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内向型的，心思缜密的女孩儿，我特别容易崇敬一切力量都能外化的男孩儿。我哥梁小飞就是这种。

梁小飞的很多人生轨迹都让我垂涎和景仰。

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离家出走”。

可能因为从来也没实现过，所以一直不停地想，想了很久。

虽然我从来没敢跟梁小飞交流过这个想法，但他却在无意中又一次成功地成了我的先驱和偶像。

那是在梁小飞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竟然真的“离家出走”了。

事情的起因是在他消失前四五个小时，我们家对门的张叔叔刚在院子门口的马路边上摊了两排煤饼。

由于我们国家建设发展的太神速了，所以很多以前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不过才刚二三十年，就成了得费一番笔墨介绍说明的内容，“煤饼”就是其中之一。

在以前，多数平凡人家到了冬天都得在家自己生炉子，北方的煤炭供应也不是那么的充裕，为节约使用起见，就有类似“煤饼”这样的东西出现。它有点儿像北京的“蜂窝煤”。只不过，蜂窝煤是由专门厂家生产好的，买来以后可以直接使用的，而煤饼则需要每家自己动手。

煤饼的制作过程也不难，每家里分到碳之后，都会进行一番挑挑拣拣，大块儿的成色好的单堆一堆儿，再剩下的边角料敲成碎末，找一些小土块儿，碾碎，加水，和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摊在方格子状的模子里，等晾干，就是成品的煤饼。

做煤饼最麻烦的一个环节就是“晾干”。因为常常会在没晾干之前就可能被邻居踩坏或顺手挖走，到了做煤饼的季节，各家也都相当警觉，纷纷派出自己家的小孩儿站岗放哨。

张叔叔家当时还没有能站岗的小孩儿，所以他们对邻居的自觉性要求最高，他们家人的猜疑心也相对比较重。哪知，越担心的事就越容易发生，那天中午张叔叔顶着烈日刚把三排煤饼摊好才回去歇晌，不想午觉醒来，发现，一个没看好，煤饼上面就落了几个恶性的鞋印。

那些鞋印一看就是故意踩上去的。张叔叔发现之后先是站在院子里乱骂了一通，接着就到我们家来投诉了。他认定这个恶作剧是我哥干的，理由如下：院子里不睡午觉的小孩没几个，院子里不睡午觉的小孩有“回力鞋”的没几个，而类似“穿着回力去踩煤饼”这样的行径，根据大家的分析，也就梁小飞能干出来。要知道，“回力”牌运动鞋是那个时代少年向往的奢侈品。

我父母对此感到很抱歉。为表示诚意，我妈先贡献出了几块自家的煤饼作为赔偿，我爸则咬牙切齿地对张叔叔说一定好好教训教训梁小飞。

“也不是让你们打他，对吧，也不是想要你们家的煤饼，对吧？就是觉得不应该那么糟蹋鞋！”张叔叔说了两句让自己人心悦诚服的话，拿着我们家的煤饼愉快地走了。

我很纳闷，我爸妈半个“打”字也没提，不知道这张叔叔怎么自然地就提到了“打”。“打小孩”是当时最主流的教育方式，在中国，尤其北方，一个男孩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从来没挨过打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有什么让父母一看就觉得特有愧的先天缺陷。

梁小飞从生下来就身体健康四肢发达，所以总挨打。

梁朝伟在邻居张叔叔走后，出于面子上过不去，当下决定必须就煤饼的事揍自家儿子一顿。且一定要揍得街知巷闻，务必让整个院子的人都啧啧赞叹他是一个不徇私舞弊的好人。

于是，在等梁小飞放学回来的两三个小时里，梁朝伟充分做好了打人的环境准备和心理准备，以及相应的说辞。

那天，我哥放学回家，就煤饼一案跟我们的父母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辩论。在最终仍被认定有罪之后，梁小飞愤然撂下几句颇具挑战的话语：

“你们有什么证据？”

梁朝伟一听急了：“证据？老子还跟你讲证据！”

我哥，一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小孩儿，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妥协：“没证据凭什么说是我？”

“妈的你还跟老子顶嘴！”梁朝伟无言以对，只好搬出“辈分”来压人：“大人能冤枉你吗？！”

“你们就是在冤枉我！”梁小飞说到“冤枉”这个词的时候忽然感触，呜呜地哭起来，我们家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情绪越爆发，逻辑越清楚，话语越顺畅。只见梁小飞一边抹眼泪一边正色道：

“为什么出了什么坏事你们都非要认定是我干的？我到底是不是你们的儿子？！为什么你们总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看法来冤枉你们自己的儿子？！你们看看你们，你们这幅急吼吼地样子，啧啧，简直，简直让我觉得吧，如果这事不是我干的，我还真挺对不起你们！”

我哥说完这些接着呜咽，我父母一时语塞。梁朝伟大概觉得“语塞”太有失身为父母，尤其是“为父”的尊严，只好把事件直接升级至暴力面，他没有正面回答梁小飞的反诘，而是起身去找“兵器”，嘴里同时嚷嚷着：“你个狗日的坏小子！干坏事不算，还犟嘴！一天到晚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犟嘴了，好好好，你给我犟，看老子今天不敲死你！”

梁小飞赢了说辞，过完嘴瘾，正梗着脖子得意。一看我爸果然拎着“野猫棍”出来了，断定局势对他相当不利，立刻收起眼泪转身跑了。边跑边说了句：“老梁，就你厉害哈！有本事你也打折我一条腿！”

