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光：

恰巧在春节的前一天接到洪声先生从海南寄来你的《如是我闻》，厚厚的一精装，装帧雅致明秀，首先，在花花绿绿的封面世界里就给人以清新的感觉。这两天在扰人的爆竹声中便躺在床上读你的书。因抱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没细细地读，囫囵吞枣地浏览了一遍。边读就边想与你谈天。你说得不错：两佛相对无言；而我们所以要交流，就是我们彼此有差异，但能以交流，也必须彼此水准相等。你开始接近气功虽由我介绍（我想你书中的臧应麟就是我吧），而由于你的精进、较高的悟性和缘分，我已经只能望你的项背了。可是我仍想与你聊聊，即使不能算做交流，也可看做祝贺。虽然你并不需要别人的祝贺。

说到书，尤其是文学作品，现在人们评论起来爱用什么“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种种词语，我虽是俗人，看得也起鸡皮疙瘩，有时还给作者帮倒忙。我只说，你这本书至少是一本很“别致”的书，是一部真正的“心路历程”。我这样的评价自以为大致不会错的。前两年柯云路老弟的几本谈气功的书很畅销，惜乎他多半是采访大气功师而集成的报告文学，或是他研读儒、释、道经典的心得。其他文学作品，可以说全部都是写人在一个社会的历史中穿行，或是人在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感受等等，像你这样写人在人自身的生命中穿行，人怎样体会和体验自己的生命本体，据我看，大约应该说还是第一本。别人以“自我”相对于外在，以主体相对于客体，于是演出许多故事来，你完全是以“自我”面对“自我”和深入“自我”，你的故事不是外在具象的变化而是自身本体心灵的变化。你的故事是一条潺潺的溪流；你体验的不是社会，不是自然，而是你个人的生命。大而言之，因为你的生命其实和人类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基本相同，因而你这书就有无限的普遍性；小而言之，你根本不用去“体验生活”，就创造了一个真正的文学典型。尽管你还没有完全把两个“自我”贴在一起，最终将“自我”外化为宇宙而功德圆满，但你已完成了开端。仅凭这一点，我以为你的这本书比目前泛滥于文化市场上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更有价值，或者说她并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你别开了生面，为文学创作另辟了一条蹊径。

当然我要对你说的并不止此。上一段不过是我读你书时的第一感觉罢了。没办法，人总是习惯于对任何一件事物做出自己的评价。其实，当我们真正觉悟之后，我们将会知道：一切的评价根本毋须而且不可能不褊狭。然而我现在不是还没有觉悟吗？

我知道你写这本书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言语道断”。我相信你体验到的远不止你书中所描述的，你觉悟到的许多是不可言传的。你已游在一处很深的海中，偶尔从海中冒出头来呼一vi气，你就把这口气给了我们。书的副标题为“启示录”很好，因为这不止是你个人在修炼中获得的某些启示，还因为读者读你的书也能受到某种启示。读者读你的书与其说是从中会得到什么教益，还不如说你的书会启示他（她）自己主动去寻求更多的教益。说实话，我翻开你的书时，迎面便感到习习的宁静的智慧之风，并不在乎纸上印着什么文字，而又是因这些文字所引起。

人类走到今天，说是进步，但也可说是退化；说是文明，但也可说是更为野蛮。充其量也不过像小白鼠翻斗车而已，看起来忙得要命，跑得挺快，实际上是在原地踏步。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所谓的进步中失去了太多，那真会演出“天诛地灭”的悲剧。读你这本书时，我恰恰刚从荷兰和英国回来几天，好几位外国人都曾问过我，到西方来，感没感觉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我回答说，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身上还有什么东方文化？我们在幼苗期所受到的一点点初级东方文化的熏陶，早在近30年的政治运动和革命大批判中被横扫殆尽，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正是你们西方文化最先进的学说么？我，至多保持了一些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罢咧！比如午睡和爱好中国饭，你们如果能在这两方面满足我，那便毫无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可言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但这是个悲哀的玩笑。可悲的还在于我们民族深深地受了伤却并没意识到自己受了伤。一天，一个英国学者偶然的一句话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说，人类社会到20世纪60年代已是各方面的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你们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有八亿人vi（当时），却在好几年内不出一个大学生毕业，这在人类历史上真是罕见的！我不禁怦然心动。回国后我向好些人提出这件事，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可是竟没有一个觉得奇怪“：文化大革命嘛l”一笑置之，没有一点痛心疾首的表示，似乎那是可以谅解和理解的。中国办大学起始于光绪皇帝，历经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中华民族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大学生虽然数量不多，但总是源源不断地毕业的，唯有在我们可以“谅解和理解”的年代里，没有一个大学生出来。不是毛泽东又突然在70年代初发出任何一位治国者都未曾（也用不着）发出的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还不知拖到何年何月才继续办大学，才有大学生毕业。再拿你和我来说，好歹算“一级作家”，可是，中国的“一级作家”中，有几个能用一国外语和外国人流利地交谈的？而老一辈的作家，鲁迅、茅盾、巴金、冰心等等，不仅会说，还会动手翻译。说来惭愧，我是自己知道自己不够“一级”的。

