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梦征从她眼前完全消失之后，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向她压来，她不由把手放在了腰间的手枪上，又触到了那种美妙的润玉的感觉。

洪云舒感到无比疲乏。她挨着那门土炮坐下来，把身子靠在炮身上，头顶的蓝天白云一片模糊……

老人醒来的时候，目光碰到的第一个物件是贺八爷的挂像。

老人刚睁开眼睛的时候，贺八爷的挂像只是模糊的一团。渐渐地，那团模糊不清的墨团清晰起来，他才看出了站在墙上的贺八爷。

墙上的贺八爷也看着他，笑着。

老人吃力地把目光从墙上贺八爷那张脸上移开。这时他看见了挂像正下面的硬枣木八仙桌、太师椅，看见了墙角的矮几上放着的蓝花胆瓶，胆瓶里有两个油光发亮的鸡毛掸子。太阳白白地照着窗纸。老挂钟走动的声音把他的眼睛引到另一边的墙上，他看见挂钟的时针分针快重叠在阿拉伯0字上面了。这是天津卫惟一的大挂钟。

他知道自己现在躺在贺八爷的厅房里。他把眼睛闭紧了，他的嘴角奇怪地抽搐了一下。老人使劲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了一张秀气的脸。一个年龄看上去很小的女红军站在他的身边，正弯下身子，把脸凑近他，不断呼喊着“老爷爷”。

见老人睁开了眼睛，她高兴地说：“老爷爷！”声音依然很轻很小。

老人的目光在她的脸上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他终于想起来，她就是先前在先祖的石碑前见过的那三个女红军中的一个。

“老爷爷，喝水吧。”姑娘又说，她把水伸到了老人嘴边。

姑娘的声音虽然很轻很小，但那目光让你不忍抗拒。老人喝了一口水，甜甜的。他喝出水中放了糖。这时候，他又看到了墙上的贺八爷。他推开姑娘手中的碗，问：“我咋睡在这里？”

“老爷爷，你在村口晕倒了，我们把你抬到了这里。”老人瞪着黏唧唧的眼睛，努力想着。

“起先，你一直坐在村口，哦，那里有一块石碑，后来，你就晕倒了，那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姑娘帮他回忆着。贺八爷在墙上看着他，笑着。老人用手又撑了一下身子，对姑娘说：“姑娘，我求你件事，行吗？”

“什么事，老爷爷？”“把我扶出去。”

“这……不行。”姑娘摇摇头，

“我不想呆在这里，我的身子怎么这么沉，我抬不动自己，我大概快死了，我不想死在这里，姑娘，帮帮我，把我扶出去……”老人望着姑娘，絮絮叨叨地说。

“不行，老爷爷。”姑娘说，又喂老人喝了几口水，再慢慢将老人放倒在床上那其实不是床，是一张平时写字用的长条案。姑娘说，“她们都不在，她们留下我，要我看好你，医生说你身子太弱，得好好休息……”

“帮帮我，我不想在这里，我不想死在这里。”老人固执地说。

“老爷爷，你不会死的，你只是有点弱。医生说的，你休息好了就能下地了，现在不能……”姑娘也很固执。老人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寂静中，老人感到脸上落下来一些湿漉漉的东西。“姑娘，你哭了？”老人问，依然闭着眼睛。

“没，没有。”姑娘说。“你多大？”

“快十四岁了。”

“还是个娃娃。”

“不，我早长大了。”

“说给我，你为啥哭呢？”

“你刚才说你要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爷爷。”姑娘说。

“你爷爷？他和我长得像吗？”

“不，不像，他比你矮得多，不过，他和你一样老，眼睛也像你一样，好像永远都有眼泪，永远也擦不干净。”姑娘说。

“你爷爷呢？他现在还好吗？”

“不知道，也许已经死了。”

老人睁了睁眼睛，又合上了。两只麻雀喳喳叫着，跳到了窗棂上，伸着小脑袋往屋里看了一阵后，又扑棱棱飞走了。墙上的老挂钟不紧不慢地敲着，屋子越发显得安静。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过了一会儿，老人又问。

“没有什么人了。”

“你妈呢？”

“我没有见过妈妈，不过我想我应该有妈妈的。”姑娘说，声音依然没有脱去孩子气，“爷爷告诉我，我从来没有妈妈。爷爷说那话时脸色很可怕，很哀伤，我从懂事以后，就问过那一次。”

