曼谷出差回来，你是我下飞机之后第一个打电话的人。但是你没有接我的电话。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请相信我不是有意安排这一切的。

你出事的第二天，我去了中国大使馆帮你投诉，但是他们没有允许我进入。之后我又去过梳邦警局找他们理论，后来被警察给赶出来了，然后我就没敢再去看你。”

对他的话，我半信半疑。我倒是不信他会设这个局，对付我这样的小女生，犯不上搞这么大动静，玩这样一个请君入瓮的游戏。而且我和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要耍此手段害我。但是他真的去使馆投诉未果么？使馆干吗阻止他入内呢？至于去梳邦警局被赶出来，也许吧。但是为什么要去理论呢？他在这里待这么久，不懂这里的潜规则吗？

其他的熟人提醒过我应该离这位华人大叔远一些，说他贪财冷酷，在同行中口碑不好。但是我觉得也许因为他们是生意上的往来，牵扯利益关系，因此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对于我来说，只是和他探讨一些技术上的知识，满足我的求知欲，所以我确实没有感受到他是多坏的一个人。何况我觉得我真诚地对待一个人，视他如朋友，他没有理由会伤害我，所以不管他对别人怎样，我觉得他是尊重我的。

可是世事难料，没想到他居然让我跌了如此重的一跤，令我几乎爬不起来。

这就是我没听朋友忠告付出的惨痛代价吗？不，我不想因为这次的事，就全盘否定这位华人大叔，这显然对他有失公允。可是我确实憎恨他的胆小懦弱，平时骂自己的员工就盛气凌人，被警察数落几句，就当缩头乌龟，还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莫森每次都被警察赶出去，但是下次照来不误。

我的遭遇让保罗忿忿不平。他担心我的精神状态，所以打来电话询问我今天过得如何。

我告诉他，还好。

他说：“我帮你约了一个我十几年的老朋友今晚见面。他以前也是警察，如果你真想申诉，可以向他询问相关的问题。”

我有些意外，因为我没有想到保罗居然如此热心。我对他说：“我倒是没想过向马来警察的上一级申诉。”

“我怕你总是把郁闷憋在心里，会憋出病来。如果真的觉得郁闷难当，可以向上面申诉的。”

我踌躇了，俗话说：官官相护。我怎么可以指望马来警方会为我一个外国人做主呢？相比之下，我更寄厚望于中国使馆，毕竟那才是来自故乡的亲人啊。

“这会有用吗？”我顾虑重重地问保罗。

“不管怎样，就当是找朋友出来聊聊天吧，总没有什么坏处。我的这位朋友很忙的，很难约到他的。”保罗说道。

“那好吧。那就见见他吧。”我无法拒绝保罗的盛情。

“那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不要再做什么傻事了。”保罗叮嘱道。

“好的。”我说道。看来我那天的鲁莽举动着实吓到了他。

傍晚，保罗开车来接我去见他的那位朋友。我们在一家马来餐厅等他。不久，一位马来中年男子走进了餐厅。保罗招手示意他过来。落座之后，保罗介绍了大家认识。

马来男子很慈祥，他跟我讲英文。他很亲切地让我叫他“叔叔”。他说他的妻子是当地的华人，他们有个可爱的女儿。还给我看了他手机里他以前当警察时的照片。说是做了十几年警察，后来才开始做生意，经营一家公司。

保罗已将我的故事告知了他，他说他也意外警队居然有如此明目张胆败坏风纪的人。

他问我是不是打算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我说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么多。

他说如果要控告的话，需要写一份书面的资料，英文或者马来文，另外，如果真的控告了，就要做好不断去上庭的准备。

我告诉他，我不怕去控告和上庭，但关键是没有人佐证我所揭发的事情。到时候在法庭上，我必将孤立无援，死得很惨。那些女孩子们，肯定会对警察唯恐避之不及，怎么会出来作证？

他又建议我至少可以写一份投诉信，以便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这两天我只以漫谈的方式记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感触，还没考虑过写一份正式的英文投诉信，因为整个人早被淹没在颓废之中了。

保罗告诉他我有轻生的念头，他劝我说不要悲观，有不开心的事可以找他和保罗出来坐坐，聊聊。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以长辈的身份耐心地开导着我。

结束了晚餐，保罗带我离开，问我：“你没吃饱吧？是不是马来餐你吃不惯？

看你除了喝水，也没吃什么。要不我再带你去一家中餐厅吃饭吧？”

“不用了，我不饿。”我回绝了保罗的好意。

情绪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胃口，但是表现不同。我的一位朋友，是属于那种“化悲愤为饭量”的类型，每次心情不好，她就狂吃。而我是属于那种只要一难过，胃就拒绝消化的类型。

“你歧视那些中国小姐吗？”我心血来潮地问保罗。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歧视她们，我甚至还有一点敬佩她们。”保罗很认真地说道。

我有点意外，问道：“为什么呢？”

“她们都是一个人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一个人漂泊异国，很不容易。”

保罗语重心长地说道。

“没想到你还能用心去理解她们。”我对保罗说。

“是的，她们中大多数人赚的钱主要用于自己的家人开支了。不过，也在报纸上看到一些不好的报道，说有的中国女孩子骗一些当地上了年纪的男人的钱，把别人骗得很惨，连棺材本都被骗光了。你不看当地的报纸吗？”保罗又列举了个反面的例子。

“我平时不怎么看当地的报纸，确实没注意到这样的新闻。我当然也非常不齿这样的行为了。不过我相信什么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我想报纸报道这样的事情，是想提醒人们注意，防止再有人上当受骗，而不在于强调是不是从中国来的。

哪个国家没有感情骗子？这不是中国女子的专利。只是当地的一些人曲解了重点。”我道出自己的见解。

保罗没想到我能如此冷静地分析这件事，不过他赞成要客观看待问题。

有句话说得很好：没有感情的人，并不冷酷；利用感情的人才冷酷。情感不是换取物质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