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来扎克木两三个月，时时都在后悔自己当初为何那么天真？以为一旦来到天远地远的康巴高原，就远离了政治漩涡和是非之地，就会像刘越和洛克当年一样，好好地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学问。可是哪里料到，扎克木虽然与北京远隔千万里，却仍然与北京一样运动不断。来到扎克木两三个月，天天不是劳动就是运动，不仅没有学到任何新的知识，过去学的知识一点也用不上，我的思想非常苦恼。可是，李主任一直对我的印象非常好，已经将我作为一个培养对象，对我寄予极大的希望。如果我在李主任面前老老实实地说，两三个月的劳动锻炼一点也没有意思，真不晓得往后的路该咋走，李主任不仅会立刻改变对我的好印象，肯定会认为我的思想比斯朗泽仁还落后。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我灵机一动，顺势引用《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句话，向李主任表达扎根高原的坚定决心。

“李玉和在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唱道：‘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四海为家，穷苦生活几十年。’自从主动报名要求分到高原来，我就树立了一生奋战，穷苦生活几十年，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在实际斗争中锤炼对毛主席的一颗忠心，为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康巴高原奋斗终生！”

“这就对啦！党把你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娃娃培养成大学生，你就应该这样来报答党的培养！”李主任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说，“千万不能像斯朗泽仁那样，组织上千方百计培养他，他自己却很不争气！”

“我一定不辜负李主任对我的希望！”我站起来望着李主任，激动得满脸通红。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李主任又说，“你不仅要自己努力进步，还要帮助斯朗泽仁转变，听说他至今还与刘小雪划不清界限？”

“他最近好像很少给小雪写信。”我竭力为斯朗泽仁掩饰。

“同仁嘉丹珍还在来往没有？”李主任又问。

“基本没啥来往。”能掩饰的，我都尽力替斯朗泽仁掩饰。

“你也许对他们那一伙人不太了解吧？”我知道他指的是刘越和仁嘉丹珍。我回答确实一点儿也不了解。李主任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仁嘉丹珍是扎克木最大的土司亚多土司的女儿，刘越当年接受国民党特务的派遣到高原上来收集情报，这些反动家伙勾结在一起，你说他回去写的书咋不***？斯朗泽仁出身翻身农奴，却经常与这么一伙人鬼混，我想起来就常常睡不好觉！”

“我一定耐心帮助他，一定做好他的转化工作！”李主任对青年人的关怀，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激动地说。

“对！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李主任再次拍拍我的肩膀，抓起办公桌上的军帽戴在头上对我说，“走，到你们印刷厂看看，我当兵爬惯了雪山，这办公室硬是坐不惯！”

陪着李主任回到印刷厂，不少人对我是另一种眼光。

我到收发室去看有没有新玉的来信，信堆里却翻出一封刘小雪给斯朗泽仁的信，回到屋里我非常矛盾，要不要趁将信交给斯朗泽仁之时，同他彻底谈谈？大家一道分到扎克木，我不断进步深得李主任的信任；斯朗泽仁的表现却令李主任睡不好觉。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斯朗泽仁一天天落后下去，他好孬总是自己的阶级兄弟，而且与我私人关系非常好。我对斯朗泽仁非常感激。我从小在汉族地区长大，从北京来到扎克木，整天与一种陌生生活打交道，如果没有斯朗泽仁当向导，我将如同油一样很难溶入水。完全因为有了斯朗泽仁的全力帮助，我在异域他乡才能落地生根。完全因为有了斯朗泽仁，我才逐渐融入藏胞之中。既然李主任一再将帮助他的任务交给我，我做不好斯朗泽仁的转化就是对不起李主任。

“这儿有小雪给你的一封信。”我刚刚回到屋里，斯朗泽仁就回来了，我将信递到他手中。

看到刘小雪终于给他来了信，斯朗泽仁神情豁然开朗，从我手中接过信，赶紧坐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专心看，直到我从食堂替他将饭打回来，他手里握着信仍然呆呆地坐在床上，热泪一滴一滴地滴在信纸上，我将饭菜端到他面前？说：“快吃，不然冷了。”他接过饭碗放在桌子上，连看也不看一眼，将信扔到我面前，站起来愤怒地说：“刘越和洛克当年也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嘛！”走到窗前不住地流泪。

