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年前那场政变所波及的一大批人物中，熊希龄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当时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革去翰林院庶吉士，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的原籍凤凰乃是湘西的一个偏僻小县，隶属常德府。当他发配到常德城里时，遇到的知府朱其懿是个爱才惜才的人。他早就闻得熊的大名，私下里对熊办时务学堂办湘报，启迪民智开发风气的举动甚为钦佩。湘西素来闭塞贫苦文化落后，能出一个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待到熊希龄以负罪身分来衙门报到时，朱其懿见他身材魁梧气宇昂扬，更是喜爱。朱存心保全，便不将熊发配凤凰，留在常德城里西路师范学堂当体操教习。后来又召熊谈了几次话，发现这个革职翰林果然学问优秀，见识超俗，有意将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他。朱其慧对熊希龄也满意，只是还想测试一下，便传话要熊为知府衙门后花园题一副楹联。

熊希龄用心写了一副联语送去。朱其慧将联语一读：栽数盆花知世间冷暖，蓄一池水观天地盈虚。心中惊道：此人真有宰相胸襟！遂满心喜悦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第二年，朱其懿又以兴学有功向巡抚赵尔巽保荐他出国留学，熊希龄又得以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继续在常德任教。朝廷赦免戊戌年政治犯，他开复了功名。今年春天又恢复了庶吉士的官职，熊希龄喜气洋洋地带着夫人晋京供职。他关心国事的热情和办事的才干很快得到内阁的赏识，这次被圈定为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重要随员。

熊希龄也正为这批尸居余气的考察大臣们犯愁：若叫他们去欣赏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可胜任，要他们去考察政治，回来后还得递交报告，他们如何有这种才干！亏得徐世昌、戴鸿慈也料到了这一点，到底是翰苑前辈，能未雨绸缪。

熊希龄从上海搭坐山本丸，六天后便到了横滨。他不知道梁启超的住处，没在横滨停留，随即转车到东京。熊希龄办的是公差，清廷驻日本公使馆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又用小轿车把他送到田中龟太郎家门口。

汽车喇叭声把田中唤了出来，司机用日本话问：“支那杨度先生还住在这里吗？公使馆有人找他。”

田中点点头。熊希龄从后座钻出来，胳膊里夹了一个大公文包，用不太流畅的日本话微笑着与老先生打招呼。当时小轿车在东京还不多，能够乘坐小轿车的都是达官贵人，清廷公使杨枢为摆阔气，高价买了一辆小轿车，为他和朝廷来日本的要员服务。田中心想，来找杨度的人虽多，但绝大部分都是清贫的留学生，从没有坐小轿车来访的客人。见熊希龄一派气宇轩昂的样子，估计可能是公使馆的公使，于是两手垂直放在膝上，深深一弯腰，极有礼貌地说：“公使先生请进，杨先生在家。”

熊希龄说：“我不是公使，我是他的朋友熊希龄。”一边对着室内说，“晳子，我来看你了！”

这天，恰好杨钧约了代懿来到哥哥处，三人正在说话，猛听得外面有陌生的中国人的声音，杨度忙出门。熊希龄赶紧迎上去，笑着说：“还认得我吗，当年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

自从那年在时务学堂晤面以来，七年多了，杨度再也没有见到过熊希龄，不料今日在这里相见，杨度大喜过望，亲热地抱着他的肩：“秉三兄，是你呀，快进屋！”

代懿和杨钧也出来了。代懿走上前说：“熊翰林，多年不见了，什么风把你送到日本来了？”

杨度伸开手，对熊希龄介绍道：“这是我的妹夫王季果，那年他和我一起去过时务学堂。”

熊希龄忙说：“记得，记得，湘绮先生的四公子。”

又问代懿：“老太爷有信来吗？身体还好吗？”

“托福，托福。”代懿连连点头，“家父身体还健旺。”

杨度指着杨钧说：“这是舍弟杨钧，字重子，到日本来两年了，现在弘文学院攻读东洋美术。”