我妈一看儿子跑了，再回头瞧见我爸手上提着的那根木棍，立刻很气愤地嚷了句：“你拿这个干吗？至于的嘛？！”

必须得说道说道，“野猫棒”是我们家久负盛名的着名兵器。

我们家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兵器”，这些家伙什儿除了各自正常的用途外，还都有一个重要的“兼职”，就是用来揍我哥。

我爸最爱和我哥玩儿的一个游戏就是让我哥“找兵器”。每当他准备拿出当爸爸的架势准备教训我哥的时候，就会很轻蔑地对我哥说出两个字：“去，找！”他在那短短的一字一顿之间能内迅速加剧他制造的恐慌。

梁小飞在10岁以前通常都会颤抖着在不大的三个房间里瞎转悠，以耗时间来试探能否躲避挨打的厄运。他有很多选择可以让他瞎耗，从轻到重依次可以是炒菜铲子，衣架，跳绳，捅炉子的铁钩子……

一旦他找来的兵器和梁朝伟认定他的罪行不匹配，他还得重新再找。

梁朝伟对这个戏弄梁小飞的方法乐此不疲，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一做法早早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结果。我从小就非常善于观察父母的表情，尽量按照我认为的他们的意愿行事，在我看来挨揍实在太恐怖了，比挨揍更恐怖的则是挨揍前的这种“序曲”。

唉，真是搞不懂，当一个大人欢快地羞辱他的小孩时，为什么不会想一想，他正在做的事，打着教育的旗号，却恰恰达成了反教育的结果，因为频繁的羞辱会让小孩习惯于被羞辱。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在家常常被羞辱的小孩成人后踏入社会眨眼间就掌握他压根不熟悉的尊严？

才怪。

反正。从我有记忆开始，每年都要目睹几十次我哥自己用自己找来的兵器挨揍的情景。直到梁小飞小学毕业长成一个大男孩儿，他不肯再去找打自己的“兵器”了。

梁朝伟对这个情况的变化也只有默默地接受，他应对的方式是亲自“找兵器”并尽量把它演绎成一种更有恐怖色彩的过程。并且，根据他手上拿来的东西可以反映出他当下想要表达的恼怒程度，时间长了，这在我们家简直成了一种独特的“礼节”。

不过，很多时候，梁朝伟都表现得特没谱，就说“野猫棒”这根木棍，拿它作为揍一个人的兵器，那对应的事件起码应该是“企图杀人放火”那一级别。

我再来详细介绍一下“野猫棒”：实木，长1米4左右，直径约5厘米，重约23公斤。我一直不太清楚它正常的用途，大致目测一下，觉得武松拿它打个虎什么的应当没什么大问题。平时它都被放在我爸妈的床底下。在这次被拎出来预备打梁小飞之前，它只被使用过一次，那次的打击对象是一只硕大的野猫，这也是这跟哨棒的得名来历。

那只不知名也不知死的野猫在某一年除夕前夜潜入我们家厨房，大概是之前饿的时间太长了，它居然一口气吃掉了我们家准备第二天包饺子用的一块起码两公斤的五花肉。吃完之后，野猫体型骤然间变肥，无法从门缝里顺利的原路挤回去，无奈之下只好大声哀鸣。

我妈听到猫叫派我爸去侦察。我爸进厨房一开灯，看到野猫在作案现场撑得跑不动，顿时觉得非常好笑，赶忙跑回来当笑话讲给我妈听。

陈萍，一个长久的在困顿的生活中被折磨的已经完全没有幽默感的女人，一听，马上联想到第二天没饺子吃的现实，哪里还笑得出来，当即又生气又心疼，气的是我爸不分重点，心疼的是那坨红白相间粉嫩欲滴的五花肉，重点是，它象征着全家人年三十的正点大餐。每年，除夕夜猪肉大葱白菜馅儿的饺子都是我们翘首期盼的重要内容。其中一只饺子里面还要包一枚象征来年好运的硬币，正是由于那枚硬币的存在，全家所有人忽然一起细嚼慢咽，跟练习过似的，每个人的吃相和姿态都近乎优雅，看起来相当扯淡。

是啊，那是我们全家全年最认真对待食物的时刻，简直相当于那一年中四口人嘴巴感官的集体最高潮！

可是，这么重要的一刻，就这么被一只来路不明的弃兽，给截和（音hu）了。

我妈岂能不气！

梁朝伟笑到一半被陈萍当场泼了冷水，很伤颜面，转笑为怒，又觉得陈萍的观点和情绪无懈可击，确实比较更加站得住，心头顿时生出一团无名的闷气，必须找个出口把这团闷气给抒发出去，于是从床底翻出那根哨棒，拎着冲回野猫的作案现场。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人猫对峙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仓皇结束。野猫惊恐的狂嚎和梁朝伟愤怒的咆哮像一部没经过什么设计的动作电影，一人一猫交响的惨叫打破了夜晚的寂静，引来了十几个衣衫不整的邻居围观。最终以梁朝伟打折野猫一条腿，野猫抓伤了他一条胳膊为结束。期间一人一猫共同打翻了一个放在柜子顶上的案板，那上面摊着陈萍辛辛苦苦做了俩星期的黑芝麻馅儿。

要说，我爸也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黑芝麻馅儿从柜顶翻落的一瞬间，运动员出身的他确实摆出身手敏捷的姿态尽最大努力去接来着，然而，他接的时候，重心略微偏移了些个，只抓住了案板，一案板的黑芝麻馅儿则倾斜而下，从头到脚尽数洒在了他身上。野猫趁他被黑芝麻馅儿糊得睁不开眼的一瞬间，拖着一条瘸腿穿过瞧热闹的邻居夺路逃跑了。