怎么突然扯到外国去了？因为你书中多处提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且你真正身体力行了，钻了进去，达到了一定的层次。中华文化，我辈不见久矣！现在倒是伴随着旅游业和统战需要猛地兴盛起来，到处红红绿绿地煞是花哨，当然增添了新的内容，譬如“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僧团组织，就向行政机制靠拢了，据说有了处级和尚科级尼姑的级别之差。老实说，所谓中华文化的如此复兴，也使我感到气馁。并且，我又发觉我们中华民族已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遗憾的是并不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而是“其怪”越来越怪。而你的书，使我又看到了一点希望。我不客气地说，你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说是“浅尝”，虽然你比我精进得多也仅刚接触到我们伟大（真正的伟大，不是政治口号上的那种“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诸多典籍的外围。可是，就这点“外围”，就使你变得如此聪明，如此具有智慧。我敢说，你这本书比你以前写的所有在语言上都富有光彩。虽说你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原本就是注意语言、而且在语言艺术上的确是大有成就者之一。

我作为读者，可以从你的语言中感到你的一种“心境”。语言不过是符号而已。看你的书，我多处看到你极力在语言中挣扎；你极力想突破语言的障碍给读者传达出更多的信息。这其实就是你在突破过去的“自我”。光彩处就在这里。我还可以感到，你刚一完笔，就把你写的这本书远远地抛在脑后了。这本书不过是你向更高层次去的一段阶梯。你现在已经不是在写这本书时的你了。中华民族的苦恼在于，我们祖先太精深了，太博大了，他们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和心智高度，是难以用语言留传下来的。当然这也是我们祖先的苦恼。于是他们，大智慧者，就常常使语言诗化或粗化（如“麻三斤”“、屎橛子”之类），或干脆丢开语言而使用棍子（不是姚文元及其后代用的那种棍子）；最高者，什么都不用，拈花微笑即心领神会。在你的书中，我发觉了你的苦恼，于是看到了你的智慧，看到了你已接近“开悟”。我敢肯定你将要写出一本极薄的书来。虽然那在稿费上很不划算，但那将是当代中国作家给后代人留下的最重要的一本书。现在的这本书，只是一个“过程”。

人的内省和自己对自己生命本体的体验，本来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你本可以不必写这本书。但你写了，于是你建了一个功德。这个功德就是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你让忙忙碌碌，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知道除了眼前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因为这本书不是那种报告文学之类的书，不是写别人而是现身说法，因为你用的语言不是古人深奥的语言，更不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你行了“方便法门”，以现在“通俗”的形式，用人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利用你的知名度，来徐徐引导一些除了钱还想另有追求的人。在这物欲横流的日子（这是你爱用的词），无异是一帖清凉剂。在此，我应该念一声：

阿弥陀佛！

另方面，我又觉得，我们伟大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的确有鲁迅先生说的那种缺陷：人真正钻了进去便出不来了，与现实世界隔绝（大意如此）。他自己在里面活得非常滋润，而在别人看来却如同死人一般。人站得太高，或说是离人们太远，就容易将人们看成是一群蚂蚁，从而失去了关心这个世界的热情。所以我较倾心于佛教中的“大乘”。也许这又是一个“我执”。但作为“人”，我总难以摆脱对这个世界的关心。尽管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我来瞎掺和；我的“忧”也好“患”也好，对它来说完全不必要。从这点来说，所以我很喜欢你的这本书，她表现了你仍没有失去拯救人们的积极性，虽然这个世界并不领会你的拯救，我们要紧的还是自己救自己。

然而，一切又都是命中注定。你会怎样，我会怎样，谁会怎样，中华民族会怎样……都是有所安排的。我常常想，难道我们的所有努力都白费？然而我们仍然努力着，并还会努力下去。但这不也是合于某种安排的吗？是的，肯定是的l不然大智慧者为何仍要留下那么多文字语言给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到现在，我们糟蹋了许多还够我们用的，你说奇怪不奇怪？