“你爸爸呢？”

“死了。”

“哦。”老人叹了一口气。

“爸爸是个哑巴，他给刘贵贵放猪，哦，刘贵贵是我们那里最有钱的人，住着楼，有好大的院子，院子里一年四季有开不完的花，养着许多猪许多牛。参加革命以后，我知道那个刘贵贵就是土豪。”

“哦……土豪。”老人重复着说了一句，他记得那天那三个女红军说起过关于土豪的话题。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刚才说你爸爸死了？”

姑娘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是的，爸爸死了。刚才跟你说了，爸爸给刘贵贵放猪，一次，不知猪吃了什么东西，一下子死了三只，刘贵贵要爸爸给猪起坟头，还要给猪披麻带孝……

姑娘声音呜咽，老人感到热乎乎的眼泪不住地滴在自己的手背上。他一阵怜惜，摸索着，把姑娘的一只小手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心里。

“姑娘，莫哭。”老人说。

“那天夜里，爸爸给猪起坟回来，在村外的黄桷树上上吊死了。”姑娘说，声音小得好像不留痕迹的轻风，“那一年我刚刚七岁，头一天爷爷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爷爷说从那天起我就七岁了。因此，我对爸爸死的日子记得很清楚。那天夜里的月亮好亮，像个大脸盆，爸爸静静地躺在黄桷树下，他一辈子都是那样安静，他是个哑巴。起先我以为爸爸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死了，他的眼睛瞪得好大，好像在想什么事情……哦，老爷爷，你也哭了？”“没……没有。”老人说，又问，“以后，你就只有爷爷了？”

“以后，我就跟着爷爷走出了我们的村子，没有再回去。我跟着爷爷不断地走路，我不知道爷爷要带我到哪里去。爷爷走路时带着两个笛子，一个长的一个短的，一边走路一边吹。爷爷的笛子吹得好听，两个笛子轮换着吹，能吹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走到林子里，各种鸟跟着他；走到平地上，花花绿绿的蝴蝶围着他；走到村子里，大人娃娃围过来，听他吹。听完了，我和爷爷就有了吃的，夜里也有了睡觉的地方。第二天醒来，我们继续走路，爷爷继续吹他的笛子。我们走啊走啊，后来，我们走过了松潘，来到一大片开着蓝色野花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不大的镇子，镇里有一座尖顶子木屋，木屋有带颜色的花玻璃。天快黑的时候，爷爷又吹起了笛子，笛子引来了小镇上所有的人，大人娃娃，男的女的，有汉人，也有藏民。大家都说爷爷的笛子吹得真好听，不住地叫着好。只有我能听出，爷爷的笛声有点嘶哑，断气的地方很多。吹罢一个调子，爷爷要停下来咳嗽半天，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那天夜里，我们睡在一个给地主守夜的老汉家里。爷爷和我在小镇里一连待了三天，每天太阳落山以后，爷爷都要吹一阵笛子，每天都会招来全镇的人。大家依然欢呼叫好，我却听出笛声中断气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我们在小镇待到了第四天。那天早晨起来，爷爷向守夜人讨了两个鸡蛋，给我煮了荷包蛋，要我吃。我看着爷爷，我不明白今天为什么要吃这么好。不等我问，爷爷告诉我，吃了吧，从今天起，你就十一岁了。我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爷爷看着我吃完了荷包蛋，对我说，爷爷走不动了，也吹不动笛子了，现在我领你到一个地方去，以后你就住在那里，那里比跟着爷爷好。我很害怕，我问爷爷，你不要我了吗，我做错什么事了吗？爷爷说，你是个乖娃儿。我看见爷爷流泪了。爷爷是从来也不流的。我搂着爷爷，对爷爷说，我哪里也不去，我要永远跟着爷爷，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哭的很伤心。爷爷说，秋儿，你不要哭哦，秋儿是我的名字，我姓陈爷爷说，秋儿，你不要哭，我太老了，我觉着我就要死了，我养活不了你了，得找个能养活你的地方。我哭着说，爷爷，你不会死，你的笛子吹的那么好，大家都喜欢你的笛子，你死了就再也听不到你的笛声了。爷爷摇摇头，说，我已经吹不好了，昨天吹笛子的时候，我觉出了从腔子里反上来的血的味道，有点腥，我强压下去了，我想我快不行了，我得给你找个地方。说着，爷爷拿过那两个笛子，扔进了面前的火塘里。看着笛子在火塘里扭曲变形，我哭得更厉害了，我觉得随着笛子在火里渐渐变成火苗变成蓝烟，我的爷爷正在离我远去。那天下午，爷爷把我带到了那座带尖顶的漂亮木屋里，把我交给了一个穿黑袍子的外国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蓝眼睛的外国人是这座天主教堂的神父，大家都叫他彼得神父。爷爷要走的时候，我大声哭着，要跟爷爷一起走，彼得神父紧紧抓着我，嘴里一边小声说着什么。彼得神父的力气真大，我怎么也挣不脱。我眼看着爷爷佝偻着腰，慢慢走出了木屋，我大声哭着喊着，爷爷始终没有回头……”