还有更邪乎的是，梁朝伟在大步趋前抢救黑芝麻馅儿的时候，一只脚没站稳，踩在了地上的一个脸盆里，那脸盆里满满的盛着陈萍做的酒酿，就在那天白天，她还带着我在厨房观赏过这盆酒酿。

我清晰地记得当她小心翼翼的掀开盖在脸盆上的厚毛巾时，有一股甜甜的酒香立刻欢愉地跑出来。

“这次的江米真好，你舅舅给的，酒曲也不错，一点儿毛都没长。”陈萍蹲在地上微笑地欣赏着自己的成果。我也很快乐，那是那个年代里一种特有的，很容易被一些小满足感染到的幸福的快乐。

陈萍是上海人，在过年的重点食物中，“汤圆”的意义一点儿不亚于饺子。黑芝麻馅儿的制作过程很细致，捡，晒，炒，碾，拌，掺猪油……一个工序都不能少。酒酿也是一样的，选上好的江米，拿捏准确火候和时间蒸出来的半熟的江米饭，加入特别央告亲戚从上海给寄来的酒曲，轻柔地有感情地搅动至酒米合一的境界。然后保温，每一步都能决定酒酿最终的成功，是否足够甜软，是否足够醇香，是否溢出充足的酒液。

虽然说，现在，出门到超市，花个十几块钱这两样随时都买得到。但我还是怀念在凡事都需要自己动手的那些我童年的岁月，有一种制作的情感会透过食物穿梭在整个家庭氛围中，那是不太能用语言形容得清楚的一种曼妙。

所以，一旦美感被中途破坏，它的伤害也是没什么相对准确的语言能形容的。

当天的大结局是我妈隔着厨房的窗户发出一声痛彻心扉的悲呼：“我的芝麻啊……”那声音穿透夜空，其悲情和爆发力之强大简直像在旷野上听几十公里外有人在吼秦腔的气韵。

等梁朝伟那只脚从放酒酿的脸盆里拔出来的时候，陈萍愣在窗口，这一次，她连悲呼的力气都不再有了。

那个春节我们家过得特别不愉快。以前的春节也会有一些不愉快，只不过，那些不愉快一般都是我们因争抢食物而破坏了陈萍精心设计的过节氛围，而那一次的不愉快，则是陈萍一直在叹气抱怨，提醒我们没有值得争抢的食物。

由于公共浴室过年期间并不开放，所以梁朝伟从初一到十五都全身上下飘散着黑芝麻和酒酿的气息，像一碗行走的醪糟汤圆儿。不同的只是，初八之前还算是个让人垂涎的汤圆，初八之后就成了一个馊了的汤圆。那是我们全家唯一没有吃汤圆的一个正月十五——实在是闻都闻恶心了。

之后梁小飞就一直管那根木棍叫“野猫棒”。

野猫逃离之后，陈萍和梁朝伟争吵到天明。

我妈一边吵架还一边含泪打扫厨房并及时帮我爸包扎了伤口。就算是这样，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的吵架。

婚姻不幸的女人有一个致命的天分就是永远能把任意外部矛盾都成功转化成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矛盾。

我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因此她为这个家做出的大部分贡献和牺牲都被她转化矛盾的结果给抵消了。我们往往记住的不是她给我们做的那么多美味的食物，不是她为所有人准备的合身的衣服，也不是她打扫出的干净的环境，而是我们在吃饭，穿衣，行走或只是呆着的时候她因各种理由训斥我们或和梁朝伟吵架的情景。

梁小飞在进入青春期开始，无师自通地渐渐学会了如何利用陈萍的这一特点。到后来，他能游刃有余地把明明是针对他的事件轻松地变成我爸我妈之间的互相针对。

就像这次，当梁小飞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要落得挨一顿暴打，眼看局势对他不利，急中生智，立刻转身跑了。要重点记录的是他“智”的那部分：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冲梁朝伟说了那句：“老梁，就你厉害哈！有本事你也打折我一条腿！”

这就形同再次提醒我妈野猫事件。

果然，我爸妈中计。

这夫妻俩在我哥跑走之后像刚更换了新电池一样精神抖擞地就地互相指责了将近半小时。

而我，梁悠悠，一个小学生，作为整个事件的旁观者，在我哥跑掉的一瞬间，忽然灵感乍现，以我小小的智商判断出那件事应该真不是梁小飞干的，否则他的反应通常是跪地求饶。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人格特别有把握的时候才有勇气出走，心虚的人一般都会选择苟且。起码我哥是这样的。他时年14岁，有着14岁的男孩正常的软弱，但也有着14岁的男孩基本的尊严。

只不过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太在意这些，对他们来说，区别小孩子的好坏只有听话或不听话，至于“尊严”，对很多大人来说都是奢侈品，何况小孩。

等梁朝伟和陈萍忙忙叨叨了一整天之后，做完晚饭，才发现梁小飞没回来，于是两个人再接再厉又互相指责了半小时。

我当时很生我哥的气，因为他害我又没按时吃到晚饭。我爸妈通常在吵架之后都不会马上吃晚饭，除非吵架发生在吃饭过程中。

他们不吃我们当然也不好意思吃。如果梁小飞在，我们还能结伴混到饭菜附近，他不在，我势单力薄，目标太明显，饭没到嘴，很有可能还招惹到一顿不白之骂。

如果说有一种话叫“闲话”，那么一定就有一种骂叫“闲骂”。这种“闲骂”和“闲话”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来无影，去无踪，无原因，也都无目的，好似只是为了动嘴，同时证明自己强大的肺活量。

