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在北京，开政协会时，友梅本约定和国文一起来京丰宾馆，跟我与士光聊天。那天，国文没有来，友梅一人来了，却给我带来一个噩耗：安格尔前天去世！

友梅说我应该给华苓去封唁电。这是当然的。但我当时已经木然，反问他怎么打呢？虽然我有不少外国朋友，可还没有用信函的形式悼唁过任何外国人。这个消息，也太突然。3月，离银川i之前，我还收到华苓的信，给我寄来《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对我作品的评论，还说，他们夫妇马上就要动身去欧洲旅游。文字中充溢着对我的关心和即将去游玩的欣喜。我还想，保尔这个老孩子还蛮健壮哩！

友梅说，冯牧同志和老李准也在京丰，你可以和他们联名打一封唁电，交给作协外联部代办就行了。我怏怏地点点头。但事后躺在床上，久久不得平静，又翻起来给外联部金坚范同志打电话。我决定自己单独发封唁电。我说“：在我的脑海里，保尔是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存在一天，保尔也会存在一天。”

这是真心话，虽然说得很直白，毫无文采。后来，海湾热闹起来，接着，又议论美国是不是给我们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等等的事，只要牵扯到美国，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保尔的形象，尤其是他的那对眼睛。

让保尔注视你，简直是一种享受。他不懂我的话，我也不懂他的话。我和华苓用汉语聊天的时候，他在一旁看着我们，或是偶尔投来一瞥。目光是那么平和、善良、幽默，甚至慈祥。我曾有一闪念，觉得那就是诗的眼光，而且是抒情的、田园式的，意境深邃却一清见底，让人不费脑子捉摸就马上心领神会。因为受惯了一些不正常的眼光，我一直渴望有这样一种目光与我平等互视。不说话，在默默中有一股暖流回荡。当然，我也有不少这样的友人，能共处一室相互感受对方的温情。但与自己国家的友人在一起，往往又太现实，爱发浩叹，即使议论极为抽象的问题，也往往要花脑筋去辨是是非非。只有这样一位外国人，从世界的另一面，在我来说是非现实的一面投来的心的关注，让我感到既遥远又亲切，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梦的境界。我和他照过许多张照片，一对比，我发现我的眼睛远远没有他年轻。如果仔细观察，更会发现我自己的眼里还多了一份悲哀。

保尔和华苓在爱荷华小山上的那座木结构的房子，周围经常有小动物来：松鼠、小熊、鹿，等等。傍晚，它们来了，保尔就叫我去看他喂食。这些动物二只只等候在后门，好像是他所饲养的，大大方方地从他手里叼走面包，就在他身边大嚼。暮色映入他的眼睛，我们都在昏黄的光中融成一体。这时，在这浑然一体的世界中间，最明亮的还是他的眼睛。

保尔去世了，那对眼睛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光芒却会永远存在于我的心里。我常想，我是不是也能有那样的目光呢？诚然，那必须有那样的心灵。于是，我的悲哀又来了。

第一次去爱荷华与第二次去，间隔两年。我觉得他微微添了点老态，手脚已不大灵便。但令我欣慰的是眼睛如旧，丝毫没有一般东方老人眼中的浑浊，仍清澈如水。一次，他靠在二楼的栏杆上，背对爱荷华河边的夕阳。一瞥中，我突然感觉到在我眼前似乎有三个夕阳。华苓说最近他爱打瞌睡。我看有时是这样，在大家高谈阔论时他躺在沙发上梦周公。但一醒来，他马上依旧把人们笼罩在他那样的目光之中。大家立即会开怀大笑。我以为，每一个人都是喜欢他眼睛的抚慰的。

虽然我相信保尔的诗会在美国诗坛永久流传下去，但我这个忝列作家队伍的人，其实并不太注重身后的虚名。不注重自己的，也不注重我的友人的。人的一生难得的是活着的时候有份恬静，有份善心，有与世界、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心态，并自然地将这种心灵从他躯体最重要最显眼的那部分表现出来，从而给世界增添一份美丽。保尔，就是使这个并不令人满意的世界稍稍变得还可留恋的人；让人觉得：啊，这个世界还有它美丽之处！

我再没有给华苓去过信。只有弱者才需要慰问，至少我是这样想。我还想，保尔给华苓留下的那种目光，永远会笼罩住爱荷华山腰的那座赭色的木楼。我们再不能享受保尔眼睛的抚慰了，华苓却能。从这方面来说，华苓比我们还幸运一些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