杨钧有点腼腆，红着脸说：“熊翰林好。”

熊希龄握着杨钧的手，笑着说：“芝兰玉树，俱生于贵府庭阶。”

大家都笑起来，一起进了屋，杨钧为客人斟上茶。

“秉三兄，你现在放了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随从大员，怎么有空到日本来，莫非为五大臣打前站来的？”待大家都坐下来后，杨度首先发问。

“五大臣出洋考察事，你们知道了？”熊希龄想，东京的消息真快，此事在国内除通都大邑外，一般州县都还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知道，刚才我们还在谈论哩！”代懿说。

杨钧说：“熊翰林你好运气，可以免费周游列国。”

熊希龄说：“国内朋友们也这么恭喜我，我自己倒并不怎么得意，反而觉得这件差事不好办。”

“好办，好办。”杨度说，“你可以，也应该把这件差事办得相当漂亮！”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三天前东京所有华人报纸都在显要位置上登了出来，还有好几家日文报纸也作了报道。东京中国留学生界这几天都在议论这件事，杨钧、代懿来此，也正是要和哥哥谈谈这件事。

杨钧一向淡于政治，对此事期许不高。代懿近来受革命党影响较大，对朝廷失望。只有杨度从里到外都对这件事有极高的兴趣。上次在武昌，张之洞告诉他国内有些重要的官员都倾向于君宪。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已获得了慈禧太后的赞同，在国内政治中占了上风。对于一惯主张君宪的他来说，已意味着一个大可施展身手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甚至想到了立即回国，转念又想，像现在这样的身分回国算什么呢？算一个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算一个宪政方面的专家？他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以如此身分回国，与素日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他期望着自己在日本声名显赫，不仅为留学生界，也为日本政界所倾服，因此而声动九重，由慈禧太后、皇上亲自下诏书，派亲贵大臣或尚书、侍郎一级的高官前来东京，将他迎回国内，然后安车蒲轮载入紫禁城。太后、皇上率文武百官下阶迎接，宣读诏命，授予大学士，主持全国宪政事宜。那场面，就好比当年燕昭王拜郭隗、汉高祖拜张良一样。而现在呢，他明白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郭隗、张良那样的声望，不可能指望帝后拜为大学士，必须提高自己的名声。

这几天他设想过，要提高政治声望只有组建政党，为组建政党而做的最好准备，就是创办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如同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孙中山黄兴办《民报》一样，在报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招徕和集结同志，以自己为领袖的政党便会很快建立。报纸的名字他也想好了，就叫《中国新报》。前几期的重头文章也有了，那就是分章刊登自己的皇皇巨论《金铁主义》。这个主义即为将要组建的政党的宗旨。它既区别于孙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又不同于康梁保皇党的开明专制，它要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来赢得人心，扩大队伍，最终执掌中国政治之牛耳。办这个报纸并不难，自己胸中已积蓄了许多大文章要写，又有二万银元在银行里作坚强的后盾。他把一切都设想得很美妙。激情澎湃的年轻政治家，沉浸在流亡岁月中最为亢奋最为狂热的日子里。

“难啊！”熊希龄叹了一口气。“晳子，你不知道，出洋五个大臣，除开徐世昌是个明白人外，其他四个，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都是个‘宝’。”

“宝”，是湖南方言，含有呆、愚、戆、自以为是、不明事理等多层意义。杨钧、代懿都笑了起来。杨钧说：“当大官的，哪个不是‘宝’？我看光绪皇帝，就是第一个大‘宝’。”

“所以章太炎骂他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骂得好极了。”代懿补充后又感叹一句，“梁启超号称会掉书袋，我看章太炎的书袋比他还掉得好，同盟会里的人才真是多！”

杨度说：“据说载泽是皇室中的开明派，端方是满人中的才子，应该是能办事的呀！”

