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你走来，捧着一颗真心；我向你走来，沐着一路风尘。芸芸众生芸芸心，人人心中有真神。不是真神不显圣，只怕半心半意人。

我开始怎么也睡不着，刚刚睡着就不停地做梦。

我梦见走进了斯朗泽仁那口棕箱里，走进了那些书中描写的雪山森林之中，那里的景色既像刘越当年拍下的景色，又与刘越的资料记录的五彩缤纷的神话世界一模一样。我醒来躺在床上想，我当初主动报名到康巴来，就是想永远离开是非之地，到遥远的康巴来找寻香格里拉，寻回那正在消失的地平线。可是我来到康巴这么久，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扎克木，整天不是简单的劳动，就是参与无休无止的运动，至今连个香格里拉的影子也没见到，更不知道到底看不看得到正在消失的地平线。如果我再这样随波逐流听天由命，当初我又何苦离开北大和北京？

吃过早饭，我到收发室拿到父母的来信。

父母在来信中写道：“诚儿，你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应该回来把个人问题解决了。我们认为新玉这个姑娘很不错，她爸已经调到县革委组织组，她爸到我们家来说，只要你跟新玉结了婚，他就可以将你从扎克木调回县上。”父母在信中说的“个人问题”，就是要我回家乡跟新玉订婚。家乡农村人从不直说找对象，他们认为直说“找对象”不雅，总是把找对象温文尔雅的说成“解决个人问题”。

我边走边看信，心里不禁暗自好笑，父母到底是农村人，他们哪里懂得党的高原干部政策？

为了把从内地来支援康巴的干部牢固地留在高原上，党的政策明文规定，从内地来康巴的汉族干部“只进不出”，即使你从高原回内地找个对象结了婚，解决夫妻分居两地也只能将内地一方调到高原，高原一方绝对不许调回内地。如果允许援康的内地干部调回内地，高原上的内地干部很可能一夜之间全走光，谁愿留下来帮助康巴建设发展？如今当年随十八军进藏的大批“老康巴”，也就是张定康他们那些人，至今没有哪个不梦想“翻山”回内地，何况我是刚刚分来的大学生。即使听父母的话回去跟新玉把“个人问题”解决了，新玉的父亲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他也绝不可能将我调回内地。

我拿着信回到屋里，斯朗泽仁已经请准假回家探亲，看到我手里拿着一封信，就问是不是新玉写来的，我说是父母写信来要我回去与新玉订婚。

“回内地订啥婚哟！”斯朗泽仁笑着，认真劝我，“现在高原上大批内地干部牛郎织女分居两地，即使你们结了婚，新玉也不一定会同意调进来，即使将来新玉同意调进来，哪晓得多少年才会轮到解决你的两地分居。”

“难道我就这样一辈子打光棍？”我问。

“我给你介绍一个藏族姑娘！”斯朗泽仁说得非常认真。

“你开啥子玩笑啊！”我根本不信。

“真的！”斯朗泽仁一本正经地说，“我认识一个藏族姑娘，个子有格桑伯姆那么高，样子跟格桑伯姆一样漂亮，也是康定卫校毕业，家庭出身很好，又能干又聪明，作风也非常正派，表现也非常好！”

“她在哪儿工作？”我不禁有些动心进一步问。

“单位在县上，下放在我们那儿锻炼。”斯朗泽仁回答。

我心里非常矛盾，我虽然非常喜欢新玉，新玉也非常喜欢我，可是她已经明确表示，婚后决不调来高原，即使我们情深似海结了婚，也只能牛郎织女分居两地，一年一次鹊桥会。来到高原的北大学生，而今人人都从实际出发，有些人即使原来在内地有对象，现在都断了，重新在高原上搞对象。我今年已经二十四岁，一晃人到三十，这辈子又只能将忠骨埋在高原，如果能够找个格桑伯姆一样的藏族姑娘，两个人一辈子共同生活在扎克木，当然比回内地与新玉结婚画饼充饥理想。

我望着斯朗泽仁只笑不表态。

“追求她的人很多，有机关干部，有解放军，有运输公司的司机，有分来的大学生。由于她自身条件非常好，她的要求就特别高，发誓一定要找个出身好又表现好的大学生。”斯朗泽仁进一步向我宣传。