我赶紧拿起信来，刘小雪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斯朗泽仁，你的信不知道为啥在路上走了这么久，我昨天才收到。这两三个月都没有收到你的来信，我以为你真的与我划清界限了！但是，我心里明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于是我就天天盼着你的信，我坚信一定会收到你的信！肯定是老天始终站在我们一边吧，我今天真的收到你的信！信没拆开我就大哭了一场，我是流着泪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你的信的！”

刘小雪在信中继续写道：

“我当天离开扎克木，在风雪中与那个藏民骑马走了两天，那个藏民对我非常好，虽然夜里我与那个藏民同住一顶帐篷，那藏民完全把我当亲女儿一样。我到卡达之后，叫我先到公社当文书，可是公社很快就听到群众反映，说一个刚刚从学校出来的‘三门’干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利于思想改造，乡上又把我下放到扎拉草原的帐篷小学当老师。从此牧民游牧到哪，我的帐篷小学就游动到哪。我那个帐篷小学就十多个学生，却分成五个年级，我每天要分别为五个年级的学生上课。虽然一切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孩子们宁愿随着父母到草原上去放牛羊，也不愿意到帐篷里来上学。我每天不得不跑到学生的帐篷里，去劝说家长将孩子送来上学。由于我不懂藏话，同时我讲的汉话学生也不完全听得懂。我今天把这个孩子找回学校，明天那个孩子又不来了。晚上我独自一人睡在自己的帐篷里，听得见野外的狼嚎。一天晚上，突然摸黑来了个壮汉，黑暗中企图侮辱我，我大声呼叫惊醒了附近帐篷里的老阿妈，才将黑暗中的壮汉赶走。从那天晚上起，老阿妈再也不让我一个人独居一个帐篷，从此每天晚上都让我住在老阿妈的帐篷里，睡在老阿妈和老阿爸中间，老阿妈和老阿爸用身子保护着我，许多藏族小女孩宁愿不回去，也要留下来给我做伴。”

刘小雪最后写道：

“亲爱的斯朗泽仁，你一定不要不放心我，这里的人对我都非常好，我每天教完学，就到草原上去画画，回来又坐在帐篷前，望着满天的星星拉小提琴，围栏里的牛羊都经常竖起耳朵听，你也许以为我非常孤独，我眼里有那些可爱的牧民，又有广阔的大草原，还有那云彩一样的牛羊，同时我不停地画画，天天晚上拉琴，最可爱的是我那些天真幼稚的学生，有了他们天天和我在一起，我的生活就变得非常充实。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爸，随信寄来他给我的信，仁嘉丹珍阿姨不给他回信，你看他都悲伤成啥样了！”

“我要去找李主任，我要求调到卡达去，再苦我也要和小雪苦在一起！”不等我看刘越给刘小雪的信，斯朗泽仁就将信拿过去了，他激动地说。

“李主任正为你与小雪恋爱睡不好觉呢，你这不是自投罗网？”我坚决劝他绝对不能贸然行事。

“王诚，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与小雪的感情！”斯朗泽仁两眼饱含着泪水望着我说，“我从扎克木考入北大，从雪山中来到北京，对大城市生活根本不适应，老师讲课我开始也听不太懂，好些汉族学生心里也瞧不起我这个少数民族学生，我当时非常自卑，不愿意与汉族同学交往，常常一个人在校园里独来独往，好几次真想退学回到高原。有一天，我躲到未名湖边的松林中偷偷流泪，小雪与一群女生过来发现了我，她从此不顾别人风言风语主动接近我，有空就陪着我在校园里转，星期天还带我参观故宫、长城、颐和园和雍和宫，将我带到老师家里为我补课。完全因为有小雪的热情帮助，我才树立了信心，克服了学习和生活中的重重困难，渐渐地适应了北大的学习与生活。我初到北大她是那样热情耐心地帮助我。可是如今她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高原，我却将她一个人丢在草原上，你说我斯朗泽仁都成啥人啦？”

“不是你不想帮她，”我认真地开导他说，“而是你想帮也帮不上呀？”

“可悲啊！”斯朗泽仁望着扎克木山，望着山头上那皑皑白雪，愤怒地仰天长啸，“我们这个社会咋就变成了这样！”