“徒有虚名而已。”熊希龄摇摇头说，“我讲个事给你们听。那一天载泽在国公府里摆酒，请了不少皇家子弟和大官们吃饭。客人们纷纷向他敬酒。载泽举着杯子对大家说，在京城见到外国人，听他们讲话时咕噜咕噜的，我知道他们都是含了珠子在口里才这样。他们都是使官，我不好叫他们把珠子吐出来。这次到西洋后，我可以叫他们普通老百姓把珠子吐出来，让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照他的样子买一颗含在嘴里，学外国话就容易了。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贝勒衔镇国公、堂堂正正的黄带子的见识！”

杨钧、代懿哈哈大笑起来。杨度也觉得好笑，说：“这是别人编出来臭他的吧！”

“哪里的话！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那天也去吃酒了，亲耳听见的。你们看，这样的人出去考察政治，能够考察个什么出来！”熊希龄的湘西官话气势很足，像是发怒似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荒唐，就是五个大臣中没有一个懂外国话的。话都听不懂，还能谈别的事吗？”

“秉三，你这就要求高了。我们国家当官的，可以说没有一个懂外语。如果以懂不懂外语作为标准的话，那就一个官员都不能派了，只能派留学生。”杨度马上反驳，“当年李鸿章遍访欧美十多个国家，他一句洋话都听不懂，还不照样把事情办了。这要靠翻译，靠你们这些随员呀！”

“晳子，你这话有道理。不过，李鸿章当年出访，公使馆事先把事情都办好了，他只是签字画押，出席酒会罢了。可这次是去考察，考察别人的政治、宪法，翻译和随员中也没有人懂这些。好比拿我来说，我日本话可以说，日本文字可以看，但日本数百部法典，我就一点都不懂，我就不算一个合格的考察随员。”

熊希龄坦诚的态度赢得了杨钧的尊敬。他说：“熊翰林，你是个明白人。我国官场中能明白地看出自己不足的人真是太少了，一顶乌纱帽戴在头上，就仿佛变得比别人都高明了似的，其实许多做官的，比起我们石塘铺的作田人还要蠢三分。”

“你说的也是实话。”杨度起身给熊希龄斟茶，自言自语似地说，“这次考察各国政治，是件很好的事情，全国全世界都在望着。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今后君宪的成败。”

“晳子，正是你这句话，所以我专程来到日本找你，是想请你为此次考察宪政的成功帮一个大忙。”熊希龄站起来，恳切地望着杨度说。

“找我帮什么忙？”杨度问。这句话也提起了杨钧、代懿的兴致，他们都专心望着熊希龄，静听他的下文。

“我这次来日本，是奉了徐侍郎徐世昌的命。徐世昌说当今中国研究各国宪政的有两个专家，一个是梁启超，一个就是晳子兄你，两位都是不世之才。”

这“不世之才”四字是熊希龄临时糊的一顶高帽子，果然起了作用，杨度听了很得意，嘴上说，“徐世昌还晓得点事！”

代懿插话：“秉三兄，听人说徐世昌是靠了袁世凯的力量才当上兵部侍郎的，有这事吗？”

“这话有些道理，但也不全是。”熊希龄答，“当年徐世昌落魄的时候，袁世凯看出他是个人才，与他拜把结兄弟，又资助他进京会试，徐世昌一举中进士点翰林，靠的他自己的真才实学。进翰苑后官运不济，袁世凯邀他去小站。后来袁做了直督兼北洋大臣，保举他为国子监司业。从那以后便年年升官，先是商部右丞，后署兵部侍郎，又奉命在军机上行走，又正式授兵部侍郎，短短几年间，便由正七品升为正二品，官运之好，如有红星高照。”

代懿说：“你们看，这还不都是袁世凯起的作用？袁世凯现在是除了慈禧就是他了。”

“也不尽是。”熊希龄笑着说，“徐世昌学问好，会办事，而且长得一表人才，修养、风度都是朝廷大员中数一数二的。听说袁世凯向慈禧推荐他时，慈禧说叫他来看看。一见面，太后便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哟，这是个美男子呀！”