我是在“闲骂”中长大的小孩，所以特别知道在父母情绪不佳，情况不明的时候最好夹起尾巴闭起嘴巴，并随时做好饥肠辘辘的准备。

等我饿得实在扛不下去只好睡觉的时候，我爸妈终于按捺不住，出门找梁小飞去了。

当我醒来时已是深夜。

应该这样讲，我在深夜被我爸妈吵醒，他们刚从外面回来，怒气完全战胜了疲惫，他们并没找到梁小飞，因此两人有了更大的动力把吵架进行到底。

我翻身的时候瞥了一眼桌上纱网笊篱里放晚饭的碟子们，似乎馒头少了一个，菜也明显被吃过了。我心头涌上些委屈，觉得我爸妈偷偷吃饭不叫我太不仗义。但这股情绪很快被再次袭来的浓郁的困意给压下去了，我饥肠辘辘地独自嘴巴撇了撇，心里一酸，眼睛一湿，就又睡了。

梁小飞离家出走的消息第二天传遍了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他出走的原因在我爸妈分头给邻居们讲述过程中变得模糊了。他们像两个在竞选过程中的棋逢对手的党魁，所有的行为都不过是在不断地拉拢群众，好让大伙站在自己的立场。

有好多瞬间我都听得头晕，仿佛他们已把儿子的走失放在脑后，而让如何感化别人支持自己的观点和阵线成了重点。

事情就这么乱哄哄的持续了一整天。在那漫长的一天当中，校方和我爸妈的亲朋好友陆续纷纷介入。他们都表现得情绪高涨，不过他们的作用和他们的情绪一点也不成正比，这些人除了提供出一堆没什么大用的线索之外，就是说了一堆“谨代表个人观点”的言论。那些言论在他们离开我家之后，又分别给我爸妈新一轮吵架的提供出各种有利证据。

最惨的是我。由于他们完全无暇顾家，我只好饥一顿又饥一顿，持续过着全然被忽略的生活。

即使是这样，必须得诚实地说，那天是我一辈子最崇拜我哥的时光：梁小飞做到了我当时最想做的两件事情。一，他居然真的离家出走了！二，他招致了超过10个以上周围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热切关注！

这简直太了不起了！那天，我在上学去和放学回来的经过邻居们的时候，都能听到整个院子此起彼伏地在议论着梁小飞，他成了不争的焦点，我为此深深地感到骄傲，以及艳羡。

那时候大多数家庭的家庭成员配置都基本相同，“标配”一般是：一对有工作的成年人，一堆大小不一的孩子，和一个负责每天坐在自己门口打听和传播家长里短的女老年人。

那些坐在门口的奶奶们是在“民间”最能掌握“话语权”的人群。她们之间对各家各户的交流传递以及相应的点评最终构成那个家庭的对外形象，有效范围可以从整个院子扩展至就近的几条街区。

然而，我们家在这方面有一个天生的缺失，这主要得怪我姥姥。

我姥姥本来责无旁贷，应该就是我们家那个充当话语代表的女老年人，可是她非常失职。首先是她行踪不定，不是一直固定地住在我家，只要她跟我妈对任何家事发生意见相左的情况，就立刻打个小包袱去我舅舅家了。那些事当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等她和我舅妈再因为另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又发生不一样的意见，就会不请自回来。

就这样，由于我姥姥长此以往地奔波在我家和我舅舅家之间，导致我们这两个家庭中都缺少称职的女老年人去能增加我们在院子里的“家庭美誉度”。

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认为，即使我姥姥在家，也很难增加我们家的家庭美誉度。因为吧，我姥姥这个人，个性比较清高。

姥姥的清高也不是没来由的，不如简单介绍一下她吧：

我姥姥生于清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和大数学家华罗庚同岁。是个成年之后能穿37号鞋的“正常脚度”的老太太。在她那个岁数，完全没裹过小脚代表着家长的思想进步和精神的前卫。

没错，我有这么一位进步并前卫的姥姥，主要得归功于我姥姥的亲爹，我太姥爷。我太姥爷他老人家具有远见卓识，安排自己唯一的女儿上了当地的女子学堂，家里又有私塾先生垫底，所以我姥姥不仅颇认识几个字，且能背诵各种适合女子学习的古文，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最擅长的是那种传说中的“蝇头小楷”，跟《红楼梦》里的贾探春走一个路子的。

姥姥娘家是有钱的徽商，我太姥爷的祖上当年是开酱菜园子发家的，那个时代的徽商，赶上了徽商辉煌时代的末班车。像我太姥爷这样的，吃过大苦，享过大福，经历过各个阶段令人目不暇接的变革和改朝换代，因此生性悲悯，颇有些个不同于普通商贾的深度忧患意识。

我太姥姥死的早，太姥爷早年丧偶，对这个独生女儿相当疼惜，和林如海一样，把我姥姥当半个男孩养活。太姥爷把个性中的悲悯和忧患，用在了对我姥姥的教育上，使得我姥姥，生在这样一个没什么近忧远虑的富裕之家，却出落成了一个有财有貌有品德有个人思考能力的新女性。只不过，在那时候，有独立思考能力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基本上还属于白搭，必须得依存在某个男人身上才能焕发光彩，所以，姥姥只缺那个能让她一亮相就发光发热并流芳后世的优秀男人。