你要站得高一点就会觉得人们可笑，再高一点又会觉得人们可悲。我想，大智慧者正是从悲天悯人出发，看着我们可悲而赏赐给我们这许多的吧。他们已经把我们会浪费、会糟蹋掉的数量也算在里面了。在他们心里，根本没有一点功利的目的（是否白费等等）。

因而，虽然我们有时会觉得白费，不是仍要努力么？

现在，我想得最多的，不是生而是死。我时时感觉到死在剥离我的肉体（这个城市还允许放炮，而在这个喧闹的大年夜里大约只有极少数人想到死），可是在剥离中好像又有个什么新的东西生出来，抑或这种剥离就是某种新的东西？

我但愿读者把你的书看作是指向月亮的手指，而不是月亮本身。

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便会不知所云。言不及义，不胜区区！

顺颂

殊胜！

贤亮

1994212

贤亮：

来信自然是仔细地读了，我们的心思是相通的。老例的说法，或者因为我们庶几是同一代人吧？然则同一代人何其多，又何尝尽然如此。若说人的心灵里还贮存着遥远得多的消息，或许我们在那些消息里就曾经遭遇。我这样说，并不特别要说明什么，只不过说这芸芸众生之i矾大抵有如是的情形，每每如是而已。

你说得不错，不说我们这一代吧，就说在你我身上好了，是没有多少文化的。我们不是动辄就自豪地说起华夏子孙、龙的传人？不是一再地说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然而这灿烂而悠久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呢？你我确乎不知道或者说还来不及知道，一直还没有余地知道。在接到你的来信之前，我还读到韩少功兼谈拙作《如是我闻》的一段文字，他感叹地说，自从“西学浪潮排空而来”，这文化“一下就沉寂了将近百年”。这大约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算的吧，读至此叫人心下怆然。吾侪从“背起书包上学堂”开始，又何尝见过这种文化？这就更不要说那些曾经被称为“浩劫”而今又全然付诸忘却的岁月了，那时候见不到的，就远不止文化。我们所剩下的，便确乎只是反复吟唱的“黄皮肤黑头发”。曾经“排空”的西学，渐渐地也成了泡沫和残片，现在我们是不是又只有一条路，继续去掇拾一些残片呢？

然而这又并不是说，而今我便有了什么主见。我只是想说，所有这些，算来就是我辈的因果吧。这普天之下，乃至茫茫宇宙，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该发生的。要是不该发生，就不会发生；要是发生了，就一定是该发生的。没有原因不引出结果，也没有结果会没有原因。你我和万事万物一样，也不过是在因果中沉浮。现在我来看《如是我闻走火入魔启示录》这部稿子，看出它是试图向传统文化靠近。但就我来说，我几乎都不以为它是我写的。确实，因果瞬息万变，写这部稿子时的那个我，已经远去了。那时候我就说过：写作是一种因果的运作和赐予。如果它试图向传统文化靠近，也怕是时候到了，是因果使之然吧。那末，稿子和人一样，也会去经历它自己的因果。倒是前不久，我读到过张承志写的一句话，使我想了好一阵。他对一种文学和它的前景是深信不疑的，他说，当那样的文学起来的时候“，不管是要与之为敌或是与之为友，都绝非易事”。我似乎感到了这句话的分量。我私心猜度看，比如说吧，要是他说的那种文学与五千年华夏文化有关，那又怎样呢？我当然不能说这就是他的意思，但即便如我的私心猜度，也不能不让人觉着肃然。将近一百年来的文学史，可以说还没有产生出堪称伟大的作品来吧？然而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却是催生过伟大的作品的，比方《西游记《》红楼梦》就是。你焉知数千年的底蕴，就不再催生出大作品？你倒不妨说，离开了数千年的底蕴，反过来只凭一点西学的残片，则一定催生不出大作品。这当然还只是对文学面小而言之，至于文化，当然还要广博得多。那末又当然了，尽管如此，你我又还是只有其问经受自己的因果。文化是文化，你我是你我。你我都不拥有文化，只是看文化是不是浸漫你我。我们都不能“创作”什么；我们不都是由宇宙化生本来而又置身其间的吗？这样，我们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只能是述而不作。

