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平伯公去世，是在乡下见报的。匆匆赶回城里给大姨俞成挂长途，交谈中却也很平静。前一个月，即9月份我去武汉路经北京还看望过他老人家。看他灵魂已经离开了尘世，对世界和亲人已完全陌生，仅剩下一副枯槁的躯壳让人从床上抱到沙发，从沙发抱到床上，不禁黯然。一代风骚，一派红学宗师，最后竟痴呆如此，也曾默默闪过还不如让他一死的念头。希腊哲人说过：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而他的去世，我想，对他、他的家人包括我在内，都可说是一种解脱。91岁，毕竟享到了天年，寿终正寝都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而也没有给我们生者造成不幸的感觉，我外公平伯公可说是一生活得和死得都很洒脱，毫无亏欠了。

我的亲外公陈公树屏我并没见过。有一期《团结报》曾介绍过他的一些事迹。清末，他任江夏知县，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那篇文章中说他老人家还做过点好事。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赋闲。有一天他突然有兴趣要去看文明戏，演的正好是武昌起义。看到起义爆发时他怕得从衙门的狗洞往外钻，竟在戏院里当场中风，抬回不久就故去了。而平伯公就极看得开，一次他和我聊起下放在河南农村，和外婆一块儿搓草绳的情景，还蛮开心的样子。其实，到一定的时候，狗洞也是可以钻钻的。所谓“龙门能跳狗洞能钻”是也，我亲外公如像平伯公这样洞明，说不定还能看见我出世呢。

我称平伯公为外公，是因为我母亲和大姨俞成的亲密关系，从世交的辈分论排的。在我被押去劳改的期间，我母亲从宁夏遣送回北京，一直和大姨一起住在平伯公家里。平伯公视我母如女，多承照拂，前后达10余年之久。平伯公住在老君堂的时候，我也常去。那时我小，顽劣不堪，见了平伯公悚然抖擞，不敢与语。20余年我“平反”后，每次去北京，当然总要去看望大姨和外公平伯公的。近10年来一年中总要去几趟。这时他们已经搬到了南沙沟。我大了（是否顽劣还难说），他却老了。每次去，带些零食点心，他扶墙走到客厅，一起抽烟喝茶。知道我居然也会舞文弄墨，颇为欣慰，有些恰然自得的样子。但他已耳聋，说话很吃力，只能说点短语和家常闲事。我出了第一本书，送他一本，他翻了翻，也就搁在一旁。我知道他也不会看，以后也就不再送他。他吸起烟来一根接一根，烟灰不住地落在衣襟上。我并不觉得埋汰，反而感到那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文人风貌。那时他已80多了。我问他长生之道。他笑着说，爱怎么活便怎么活，人就长生了。

他一生从不讲究饮食，老了也吃肥肉；不运动，不练气功，起居无时，而在80多岁的时候还能写字，记忆至少没有糊涂。这使我常想体育运动好像也没有什么益处。

偶然一次说到《红楼梦》，他也只是说，那不过是本，就要把它当本看。话语虽短，我想这才是把《红楼梦》钻透了的返本归原之谈。你要把它看成是本“教科书”，看作真正的历史书，也只能由你。但那必然是非文学的评论，从而会搞出许多社会学的花样来。热闹是热闹了，却与文学自身的研究并无教益。因为他已老了，有道是“一老一小”，老了就和孩子一样，每次去，只能带点吃食让他开心，或是租车出去找个讲究的餐厅“撮”上一顿。我与外公平伯公从没有认真谈过文学，竟没有讨教过如此亲近的一代文宗的教诲。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觉得后悔，倒认为自己还是有点体贴老人的孝心。要让一位垂垂老者翻肠倒肚地给你谈什么创作心得，自己是有收获了，而老人却筋疲力尽，这才是自私的表现呢。一位好友笑话我，我有一个曾富甲一方的亲祖父，还有这样一个著名文学家的“外公”，却既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遗产，也没有得到过一句有关创作的经验，看来我真不愧是个苦命的劳改犯！如果说是命该如此，那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外婆在1984年先他而去，此后他精神更为不济。我到北京要是不住宾馆，就睡在他隔壁房里。深更半夜，总听见他大声呼唤外婆的名字和一些听不清的话语，有时几达狂吼的地步。我并不感到森森然。，反而体会到一位老人的眷恋之情和情感的孤独。想到自己，也不禁神伤而失眠，预料到将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半夜中和他一样狂吼起来。读平伯公过去的文章，潇洒悠远而富朝气。后来正如众人所知的，竟也被磨损得和一个普通老头没有两样。这既是生命的无情，也是社会的无情。而对这两方面的消蚀和挤压，我们都是无力与之抗争的。人，总是人嘛！但我想，外公平伯公深夜的狂吼，是不是也表现了一点点自己尚余下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呢？

呜呼外公，您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也只能埋在地下了。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甘心地离开世界的。能做到您这样地俯仰无愧，也足够我们后人所追思和仿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