因此，当我外公出现的时候，我那个高瞻远瞩的太姥爷和我心高气傲的姥姥脑门上同时冒出一行子：就是他了。

我外公是留过洋的专业牧师，学的是“神学”。所以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读哲学爱艺术有家学，是当时的中西教育在身上融合的比较好的那种人。外公天性温良，再加上后天受到的教育，成了一个谦和绅士之人。且有大爱有理想有抱负有学问，具备一切能撑的起革命，家庭，以及女人的精神的先决条件，唯独，没什么钱。

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造地设。

外公布道期间偶遇我太姥爷，太姥爷以他的贼眼看出了我外公的很多隐匿于无形间的价值，所以，我太姥爷，除了给教会捐钱，还审时度势，大手笔地把我姥姥托付给了我外公。这在那个年月实在是需要一定的胆量和见识。

半年后，我姥姥带着丰厚的嫁妆，一步三回头，也像贾探春一样，一路唱着“奴去也，莫牵连”，以是年25岁的高龄从安徽到上海，嫁给了是年29岁的我外公，成就了很符合当时时代调性的一段珠联璧合的婚姻。

两年后，我大舅舅出生，太姥爷喜欢外公，更喜欢自己的外孙，一高兴，不仅亲自给我大舅舅起了名字，还把所有家产一分为二，一半捐给政府支持抗战，一半给女儿女婿外孙在上海置办了豪宅，自己留了足够的盘缠，带着一个新娶的小妾到国外四处游玩见世面去了，也许太过了无牵挂，几个月后竟意外客死他乡。不表。

我外公他们的豪宅地址位于上海上百年都没变的高尚社区，说是隔壁的隔壁的对门就是后来成了宋庆龄家的那个钻石地段。

从那以后的一些年里，姥姥过上了她这一辈子最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光。他们和相继出世的四个孩子——我大舅，我妈，我姨，我小舅——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战争，谱写出了现实加长版的“倾城之恋”。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借范柳原说过这样一句话：“《诗经》上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是啊，很多事，不由得人自己做主。只是，有时候，不由得人做主，竟也是好的！我外公外婆的安稳和小家庭的幸福，多少也来自于那个动荡的人人需要慰藉的时代。

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或是说，更是所谓人无外力，才有内伤。同患难往往能增强情侣夫妻之间的向心力。人的不好情绪总需要一些出口，如果一致对外，彼此就更有举案齐眉的心性和耐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发生灾难之时，或之后结婚率会上升一样，gdp的增长总是和离婚率挂钩绑定，道理都是一样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动荡都能给人带来内部团结和幸福。是否能在社会动荡中保持家庭内部的和谐也取决于动荡的强度。当动荡值超过人的正常承受力时，不要说和谐，恐怕连基本的求生也会成为问题。

我姥姥和外公的幸福终结在后来那个众所周知的，强悍的动荡初期。

在那个剧烈的动荡即将开始之前，有那么一天，我外婆，一个对世事全然无觉悟的幸福女人，正在指挥佣人例行晒虎皮。

我外公从教会回来，手里拎着一个奶油蛋糕。

那天是我妈生日。

外公和四个儿女闲聊了一番之后，问我姥姥有没有遣人把送到乐器行维护的小提琴取回来，说是要练习一阵，晚饭时亲自给我妈妈演奏一曲。

我姥姥常年被我外公宠，平日里脾气就不算太好，这会儿一听，不管三七二十几，先来气了，说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家里里里外外多少事需要打理，你一时间不拉琴也不会怎么样吧。

我外公，据我妈说，从未见过他与人争执，自然特别不会跟我姥姥争执，遇事最常有的反应就是笑笑，然后就自我化解了。果然，那次，他也只是笑笑，就回房间看书去了。

我外公回房之后，姥姥继续插着腰在院子里指挥众人干活。这时来了几个官样的人物，说是要找我外公谈谈。

他们把我外公带走的时候姥姥的两只手还插在两边的腰间，眉头也没有来得及展开，外公回头微笑对她说了一句：“你别总站在大太阳下头，当心上火。”

我姥姥站在原地皱着眉头回了句：“你不要管我，你早点儿回来就是了！”

“你不要管我”是我姥姥的口头语，专门对我外公说的。当然她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家里大小事，她都是要外公管的。

姥姥很年轻的时候眉心就有非常清楚的“川”字纹，因为她从小受宠，又碰上外公这么个纵容她的丈夫，于是情绪的标记就早早记录在脸上了。

我妈说，小时候她好几次都看到外公微笑着抬起手，轻柔地用拇指和食指帮姥姥把皱着的眉头抚平。姥姥的反应总是用手挡开，同时继续皱着眉说“你不要管我”。

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以后，想象那副画面，我竟然能感到很多隔着尘世光阴的温柔。也不知姥姥是不是还记得。

反正，谁也没想到，那是外公和姥姥说的最后一轮对话，谁也没想到，那竟是外公和全家人的生离死别。

外公被带走两个小时之后，姥姥有些不知何来的焦虑，引出心头一些些愧疚，就赶紧翻出单据，请司机去琴行把外公的小提琴取了回来。那天晚饭姥姥还特地自己下厨烧了外公最喜欢的雪菜肉丝炒年糕。

只是，外公再也没有回来。

我妈妈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年龄都在青春期上下，对爸爸已经没有了少年儿童的那种甜腻的依赖，所以，等不及爸爸回来，就自行吃了晚饭，分了蛋糕。