我一个劲儿地劝他冷静，赶紧关严了窗和门，生怕有人听到那些话。

李主任将我叫到办公室，敲着桌子狠狠训斥了我一顿。

“那天我问你，你说斯朗泽仁没有与刘小雪通信！如果他没有与刘小雪通信，刘小雪在卡达的事，他啷个又晓得了？现在居然找上门来，要求将他调到卡达！我叫你给他做工作，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做嘛！”

看到李主任气成了那个样子，我真是对斯朗泽仁无比痛恨，叫他不要自投罗网，他还是去找了李主任，李主任绝对不会将他调到卡达，反而把我叫来臭骂一顿。我站在李主任面前，自始至终不敢抬起头来，如果认为我根本就没有给斯朗泽仁做工作，我实在是太冤枉。

“刘小雪是不是在同他通信，我的确不知道……”我硬着头皮为自己辩解，因为是壮着胆子撒谎，低着头看也不敢看李主任一眼。

既然我的表现是那样好，李主任没有怀疑我在他面前撒谎，见我神情非常委屈，背着双手在屋里转了两圈，停在我面前问：“你肯定搞不懂，我们为啥子费一包子劲，千方百计挽救斯朗泽仁吧？”

“你上次给我讲过，我明白转化斯朗泽仁的政治意义，”我仍然低着头回答，“关键是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他是解放后扎克木出的第一个北大毕业生。小鬼，你肯定感受到了吧，从长远来看，这个地方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藏族自己的干部，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汉族干部不过是来帮着过渡一下，藏族干部才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斯朗泽仁出身翻身农奴，又从北大毕业，只要稍稍好好表现表现，用不了一二十年，不是州革委主任，至少也是县革委主任，组织对他的希望大得很，他还是这么不争气，为个老婆远大政治前途都不要了！”

我完全理解李主任，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完全是恨铁不成钢。康巴解放前，连像样的中学也很少，更不要说大学毕业生，党将翻身农奴的子弟培养成北大毕业生，完全是从长远的民族战略出发，康巴未来和希望完全寄托在藏族自己的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身上，党对斯朗泽仁寄托着多么大的希望！可斯朗泽仁却完全辜负了党的一片好心，硬要去找个出身不好的对象，至今不听组织劝告拒不与刘小雪划清界限，别说军人出身的李主任，就是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眼见斯朗泽仁如此执迷不悟，内心也非常着急。

“这是两个阶级的一场争夺战，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要有高度认识，回去找他好好谈谈！”李主任说完，拿着本本，急急忙忙要去开会。

从李主任那儿回来，斯朗泽仁正在屋里埋头看刘小雪的信，我真想夺过那信一把给他撕得粉碎，这回决心彻底打破情面，不信就不能彻底攻克这座顽固堡垒。

“你不要继续和小雪来往啦！”我走到斯朗泽仁面前，这样开导他说，“这样在政治上肯定会对你造成严重影响！”

“我绝不做那种忘恩负义之人！”斯朗泽仁两眼怒视着我回答，“当年她父亲是北大的名教授，我是来自康巴的一个翻身农奴的孩子，她和她爸对我是那么好；现在她爸出问题了，难道我能为了自己的前途，就离她而去？”

“出身问题可不是小问题，”我说，“一个人的出身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是不是李主任找你给我做工作？”斯朗泽仁突然问我。

“李主任也是为了对你政治上负责，”我说，“刘小雪出身不好是客观事实，如果你仍然坚持与她好，将来政治上受影响的是你而不是组织。”

“我不在乎啥子影响不影响！”斯朗泽仁一口回绝。

我变得有点恼怒，不得不严肃地向他指出其中的危害：“李主任今天说，你出身翻身农奴家庭，又从北大毕业，稍微表现表现自己，用不了一二十年，不是州革委主任至少也是县革委主任。如果你不听组织招呼硬要与刘小雪好，别说不可能有好的政治前途，将来连个好的单位也不会有！”

“如今要我在真正的爱情和仕途两者中选择，我宁愿同小雪到牛场上去当个老牧民，也不愿牺牲爱情去换来一顶乌纱帽！”斯朗泽仁气冲冲地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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