姑娘娓娓地说着，眼泪不住滴在老人的手上、身上。“后来你就当了共产红军？”老人问。“是的。”姑娘点点头，说，“不过，老爷爷，你叫的不对，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天我们营长已经跟你说了。”姑娘耐心地说。

“营长？就是别盒子枪的那个？”

“嗯。”姑娘停顿了一下，小声说：“我们营长其实很好，我就是她从天主堂里带出来当红军的。”

“哦，你当红军几年了？”“还不到两个月……”这时候，屋门被推开了，夏满月和工兵营的卫生员走了进来。陈秋儿有些慌乱，赶紧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夏满月走到床边，问陈秋儿：“醒了吗？”

“醒了，营长。”

老人睁开眼睛，对夏满月说：“你是长官？”

夏满月说：“老大爷，我们红军里官兵平等，没有长官。你有什么事吗？”

老人说：“长官，求求你，把我抬出去，我不想住在这里。”夏满月一怔，看看陈秋儿。陈秋儿说：“他一醒来就要出去。”

“为什么？”“不知道。”老人的目光又和墙上的贺八爷相遇了。

“让我出去！”老人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他的脸色铁青，黏唧唧的眼睛大瞪着，喷着火，样子很可怕。

夏满月想了一下，对陈秋儿和卫生员说：“来，咱把他搀出去。”

他们扶着老人下了地，出了门。

这间屋子只是一个大院落的正厅，一明两暗，老人刚才躺着的地方，是中间的那个厅房。院子很大，院墙很高，青砖一码到顶。院子也是用青砖铺地，东西各有两间厦屋。进院门的地方，有一座高大的影壁。影壁迎门的正面，刻着一个几乎铺满整个影壁的大“福”字，影壁的背面，靠着院子的一面，是彩绘的天官赐福图。院门有深深的门廊，两扇门板用大漆油过，乌黑锃亮，显得沉重。门楣上，刻着“耕读第”三个大字。在一片土黄中，这座宅院如鹤立鸡群般招眼。

走出院门，他们来到了村街上。

太阳白白地照着，老人有些晕眩，他脚下趔趄了一下，好在有夏满月和陈秋儿扶着，没有栽倒。他揉了揉眼睛。再睁开时，他惊呆了。

村街上，顺着那两溜街房，齐刷刷地打着两排地铺，铺着麦秸和芨芨草，草铺上放着分不出什么颜色的背包和铺盖。有几个地铺上，还躺着卧着几个缠着绷带的年轻红军。老人再看看街道两旁的房子，门还紧关着，上着锁。

老人把目光从村街上收回来，久久地端详着夏满月，两行浊泪从他空洞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忽然，他的身子慢慢往下沉，往下沉，最后，向夏满月跪了下去。

“菩萨兵！长官，我贺望乡有眼无珠啊！”

他的苍老的声音在西风中颤抖着，传出去很远。

在一个叫红柳沟的地方躲了整整五天之后，村民们就扶老携幼，牵着狗抱着鸡，跟着红军，回到了天津卫。像贺望乡被征服一样，天津卫的六十三户人一进村，看到村街上红军的地铺，再看看各家各户紧锁着的房门，对红军的防范完全解除了。