我妈那年正准备考上海音乐学院，据说外公生前最疼的就是她。所以，她等大家都睡了，又悄悄下楼，在留给外公的蛋糕下面塞了张纸条，写了“亲爱的爸爸，我爱你。小妹。”

我妈在家的昵称是“小妹”。这昵称是外公给我妈取的，在外公失踪之后没有人再这么叫过，怕回忆勾起太多心疼。直到我姥姥得了老年痴呆之后，这名字又从记忆深处被唤起。她只要一发病，凡见到女的一概称为“小妹”，且声音特别嗲，似乎灵魂又自动恢复成当年那个特别有安全感的少妇。大家才正视：没有任何悲伤可以以掩埋的方式被处理或消解，“悲伤”都是只会偷偷僵化但绝对不会消逝不见的木乃伊。

每个人保存记忆的方式不一样。就像苹果教父乔布斯，起初不肯承认自己的女儿，可是他就用他女儿的名字lisa命名了自己发明的某一部电脑。

说回我外公。

带走外公的人还是相当负责的，第二天正午，他们出现在我家，对我姥姥和我姥姥身边的诸位陪她压惊打气的亲戚们说，外公被正式逮捕了。他们把他的罪名向大家公布了一下，听起来很吓人，叫做“窝藏间谍罪”。

非要理论起来的话，这个罪名也并非完全的空穴来风。在外公被捕的大约半年之前，曾经跟他一起在神学院就读的一个同学忽然投奔了来，说是要借住一个月。尽管自学成之后彼此鲜有联络，外公还是热情接待了那位同学。据我妈回忆，这在外公家实在稀松平常，他们家的几间客房，一年中倒总有8，9个月是有人住的。

就是那么的，那个同学在外公家住了一两个月之后，轻轻地，告辞走了。他借住期间，除了一日三餐他会出现在餐桌上之外，平时跟家里所有人都很少有交流，外公的教养又不会让他对别人的行踪产生特别的好奇，更不会去质询，因此，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客”，原来是被判定为“间谍”的人。

虽然外公和全家都不知他从何处来，也不知后来往何处去，但他却成为一夜之间把外公和全家人都毁掉的肇事人。

外公被带走的一个星期之内，我姥姥和她四个孩子就被驱逐出了上海，他们失业的失业，失学的失学，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家里那个和他们至亲的人。

所有家当都被扣留在了他们的豪宅里一起被没收。只有那把德国产的古董小提琴被我姥姥抱在怀里死都不肯放手，成了她从那个家里带出来的唯一的物件。

他们全家被赶出上海的时候，得到关于我外公的唯一消息是他已被押送至青海的某个监狱服刑。我姥姥，一个安徽长大，后长居上海的妇女，凭着自己不怎么样的地理知识和相当了得的毅力，一路向西，一路颠沛，一路低眉顺眼蹭车蹭饭，坚决地向着她想象中的青海奔去。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自己的丈夫，她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找到自己的丈夫，她以为，只要方向正确最后总能找到自己的丈夫。因为她不解，她委屈，她惶恐，她愤怒，她不敢言语。她需得找到她那位当家的丈夫来告诉她是非曲折。

那是我姥姥人生首次的“独立”，在她中年之前，她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幸运女子，被爱护她的父亲亲手交到爱护她的丈夫手中。她肆意地尽兴地活了半辈子，她的一切独立思想都建立在父亲和丈夫给她的安全包围之中。所以，之前她一切的独立都只是女式的，装饰性的。直到，她的丈夫在她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带走，而带走她丈夫的人对他的定论又令她几乎要发狂！

世界在那一刻，参照物没了。

试想，还有比这更悲惨更恐怖的吗？

哪知，真的有！

一个月之后，我姥姥和她的四个孩子还没有到达青海，就被迫停在了一个西部的小城市。停下来的原因是我大舅舅病了。大概因为从小过于娇生惯养从来也没受过什么罪的缘故，那位我从没见过的舅舅不堪路途颠沛，得了痢疾。没成想，闹了几天病之后，竟然，就那么着，死掉了。

我想象不出我姥姥在连续受到如此重大打击之后是靠什么力量支撑着她没有彻底崩溃。

后来据姥姥自己说，她内心坚信一定能找到外公，且她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别的退路，只能收起悲伤，抖出坚强，蹙眉咬牙，带着剩下的三个孩子，死命的，活着！

“我就是觉得，我不能死，我没搞懂啊，我死不瞑目！”姥姥说的。

就这样，她硬是把那十多年的时间给挺过去了。

不过，她最终也没找到她的丈夫。她和剩下的三个孩子也没有离开那个原本只是因大舅舅的忽然过世而意外停下来歇歇脚的城市。

他们留在那个城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年后我妈嫁给了从山东出发支援西部建设的我爸。

最初的几年，我爸的重要责任是填补我大舅舅造成的“家里没有长兄”的空白。

姥姥到晚年的时候最爱念叨的一件事就是后悔那天没有早点儿帮外公把小提琴给取回来。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下一分钟还能不能再看见这个人。”这是姥姥最爱说的一句话。

人往往会是这样，动荡能激发出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内心的巨大能量和含忍心。当动荡结束，人性的光辉从动荡带来的激动和激烈的光彩中渐渐回落，就会恢复原始状态。

