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雪自己曾经说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会把人引向地狱。”她是不是已经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听着她的这番讲演，我充满了苦涩。七十年代刚刚开始，她就畅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本世纪末，我们一个个将会啥样！我望着她那个兴奋劲儿，回想当今的艰难处境，别说未来十年、二十年和三十年究竟会干些啥，即使经过劳动锻炼之后在扎克木到底干啥，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未来有如雪域高原一样迷迷茫茫，遥远得犹如消失的地平线。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哪一步不是由党来安排？哪一个不是在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十年、二十年和三十年之后究竟干啥，怎么可能由我们来设计安排？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这批大学生，只能埋头好好劳动锻炼，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挣表现，一伙来到高原锻炼改造的老九，聚在一起还奢谈什么十年、二十年和三十年之后？

“我认为，我们眼前最重要的是学好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现在还轮不到我们去考虑未来，”

张向东给刘小雪的热情泼了一瓢冷水，他说，“我给大家念念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社论下面这几行黑体字，肯定是毛主席的指示。社论说：‘路线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没有人有人，没有枪有枪，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有了政权可以巩固政权。’只要党内存在路线斗争，我们就只能时时、事事、处处辨风向，插红旗，拔白旗，坚持路线斗争，天晓得我们这一代人将来有啥作为？”

“马克思说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永远存在……’”我不能公开赞成张向东的悲观论调，引用马克思的话说。

“斯大林也说过：‘在工作中决不要拒绝做小事情，因为一切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积成的。

’

斯大林还说，这是列宁的遗训。”贺小梅的角色更尴尬，在这种场合，她只能重复斯大林的教导。

“列宁还说呢：‘年轻的同志们，你们要在这方面更加努力地工作，用你们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来建设灿烂的新生活。’”张向东幽默地说。

“我们今天这个会，到底是北大同学一起座谈元旦社论，为小梅送行？还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一起座谈元旦社论？我听了你们的发言，倒像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在一起座谈元旦社论！”刘小雪站起来笑着。

“小梅就要回北方，她是我们这批大学生中，第一个翻山出去的人，我们应该多对她提些希望！”斯朗泽仁站起来望着贺小梅说，“小梅，你马上就要翻山回北方，你作一个告别演说吧！”

“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最没有资格讲话的就是我！”贺小梅站了起来，说到这里讲不下去了，眼含热泪哽咽了一阵，才继续说，“我对不起向东，对不起大家，居然丢下向东，丢下这么多同学，夹着尾巴逃跑了。你们可能还没有忘记，从成都到康定的路上，是我在车上领着唱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吧？我那时满脑子充满了幻想，我何尝不愿意在高原上大有作为？我何尝不想扎根高原建设高原？但是，我们来到高原快一年了，高原上仍然运动不断，即使我留下来又能做啥呢？如果我继续这样留在高原，还不是白白地浪费了青春……”

贺小梅泪眼望着张向东，呜呜地哭了起来。张向东低着头，眼里饱含着泪水。全场的人都低头沉默着。贺小梅最后含着泪说：

“也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们都锻炼成为时代的佼佼者。那时候，也许向东已经是扎克木县革委主任，也许王诚已经当上州革委副主任，斯朗泽仁和小雪已经成为康巴专家；而我呢，肯定不过是个部队家属而已！”

“幻想会将我们引入地狱！”张向东突然抬起头来，望着贺小梅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们就没枉相爱一场！”

我们一齐为张向东鼓掌。

我和斯朗泽仁送刘小雪回矿上，我们在山中走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爬上了风雪迷漫的扎克木高原。在茫茫的风雪高原上骑马走着，除了远处山头上的雷达站，茫茫数十里不见人烟，我们三个人骑着马，奔驰在茫茫的高原上。

“你听没听说，分来的大学生马上要下乡锻炼？”斯朗泽仁突然问我。

“不可能啊！”斯朗泽仁常常能听到不少内部消息，但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我说，“我们已经劳动锻炼了一年，怎么可能还要下乡锻炼？”

“我听人说，不仅要下乡锻炼，锻炼结束有的人就留在乡下工作。”刘小雪说。

“这样没完没了的锻炼，”我气愤地说，“当初毛主席号召我们到边疆到少数民族地区来，难道就是叫我们来没完没了的锻炼？”

“现在看来，我们国家知识分子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多得都不知道该叫知识分子做啥啦！”斯朗泽仁幽默地笑着。