不必总为历史的沉寂焦虑，那已经成了历史。也不必为现时的“低谷”焦虑，这已经成了现实。也许沉寂得还不够呢，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便不能柳暗花明。不等泡沫散开，所有的残片也变不出花样，底蕴是现不出来的。这样的话应该说谁都会说：春天的树木其实是长在冬天里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是都得遭遇？身逢其时的时候，又有什么可忸怩的呢？人们不是已经厌倦了眼下的文学？又不是已经在呼唤弘扬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这就有什么消息在动起来了。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如果这“合理”二字有些刺眼的话，就说都是自然的好了，包括这存在被扬弃也是自然的。这就是道法自然，道的法则是自然，自然而然。这就是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礼，礼失而后义，义失而后利。利以后呢，庶几便是道了。这就是“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贾平凹的一部近作，写的其实就是“百鬼狰狞，上帝无言”，犹言道本无言。然则无言的道，也就显现在百鬼狰狞之间《。圆觉经》说“：诸戒定慧及婚怒痴，俱是焚行”，应该说就是这个意思。离开了百鬼狰狞，又能到哪儿去看出来道的踪影？这道不远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人都能看出来，是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只不过凭借的途径有所不同，时候也有远近。那末当然了，道既无言，一说出来，便又不过是“言语道断，强为之容”而已，这就是你说的语言的碍难了。所以语言如果要有光辉，就须得是载道而后有光辉。这一点，我可是心常有余而力常不及。拙作《如是我闻》，不过是修一种“文字般若”，类乎“俗讲”，借助现今的语义系统来跟踪前人对宇宙人生的“周遍寻思”，也只是一种“方便法门”。

我看见你一直对这种文化有一种切实的担心，既担心它是否又是泡影，又担·，进去了便出不来。这当然是对的，总得从疑问开始。但是，一种文化如果会让人钻进去便出不来，这样的文化便算不得博大精深。我们已经看见过许多的文化了，那确实都是一些“不了义”，到底其行也不远，钻不到哪里去，喧哗一阵之后又沉寂下去。而这种文化却不然，它是“以一贯之”的，它刚好能把八万四千法门接纳、包容和升华在一起。它是“不二”的，是谓“归一”。除非你没有真正钻进去，一旦真正钻进去了，则必定通达。不妨反过来说，是否真钻进去了，通达倒是一个标志。在那结尾，便见山依前是山，见水依见是水，道本平常心，平常事。既平常了，哪里又有什么“站得太高”或“离得太远”呢？我们之所以有大患者，除了老子说的“为吾有身”而外，就还总怀着一份“我执”，总想不平常，想站得更高。其实，不管你我站到哪里去，都不过是换一处立足点和角度看世界而已，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参照体系，以为象是一只鼻子或者一具尾巴什么的。这世界有色彩吗？在我们看来是这样，在色盲看来又未必，各有各的基础和体系。这样我们倒不难看出来，妨碍我们去接近世界的，倒刚好是我们的“我执”。是这个“我执”使我们同世界对立，放弃这个“我执”便同生活合为一体，是没有高低远近的。谈不上什么“拯救”，这样一谈一想，便又和世界对立。恰恰相反，不是谁去“拯救”生活，倒是要靠生活来拯救我们自己。既是从“人相”中才看出“我相”，这“我相”便又只有融入到“人相”中去，才是通达圆融的，才是大乘了义。

你我当然都了犹未了，怀着许多的焦虑。说“不必焦虑”，这几近于废话，显然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能常都把这看成意识，仅此而已。殊不知，我们的前人早就明白，这意识却有全部的物质基础，意即是气，气即是意。像波长和频率一样，所谓意，不过是录制或加工过的气。正是这些不同波长的气，使得你怒气冲冲，喜气洋洋或心平气和的。一言以蔽之，气质而已，气的物质存在状态而已。因此要不焦虑，便须修习，或者炼意或者炼气。炼意即是炼气，炼气也即是炼意，两者同出而异名，似二而一。而这炼气伊始，当然又还是从你那儿学来的，是你教给我的。这也是你我的缘分吧，是不是呢？到了“我执”尽去而与生活圆融的时候，也就是你我不再忧心忡忡的时候。

然而我又还是以为，对于你我来说，或者对于什么人来说，这又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让我们瞧吧，水点上到空中，又依然作为雨点落下来，这很自然。但不作为雨点而作为雪花飘舞着了，同样也很自然。都很自然，只是因果不一样。我们都没有当过雪花是不是？愿因果使我们当一回雪花吧，你以为怎样呢？

就写这些吧。

祝四大轻安，六时吉祥。

士光上

3月4日

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