我姥姥在全国人民群众开始安居乐业之后，她也渐渐放松自然的向世人逐步显现她原本不太合群的那“本真”的一面。

基于以上前提，我姥姥打心眼里不太愿意把自己和院子里的其他老太太们归为一类。这也能理解吧，她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过过奢华生活的安徽小姐上海媳妇，怎么能甘心情愿的放下身段去投入到一帮在她眼里属于没见过世面的小脚侦缉队的行列里呢？

梁小飞离家出走之时，适逢我寂寞的姥姥刚好又负气去了舅舅家。院子里的议论于是更显得随心所欲。有一个上院的老太太午饭后甚至专程跑来拍着我的头说“悠悠丫头，你可得争气，可能你们家就剩你这一个娃了。”

这句把我妈气得够呛。

眼看梁小飞已经消失了超过24小时，不在任何亲戚家，不在任何他的同学家，也不在任何我父母找过的车站候车室。

我爸妈的情绪终于从最开始的慌乱和气恼中掺杂着一点莫名的兴奋，转化成慌乱，紧张外加一些悲伤。

即便如此，他们仍旧没能统一战线，用最后一些力气坚持着互相指责。唯一的转机是，他们的指责中多多少少表达了些许懊恼的内容。

“等真找回来你不许再对他下狠手了！”陈萍说，眼角含着泪花。

“是我下狠手伤人，还是你放狠话伤人？”梁朝伟说，眼角没含泪花，但中气显然没平时那么足了。

“你如果能像个正常爸爸样好好教育他，我干嘛要放狠话？！”

“我怎么不正常？我看你才不正常！还不是你非要要求他这了那的，要我说学习不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你妈就没怎么管你，所以你才这样！”

“我怎么啦？！”

“你怎么了你自己最清楚！”

“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了？！我哪点比别人差？！”

“你了不起！你最了不起！你这么了不起倒是把儿子找出来啊？”

“我要是他，我也不想回来，回来干嘛？！你成天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大呼小叫看什么都不顺眼！”

“你要是什么都好，我干嘛批评！？什么叫我大呼小叫，倒成了我的错啦？！”

“不是你的错难道是我的错？！”

“难道不是你的错倒是我的错？！”

“算了算了，我懒得跟你吵！”

“我才懒得跟你吵呢！”

我坐在房间角落里看连环画，和往常一样，表面平静地维持着被忽视的状况，但心里就实在忍不住冒出一句：

“你们说的好听，哪里懒啊！吵来吵去一点儿新鲜的都没有，我才懒得听是真的！”

不知道我爸妈是不是收到了我的内心独白，反正大家忽然就都安静了下来。待沉默了一阵之后，我妈先长叹一声，起身，默默地把中午的剩饭端进厨房胡乱热了热，又端回来，往我面前的小桌子上一放，说了句“吃吧”就回到沙发上继续和我爸保持相反方向坐着去了。

梁朝伟看了一眼我面前的盘子，轻微的露出了一丝对食物的鄙夷，再看陈萍暂时没有吵架的意思，百无聊赖，站起来去院子里找人下棋去了。

剩下我跟我妈在房间里。她继续每隔一分半钟就叹一次气，我则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安静对着那盘剩菜消磨时间。

就在我独自食不甘味的时候，忽然房间里不知什么方向传出了隐约的呼噜声。我没在意，继续低头应付食物。

又过了几分钟，那个呼噜声明显比刚才更响，我妈肯定也听到了，她抬头四处看了看，嘟囔了一句：“隔壁怎么今天这么早就睡了？”再仔细听了听，又说了句：“咱们家这个隔音也太差了。”

说完陈萍继续顺着呼噜声传来的方向看了看，又朝相反方向看了看，忽然露出害怕的表情，压低声音对我说：“快，去把你爸叫回来！”我刚要出门，我妈又一把把我拽住，小声在我耳边说：“他要是不回来，你就说大红跳出来了又。”

“大红”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红金鱼，梁朝伟对家里一切飞禽走兽游鱼都更在意，用它们当借口比用家人更能达到立刻叫他回来的效果。

我一路小跑到对面张叔叔家找到我爸，在他耳旁谎报了大红的事故。果然，梁朝伟立刻丢下棋盘和对手。

“儿子找到了？”张叔叔问，问的置身事外，已经忘了就是他害梁小飞出走的。

“嗨，早晚得回来！”梁朝伟好像很怕张叔叔有心理压力似的，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句，就从我手里接过手电，带着我急匆匆往家里赶。

等进了家门，陈萍一把拽着梁朝伟，一边指着呼噜传出来的方向，一边低声说：“你听，是不是闹鬼了？”

“大红呢？”我爸甩开我妈，只顾疾步奔向鱼缸，定睛朝里面扫视，完全不理我妈的紧张。

“啧！都这时候了，你还管什么大红二红的！大红没事！”陈萍压着恼火和嗓门，耐心道：“出怪事了，咱们家墙那边是十六小的操场啊，怎么会有呼噜声，你听！”

梁朝伟坚持在浴缸边确定大红确实在健康的畅游，才根据陈萍提供的线索竖起耳朵听墙外的“异响”。

他们俩贴着墙听了一圈，双重证实了声音发出来的方向，我妈又支使我爸出去绕到外面一看究竟。

几分钟后梁朝伟回来，进门的时候也是一副“傻眼”的表情，说墙外面的操场上什么也没有。两人蹑手蹑脚对着墙研究半天，最后目光同时停在了壁柜上。

那个时候很多人家住的简易房都有壁柜。它们沿着墙边被悬挂在房间的顶端，通常的体积是半米高半米宽三米长，是家里存放被子和冬衣的地方。

梁小飞被梁朝伟从壁柜里揪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和他一起从壁柜里掉下来的还有两个馒头和一个玻璃杯——他趁我父母出去找他的时候爬上壁柜，又趁我父母再次出去找他的时候爬下来吃吃喝喝。