“那么高的条件，她看得上我？”我笑着问。

“你这回跟我去，先跟她认识认识，彼此增进了解，如果你们两个说好了，将来肯定会是理想的一对。”斯朗泽仁说得非常认真。

“让我好好想想吧！”我说。

我想了整整一天，综观北大同学已经抓到手的对象，还没有一个赶得上格桑伯姆一样的条件。如果我能在扎克木县城找个像格桑伯姆一样条件的对象，后下手比他们先下手都强。

我下班回来，斯朗泽仁又问：“你想好了吗？”我老老实实回答：“我非常想跟你去，但是，万一领导知道了……”斯朗泽仁说：“你今年也没有休探亲假，你就说回家探亲，只要李主任一批准，同我悄悄走了就是了。”

“这怎么行呢？万一哪个发现报告了李主任，我几个月辛辛苦苦挣的表现，不全完了！”

我非常担心。

“反正国家规定每年有一次探亲假，你不回内地到我家，还不一样？不违反啥原则，没有啥子可怕！”斯朗泽仁又说。

“我咋个去向李主任说？”我又问。

“你就向李主任请假说，你父母在家乡为你找了个对象，要你回去相亲。李主任对你那么信任，他绝对不会怀疑你在撒谎。”

在扎克木找个格桑伯姆一样的对象，真是挡不住的诱惑，我？终于鼓足勇气去找了李主任，李主任听完爽快地笑着说：“回家乡找对象还不好意思来请假！你这个小鬼，我看你还挺封建的嘛！你快去快回，清理阶级队伍决战阶段，我准备好好发挥你的作用。”

虽然非常心虚，但已经没有退路，事到如今只有硬着头皮去了。

我和斯朗泽仁骑着马，终于望见远处山坡上点点星星的亮光，斯朗泽仁惊喜地说，准是家里人摸黑来接我们了！斯朗泽仁于是高声“啊哈”地冲那亮光喊着，立即就从对面山坡传来了“啊哈”声，斯朗泽仁一听是格桑伯姆的声音，激动得连连高声“啊哈”着，对面山上立刻传来应答的“啊哈”，整个山谷就一齐“啊哈”起来。我们策马扬鞭，黑夜里响起了的马蹄声。

在前面不远的山坡上，我们与迎接的人们会合了。格桑伯姆和老阿爸，寨子里的基干民兵，背着枪打着火把，激动不已地将我们迎回了家。

吃过晚饭，格桑伯姆抱来铺盖，替我们将床铺好，又给我们端来洗脚水，直到我们洗完脚，钻进热被窝里，她还站在床前叮嘱我，夜里如何上厕所，最后才吹灯离去。

天刚亮，我就起床，好奇地爬到楼顶才看清，这是一个很大的山寨，座座碉楼散落在平缓的山坡上，有人从楼里走出来，背着木桶去装水，有人从楼里赶出牛羊，听得见牛羊脖子上的铃声，山寨四周是茫茫的原始森林，林中漂浮着薄薄的晨雾，望得见山顶上的皑皑白雪。一条河从寨子下面流过，河水奔腾湍急，河里漂浮着木头。

早晨楼顶上很冷，我刚站不一会儿，格桑伯姆就上楼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件衣服，爬上楼顶就要我把衣服披上，她对我说：“这儿的早晨太冷，小心着凉！”从此就站在我身旁，不停地向我指点，说对面的山叫亚多山，脚下的河叫亚多河，远处那座山上有座寺庙，她家这个山寨是这一带最大的山寨，寨子的照片上过《民族画报》，等等。她和我靠得很近，生怕我对这儿不了解。

我们在楼顶上站着，阿妈上楼来叫吃早饭，我们下去，斯朗泽仁还没有起床，我问要不要叫他，格桑伯姆笑着说：“懒虫，叫他干啥？”阿妈已经将酥油茶打好，格桑伯姆首先给我倒了一碗，就提着壶一直站在我面前，看到我不会搓糌粑，又放下壶拿过我的糌粑碗，蹲在我面前替我搓，刚刚把糌粑递到我手上，又提起壶给我掺酥油茶。看见她对我如此周到热心，阿妈和阿爸相视笑了，笑着用藏话互相说着啥，我却一句也听不懂。格桑伯姆赶紧去给二老掺茶，微嗔地用藏话同二老说着啥，我只觉得他们的谈话肯定跟我有关，但自始至终不明白他们究竟在说啥。

