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uer刚在我国出现的时候被译成“计算机”，使很多搞文学创作的人以为这玩意儿跟自己毫无关系，仅是科研工作者摆弄的一种机器。而当大陆也跟港台一样称它为“电脑”以后，向来喜欢领潮流的作家和有兴趣文学创作的人就趋之若鹜了。我的朋友中就有两人自称“电脑收藏家”王蒙和牛群。在中央电视台“第二起跑线”的一次节目里，王蒙还曾说他家是个“电脑博物馆”（而笑星牛群家却有七台，我想应该是比王蒙更“博物”的）。前三年张洁和我一起访问马来西亚，一天中午她竞把好多外藉华人作家撂在一边，虚心地向华文报馆的电脑排版员请教起操作方法来，当我提醒她别耽误大家吃饭时，却受了她一顿呵斥，可见她对电脑之入迷。现在，电脑在文字工作者中当然更为普及了，甚至有人“收藏”电脑和收藏算盘照相机等物一样成了癖好。

我从1989年开始使用电脑，应该说是领先的一分子，长篇《我的菩提树》和收入《边缘小品》中的散文都是用电脑写作的。办企业以来，公司所有的文件，尤其是华夏西部影视城镇北堡电影拍摄基地的设计、规划直至导游词，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我起草的文联和公司文件，一般都不交给打字室，可以一手发出。仅就输入速度来说，我的技术不下于专业打字员。但也很惭愧，直到今天，我已经配置了586的多媒体，却仍然将据说是主宰未来世界的东西当做打字机用。它的功能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一方面有我个人的问题，而更多的却是受了我国电脑业目前所处的状况所制约。，这里我想先谈谈使用电脑写作的好处。现在还有很多比较“保守”的作家认为用电脑写作会阻碍形象思维和扰乱灵感的自由发挥，实际上，现在使用电脑写作的作家已没有一个人有这样不便的感觉了，除了以上说的王蒙、张洁，李国文、叶楠、邓友梅等都可作证，本来这可以不说自明。大家都知道西方作家一般都是用打字机写作的。他们用打字机能“所见即所得”，因为键盘上就是他们本身使用的西文字母，所以他们用打字机似乎和我们用笔没有两样，而我们用键盘输入汉字需先把汉字在脑海里“翻译”成拼音或拆散成汉字架构，再和西文字母衔接起来，这是“保守”的作家想试用电脑又不愿试用的最大顾虑。是的，在刚开始学习电脑输入方法时确实有这个阶段，但一旦熟练了，我可以告诉您，键盘上的西文字母的形与音在您脑海里就会完全不存在。如今，陈列在我面前的键盘上面的，仅仅是各种“符号”，这些“符号”和汉字结构中的各个部首并无区别（我是用五笔字型法输入的）。我想，这种情况也许可以说明我想写什么字和我用键盘输入什么字之间并没有“阻断”的现象，即：现在，如果我离开键盘，我便不知道某个汉字应该用哪两个或三个、四个西文字母输入。举例说，如果问我“电”字应怎样输入，一下子也许我还答不出来，而一上机却能像写字一样“挥洒自如”，这意味着在我脑中键盘上的西文字母的形与音已经失去了它们固有的意义“，电”和j、n的联系，已经毋须通过记忆及回忆出它们西文的“本来面目”才能沟通，各个西文键仅仅是我的汉字“笔触”而已。

远的不说，我们中国人的书写工具最早是刀或类似刀的利器，经过毛笔铅笔钢笔历次变迁，后来形成一个书写工具多样化的局面，今天才达到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其实，在我们用毛笔铅笔钢笔书写时，我们也仍然需要在落笔前将汉字在脑海中按顺序“拆散”成笔划再拼接为部首，由各部首构成一个汉字，只是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而感觉不到这个过程罢了。这种毋须在脑海里先把一个汉字“拆散”再经过拼接就能直接写出字来的习惯性，和我前面所说的“忘却”了西文字母的固有形态和发音就能直接打出字来，在心理活动的过程上是一致的，二者在心理“运算”上的速度相等，所以，用笔和用电脑中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您能达到盲打的程度，用电脑写作只会比用任何一种笔书写的速度快而决不会使灵感停滞。

对我们中年人来说，我以为使用电脑的最大好处是在这个革命性变化中品尝到改换书写工具的乐趣，从而更增加写作的兴致。我们用笔“爬格子”爬了许多年，中指上都磨出了老茧，不少人颈脊椎也落下了毛病，现在，科学把我们从纸笔面前解放出来，如果再置备一部电脑笔记本，您还可以坐着写仰着写躺着写趴着写甚至蹲在马桶上写，而且写出的每一个字都很规范，修改也悉听尊便，决不会满纸被涂改得一塌胡涂，最后连自己也辨认不出来，这就令我们有更大的自由感，于是，我们的灵感也就有更大的余地发挥。倘若害怕渐渐失去了手写汉字的本领，或是想享受手工操作的乐趣（如同很多人不愿用“傻瓜照相机”摄影一样），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学习书法。我学习书法就是在使用电脑后才“启动”的。如今我的字居然能入书法家的法眼，常常被邀请参加各种书法展，我不以我还能写写自满而以我居然会写写毛笔字而自得，因为我一举而学会了两种技能（电脑和书法），这得感谢科学使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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