“最有难度的是上厕所。”梁小飞之后不无得意地多次给他的小伙伴们讲他的出走史：“不能让院子里那帮小脚侦缉队给看见啊！所以我就得从窗户爬到后房，去上十六小的厕所，再爬进来！”

梁朝伟再次食言，趁乱把梁小飞“出走”前没实现的那一顿打给补上了，不过稍有例外的是，他只有这次是徒手完成的，没用使用任何“兵器”。

梁小飞则一点不客气地哭天抢地，表现的夸张程度和平时别无二致。

邻居们闻讯纷纷前来道喜，居然还有人带了发糕炸辣椒之类我哥平时喜欢的食物，这些东西一般情况下都得我们主动去邻居家谄媚才能蹭得到。

不过依我看，表现最“怪异”的还是我妈，她不仅对我哥完全没有责备，第二天还特特地亲自送我哥去学校，专门嘱咐老师“别批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陈萍那天下班回家的时候还买了一条鱼，两斤排骨和一斤桃酥。几乎用完了我们家那个月被配给的全部粮票！要知道，在我们那个物质匮乏的年月，得发生多大的事儿才能同时吃的这么饕餮啊！

我无法了解陈萍的心态，这到底是鼓励还是奖赏呢？不过我很了解我自己的心情：我很生气！我知道自己的生气里有争宠的吃味。

话说回来，能指望我这么个小孩儿有什么高风亮节呢？基本上，我不太相信天下对小孩有全然公平对待的父母，通常淘气的孩子会博得更多的关注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在那个当下，我很不解，自己一贯坚持走“老实巴交”路线，惟爸妈之命是听，结果呢，每天残羹冷炙！这梁小飞倒好，公然拔竿起义，搞的家里鸡犬不宁，反而被奉为上宾，受到了大鱼大肉大点心的款待！

更可气的是，这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件”，很长时间以来，我爸妈对梁小飞和对我就一直用两套标准在要求。最明显的例子是对考试成绩的要求：梁小飞每门功课只要考到八十分以上，他就会得到来自我父母的各种奖励，而我只要有一科没考满分，我妈就会怨声载道，用各种鄙视的态度冷落我，好像我因此就注定一生碌碌无为了。最夸张的一次，因为梁小飞都考到了八十五，陈萍竟然给他买了一个有吸铁石的那种塑料的铅笔盒！而我，从来也没敢低于九十分，可始终都在用梁小飞淘汰的那种很不高级的铁皮铅笔盒！

我曾经试图提醒陈萍，哪知才刚起个头，就被她一声断喝：“你要是也考成你哥那样，你就完了！”

我被她吓回去，自然不敢问“完了”是啥个意思。

反正，我爸妈对梁小飞和我林林总总的各种反应，最终让我得出一个总结：当乖小孩不仅很闷很无聊，而且相当吃亏。

我对他们心存积怨。

当然，以我那点儿小胆量，自然不敢把这份“积怨”对我爸妈表达出来，只好找茬儿，不时地跟梁小飞发生点儿小摩擦，把怨气都冲他撒出去。

要说，梁小飞这个人，他的个性特像《镜花缘》里“直肠国”的人，随时吃随时拉，凡事过目就忘，所以他完全没有解读出我内心的纠缠，只要我挑衅，他就毫不犹豫的凭直觉接招，一点没有因为自己受到了偏心的厚爱而觉悟或刻意低调。

“你们兄妹俩就不能好好相处吗？这家里就你们兄妹！”陈萍嚷道。

梁小飞一阵风似的立刻跑出去了，而我则留在原地，表面上特温顺的先低头又抬头，闪了点泪花，眉毛抖抖的，呈“八”字地看着我妈，把她打发了。

这就是我们兄妹和我们的父母不同的交际手段，而我心里相当清楚，我对梁小飞有着天下独一无二的爱和依恋，从来也没有因为父母某些时候的偏爱而改变。

只不过，渐渐，我感到自己在内心默默对我的父母产生人生第一道防线，或是说，叫“隔阂”更形象。

表面上，我越来越按照他们的意志规范行为，内心当中，则越来越肯定地树立了自己的标准，我其实生活在他们规划的生活之外，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

但对梁小飞就有些不同，那是一种较比复杂的情绪，除了爱和依恋的根基之外，还有一种嫉妒。嫉妒他的勇气，嫉妒他犯错之后的反而更加被重视，更嫉妒他身上有一种我总也搞不懂的特质，那种，似乎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开始的气量。在我的记忆中，他对发生过的事情很少有过多的在意。他是一个天生“拿得起放得下”的小孩。那一次，他也很快忘了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很快和所有人没有任何嫌隙的该说说该玩儿玩儿，甚至第二天就跑去张叔叔家下棋，还赢！

梁小飞在少年时候就以他超强的“复原”能力和超快和“尽兴”能力发挥无遗。而我，不知道谁留给我的个性，从小就是一个被“过去”黏住的人，哪怕是一分钟前的某一个不够好的“过去”，也总能让我纠缠好几个回合。

因此关于“出走”，我和梁小飞的不同表现是：他是从行为上真的“离家出走”了一整天，而我，则是在精神上，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离家出走”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