我们刚刚吃过饭，就听到楼下狗在不停地叫，楼下立刻响起“啊哈”声，那狗被铁链拴在楼门口的铁柱上，大得像只小牛，一身很长的黑毛，龇牙咧嘴非常凶猛，整天二十四小时在楼门口站岗。格桑伯姆闻声下楼抱住狗，山寨里的人听说斯朗泽仁回来了，不一会儿就来了不少人，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蹲着，互相用藏话热烈地谈论着，谈得是那样热烈兴奋。

格桑伯姆也与他们谈着笑着，见我一句也听不懂，又来到我身旁，不停地替我翻译说，他们在问斯朗泽仁分在扎克木干啥，是不是找了个仙女一样的对象，为啥不把仙女带回来让大家看看。我坐在那儿望着他们热烈交谈的情景，不禁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望着他们笑着。

人越来越多，屋里再也坐不下，主人和客人一齐下楼，在楼前那个坝子里，在灿烂的阳光下，他们手牵着手，围成一圈，在那儿唱歌跳踢踏。我既不会唱又不会跳，就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格桑伯姆生怕冷落了我，硬要我跟他们手拉手一起唱跳。格桑伯姆一边跳一边对我说：“我们藏族人，能走路就能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我笨手笨脚地跟着他们跳着，格桑伯姆边跳边不停地向我翻译他们齐声到底唱的啥。直到吃了午饭，人们才一一散去。

“他们为啥这么高兴？”送客人回楼上，格桑伯姆抱着门前拴着的大黑狗，我一边上楼梯一边问。

“他们说，高原从海底下露出海面以来，斯朗泽仁是康巴出的第一个北大毕业生，只要藏族有了红喇嘛，藏族也会造出人造卫星。”格桑伯姆兴奋地回答。

“别处把大学生列为臭老九呢。”我听了深受感动，我说。

“那是因为别处大学生太多，大学生是我们藏族的宝贝。”格桑伯姆回答。

格桑伯姆领着我爬上三楼，楼上有一个露天平台，我们就站在平台上。四周的山酷似一朵莲花，山寨正好在莲花的中心，明亮的太阳照在四面山上，我和格桑伯姆恰似站在莲花宝座中央，我立刻想起佛经里那个“香巴拉”的故事，就问格桑伯姆：“这里是不是就是洛克说的香格里拉啊？”格桑伯姆不明白洛克为何人，也不大明白啥叫香格里拉，她笑着回答：“我只听说过香巴拉，不晓得啥子香格里拉。”我就给她讲了香格里拉的故事，她笑着说：“啥子香格里拉啊？那个外国人肯定搞错了，肯定就是藏族说的香巴拉！”

一连两天，从早到晚，家里来了许多客人，不仅寨子里的老乡天天都会来坐坐，还有公社、大队和区上的领导，也有寺庙里的喇嘛，藏医院的医生，印经院的印经人。他们都把斯朗泽仁北大毕业当成了不得的喜事，纷纷前来庆贺斯朗泽仁。又听说我和斯朗泽仁一样，也是内地一个农家子弟，北大毕业要求分到康藏高原，对我更是敬重，完全把我当成自己人，说如果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我做梦也不会来到高原。

“我们县上的老书记，听说是西南革大毕业，他的水平就是我们泽绒县最高的！”来了几个喇嘛，其中一个用纯正的汉话说，然后他就向我打听：“你从北大毕业，你一定晓得刘越吧？”我说多少知道一点点，他像找到了知音，立刻兴奋地对我说：“刘越当年也像你这么大，他刚刚从外国留学回来，在亚多土司家里住了好几个月，给我们讲他在欧洲的见闻，他说外国的电灯多过我们天上的星星。”

听说他们是些喇嘛，我就对他们保持着戒心，又听他们开口闭口刘越和外国，对他们的警惕性更高了，我于是告诉他：“我们中国将来比他们外国好。”喇嘛用藏话告诉了同来的人，那些人又纷纷向我打听刘越，格桑伯姆看出我不想跟他们谈刘越，立刻用藏话打断他们，他们又问起了刘小雪。