我们行进在风雪高原上，白雪茫茫的高原空旷寒冷，目光所及到处是雪，偶尔望得见几只鹰在风雪中盘旋，茫茫高原望不到尽头。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没完没了的锻炼。刘小雪不再提下乡锻炼之事，而是滔滔不绝地说，扎克木高原日照长紫外线非常强，如果把扎克木高原开垦出来种上甜菜，甜菜的含糖量肯定高。她还告诉我们，扎克木高原的叛匪非常猖獗，而那些所谓的叛匪，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受骗上当的藏民，文革中听信一些搞派系的人散布的谣言，被几个坏头头裹胁上了山，部队虽然不断地搜山，藏民老百姓对叛匪非常同情，叛匪白天躲在山上，晚上又悄悄地回到山寨，绝对没有人向部队报告，他们弄点粮食又上山去了。参与叛乱的藏民与没有参与叛乱的藏民，在外人看来长相没有两样，即使部队在路上碰上他们，眼睁睁的也很难认出他们就是叛匪。

“骑马走在扎克木高原，犹如在四千多米的高空上天马行空，”刘小雪一直说个不停，她骑在马上说，“我每次上下山经过扎克木高原，就常常想如果高原上只有我一个人，真不知道将怎样面对如此严酷的大自然！只有来到扎克木高原这种地方，你才会感到人与人精诚相处才能共同面对大自然，一个人在扎克木高原上离开他人，根本就不可能在高原上生活下去。”

“你们说，像这种地方，人类能够最终战胜自然吗？”我突然问。

“其实呢，人干吗一定要战胜自然？地球上先有大自然后有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自然养育了人类。人类为啥反要战胜大自然？当然，人类应该克服大自然的危害。如果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像我们北大同学之间一样真诚，那就不存在谁战胜谁了！”刘小雪说。

天色渐渐的晚了，刘小雪前面还有不短的路，我与斯朗泽仁还要赶回县城，眼下风雪又是这么大。刘小雪勒住马定要我们回去，如果我们不回去，她就勒马站在风雪中不走。看看时间不早了，我们只好与她依依惜别，斯朗泽仁眼里含着泪水。

“一路小心！”我和斯朗泽仁对她说。

“你们放心回去吧！”刘小雪在马背上挥着手说。

我们一直站在风雪之中，又一次望着她那渐渐被风雪模糊了的背影，我心里暗想，我这里尚有斯朗泽仁同行，小雪却一个人骑马消失在迷漫的风雪之中，高原上是如此荒凉，她要遇上暴风雪就糟了。

我与斯朗泽仁骑马在风雪中的荒原上奔驰着。

我们回到扎克木，格桑伯姆一直在门口等我们。

“你啥时候到扎克木来的？”突然见到格桑伯姆，斯朗泽仁问。

格桑伯姆笑着说，她已经调到县医院。听说格桑伯姆已经调到县医院，连斯朗泽仁都非常吃惊，他边开门边不停地赞叹：“你真有本事！我们还要下乡去锻炼，你却从乡下调到了县上！”格桑伯姆听了非常得意，她无比骄傲地说：“现在如果不找人开后门，这个社会哪个管你？”进屋同时就一个劲儿地说，她咋个缠了这个又去磨那个，咋个给别人送礼，边说边替我们整理房间，一切收拾停当就走了。

晚上我失眠了，格桑伯姆调到了县上，可我却又要下乡锻炼，而且锻炼完了很可能留在乡下，我辗转反侧直到天亮。吃过饭又去办仁嘉丹珍的专案，最后查清她有没有组织分裂小集团。

从专案组回来，格桑伯姆又来找我，她搞了两张电影票，要我同她去看电影，听说放的是《地道战》，斯朗泽仁忍不住笑说：“《地道战》《地雷战》《平原作战》，老三战，老掉牙的了。文革以来只放这三部电影，你咋去买这样的电影票？”格桑伯姆拉着我说：

“走，别听他的反动宣传！”我们来到了电影院。

“昨天你们送刘小雪回矿上去了？”电影开始之前，谈起了我们送刘小雪回矿上，格桑伯姆紧紧地靠着我小声问。我回答是，离开她的身子稍稍远了点，可她立刻紧紧地靠了过来。

“今天在街上碰上张定康，他和我说到了斯朗泽仁和刘小雪，他要我赶紧劝劝斯朗泽仁，最好不要跟刘小雪结婚，那样肯定会断送斯朗泽仁的前程。”

电影终于开始了，我们肩并肩坐着不再说话，我完全是来陪太子攻书，《地道战》的台词我都背得出来，我暗自将张定康和斯朗泽仁比较，我相信张定康跟前妻还是有感情，如果他参加革命之后不与前妻离婚，肯定会因为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得不到信任，也就不可能当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如果他不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后十七年的生活肯定会是另一番模样。

而斯朗泽仁恰恰与张定康相反，他出身翻身农奴，又从北大毕业，如果他坚决果断地与刘小雪分手，随便找个出身好的对象，哪怕感情远不及跟刘小雪那么深，十几二十年之后，他很可能提拔到县州的主要领导岗位，运气好说不定弄到省里或中央当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