贺望乡当初之所以被夏满月她们抬到贺八爷的厅房，是因为那是村里惟一大敞着门的房子。不知那是由于屋主人逃跑仓促忘了关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富有经验的女红军们从屋宅的排场和陈设的阔绰，一眼就判断出屋主人的身份，不是土豪就是劣绅。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她们的判断没有失误。村民们纷纷打开了自家的屋门。他们看到家里不但粮不缺柴不短，甚至家具什物都还放在老地方，连挪都没挪动一下。村民们惊喜过后，景况好的下了长面煮了鸡蛋，景况差些的也煮了洋芋老倭瓜，纷纷走出门来，软拉硬拽，把红军请进屋里，看着他们吃上一顿。各家各户又都自愿腾出房子，房子多的腾两间三间，房子少的腾一间，让红军从街上搬到了屋里。红军也没忘了传统，扫街扫院子，挑水劈柴，教唱歌教跳舞，僻静的天津卫从来没有这么红火过。

田妹教歌的时候，全村的女娃娃几乎全都围在了她的周围，田妹唱一句，她们跟着唱一句，整个村子都被歌声盖住了。

娃娃们记性好，很快就能在田妹的指挥下，能整段整段地唱了：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穷人参军为革命，红军打仗为人民。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怕羞，远远地躲了看，田妹喊她们过来一起唱，她们互相推搡着，争着往后躲，死活不肯过来。但她们谁都又不想走。

娃娃们又学会了一段：当兵就要当红军，官兵都是一样人。生活一律都平等，没有打人和骂人。小媳妇大姑娘站得远远地听着，小声议论着：

“你听清了吗？说是当官的和当兵的都一样，平等着呢？”

“哼，我不信，能平等吗？”

“就是，你看戏台上，再好的官，武的哪个不是紫金冠，文的哪个不是乌纱帽，靠旗盔甲，玉带蟒袍；那当兵支差的呢？前胸后背，只能背个‘勇’字”，就连青天大老爷包拯，出场前那些支差的还不是要‘呼呼呼’地喊上一阵子，包相爷才打轿出台，这还是好官……”

“都一样了，还叫官吗？”

“远的咱看不见，就说凉州城里的马师长，那年路过咱这里，你看那派头，光侍候烟盘子的就有三四个。”

“不过，红军里头，光从外表，我还真没看出哪个是长官呢……”

“我家里住的那个红军女子，姓夏，听人喊她营长呢，想来该是个官吧？”

“营长？当然是官。”

“女将官？不就是当今的穆桂英吗？”

“长的啥样子？”

“个子不高，利利索索，哦，就是在红柳沟给咱们讲话的那个。”

“哦，我说呢，怪不得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精干得很。”

“你们想想，她和那些当兵的一样不一样？”

“真是呢，看不出。”

“要是别人不喊她营长，我真看不出她是个官儿，吃的穿的和别人一模一样，夜里，和另外几个女的全挤在我家的那个大炕上睡觉，也没见人侍候过。”

“啧啧，穆桂英出阵还有个马童、放四行旗牌呢……”

“要不咋说红军是开天辟地头一次呢。”

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农会，远比取得村民们的信任难得多。

夏满月事先对此也有预料，实际干起来，却发现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原先的想象。

天津卫人似乎知道自己的防线应该设在哪里。

夏满月她们来到一户人家。男主人五十多岁，叫贺盼水，从十几岁起就在贺八爷家扛工。快三十岁了才娶上媳妇。女人是武威的一个寡妇，还大他三岁。夫妻俩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务弄着村北浇不上水的三亩田，一年好一年坏一年绝收，已经二十一岁了还瞅不上媳妇。女儿十六岁，给贺诚的四姨太当丫头。全家住一问土房。屋里一盘大炕，炕上铺一张苇席，一张破毡，靠墙码着两个被子，每个被子上的补丁都不下几十块，盖住了原来的底色。

更惜惶的是，这个四口之家竟然只有两只缺了口的破碗。那天夏满月她们一共去了三个人，除了夏满月，还有陈秋儿和毛丑女。女主人给她们倒水时，倒了两碗后，连连抱歉说：“羞死人了，家里就两个碗，这子过的……”夏满月心里沉重，问：“两只碗那你家里人齐了吃饭咋办？”女主人说：“换着吃，都是他们先吃，腾出碗了我再吃。”女主人说这话时，脸虽然带点羞红，却看不出丝毫愤怒和抱怨。男主人贺盼水在一旁搓着手，咧着嘴，“嘿嘿”笑着。

对于他们的平静和麻木，夏满月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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