“听说刘越有个女儿是造原子弹的，这回也分到了我们这里，”那个喇嘛又用汉话问，“我们高原上现在也能造原子弹了？”

“她不是来造原子弹，是到高原来锻炼的。”我回答说。

“啧啧，太可惜了！”几个人同声叹道，互相不停用藏话说着。

看出我不愿意和他们多说，格桑伯姆就不再翻译他们的话，用藏话不知道跟他们说了些啥，几个人不住地“啊呀”地点着头，知趣地告别下楼走了。

吃过午饭，又来了一帮青年人，全是斯朗泽仁的同龄人。他们收工之后又到斯朗泽仁家里来，格桑伯姆对我说，他们全都知道斯朗泽仁搞了个漂亮的汉族大学生对象，对斯朗泽仁真是羡慕得不得了，问斯朗泽仁是不是就要结婚了？对象是不是比格桑伯姆漂亮？以后他们还说些啥，格桑伯姆不再替我翻译，我看见他们哈哈大笑，格桑伯姆扬起手去追打他们，那伙青年人笑着闹着逃跑了。

“你咋将他们赶走了？”那些年轻人逃跑之后，我问格桑伯姆。

格桑伯姆站在窗前，手上抚弄着她的长辫子，开始低头只笑不回答，后来见我追问得紧，头一扬回答：“他们尽在那儿胡说八道！”

我进而问她，他们究竟胡说八道些啥？格桑伯姆半晌只笑不说话，最后扭过头来说：“他们说的那些，我不能告诉你！”害怕我进一步追问，就拉着我说：“走，我领你到寨子里走走。”

格桑伯姆回公社去了，外面雨下个不停，斯朗泽仁引我参观这座藏房。

这是一座四层高的藏房，整个房子像一座碉堡，矗立在山寨中间，楼底仅有一道门进出，整天有那条大黑狗站岗放哨。底楼是关牛羊的圈，四壁堆了不少取暖做饭的干牛粪，一道木楼梯从底楼通上二楼。二楼是家庭的中心，左边是厨房，中间是客厅，右边是老人的卧室。三楼一半是留给子女或客人住的房间，另一半是平台，用来晾衣物和晒粮食。四楼大半是平台，用来晒粮食，小半是一间经堂，经堂里供着佛像。

我们走到经堂前，阿爸正在经堂里念经。

在这儿住了三四天，对不少事我既新鲜，又十分意外，我完全不曾料到，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取得全面胜利，阿爸既是生产队长，又是共产党员，照样悄悄躲在楼顶的经堂念经。

看出我的惊奇和疑问，斯朗泽仁边下楼边不停向我解释。

“在我们辽阔的青藏高原上，由于气候变幻无常和环境恶劣，人们无力左右大自然，大自然却常常决定人们的命运，又不能科学地解释种种自然现象，于是有人就说那是妖魔在作祟，人们企图借助于宗教和神来帮助他们战胜大自然，于是佛教就从中国内地和印度两个方向传入青藏高原，人们就在高原上到处修建寺庙，所以逐渐形成了全民信教。但是，即使解放前，这里也不是政教合一，管事的一直是土司，喇嘛只呆在庙里专心做学问，所以这里的喇嘛的学问都做得很深。由于上千年宗教对人们的影响，直到文化大革命深入的今天，还有不少人公开信教。”

“阿爸咋也信教呢？”我终于说出心中的迷惑不解。

“不光是阿爸，高原上不少基层干部，他们在大庭广众场合，从来都不说他信教，可回到家中，常常躲进楼顶经堂念经。”

“就不怕有人知道了？”我又问，我们回到了住的房间。

“实际上，这是公开的秘密，我们这里群众普遍信教，也不会有人去揭发。他们认为，揭发别人信教，即使今生无事，来世也会受到惩罚。”

“人有啥来世啊！”我忍不住笑了。

“我们不信，可他们信！”斯朗泽仁补充说，“即使前不久讨论修改的新宪法，还是写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嘛。”

“你不觉得宗教会阻碍藏族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我问斯朗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