一句话，招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杨度想起那年初见徐世昌时，也曾为他的仪表风度所吸引。

杨钧有意揶揄下，说：“徐世昌怕是张易之、张宗昌一类人物。”

“别瞎扯，徐世昌是正派人。他请晳子帮忙的事，还特地与袁世凯商量过。袁世凯也说，杨晳子是大才，就不知请得动不。”熊希龄借机又把袁世凯抬出来，再给杨度加一顶高帽子。“你们知道吗？派五大臣出洋的事，是袁宫保上的折子。”

“噢，是他上的折子！”杨度轻轻地说。袁世凯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袁世凯称赞他是大才。这两件事，大大消除了杨度因戊戌政变而对袁的反感。

代懿说：“秉三兄，你绕了这多弯子，要害事还没说出来，你专程来日本，到底要请晳子兄帮什么忙？”

熊希龄笑着说：“徐侍郎要借重晳子的大才，代五大臣写几份回国后的禀报。”

杨钧忙说：“有这样的怪事，他们出国花天酒地，禀报却要别人来写？”转脸对杨度说，“哥，这种枪手的事不能做。”

杨度袖着手，冷冷地笑着，没有做声。

代懿说：“重子，人家秉三来一次也不容易，你先别一口否定。只是枪手不能白当，有什么报酬吗？”

“有哇，有哇。”熊希龄连连点头，“先送一千两银子暖笔，交卷后再奉送一千两。”

代懿叫道：“二千两银子，这事做得，晳子，答应下来！”

杨度在心里思忖着。假若以自己的名义写一部关于宪政的书，朝廷把它印出来发给各级官府，即使无一分银子的报酬，他也甘心乐意。但把自己的成果奉献给那几个混帐不通的大官僚，尽管有二千两银子作为交换，他心里也很不情愿。本欲拒绝，转念一想，他很快同意了，对熊希龄说：“行，我同意替他们做个枪手，不过要跟梁启超合作，他也写一部分。卓如住在横滨，明天我们俩人到横滨去一趟。你不要开口，由我来说。至于报酬嘛，”杨度想了一下说，“二千两银子我也不要……”

“为什么不要？”代懿急道，“你不要，送给叔姬和重子也好嘛！”

杨度笑道：“请秉三回去对徐侍郎说，要他们为我捐一个候选郎中放那里。需要多少钱我不清楚，少于二千两，他们沾了光，多于二千两，对不起，请他们补足，行吗？”

“行！”熊希龄一口答应。“不过，你可要认真写好哟，万一梁卓如不同意的话，你要一人独力承担。”

代懿说：“我为你们做个中人，到时一手交卷一手交顶子。”

原以为要磨许多口舌，没有想到杨度答应得这么爽快，熊希龄很高兴，笑着说：“季果做中人最好，此事就这样说定了，顶子包在我身上，文章就包在晳子身上了。等下我做东，请大家喝几杯，现在权且以茶代酒，大家碰个杯，祝君宪在中国成功。”

说着自己先举起茶碗，杨度、代懿都举了起来。杨钧心想：哥素日里口气大得很，动不动就是封侯拜相之类的话，却为何为一个小小的候选郎中卖出了自己的文章？他不想扫大家的兴，便也缓缓地举起手中的茶碗。四个人碰了一下，都笑了。

熊希龄望着墙壁上悬挂的《湖南少年歌》，对杨度说：“晳子，你的书法真好，帮我写个条幅吧！”

杨度笑道：“翰林熊秉三要举人杨晳子写字，岂不降低了你的身分？”

熊希龄诚恳地说：“不是降低，是抬高。”

“写什么？”杨度问。

“是这么回事。”熊希龄说，“镇国公载泽那天喝多了酒，醉熏熏地要我给他写首诗以壮行色，我也糊里糊涂地答应了。这些日子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无半点诗情，只得把早几年在关外填的一首小词翻出来，你帮我写张条幅，我带回去送给他。”

杨钧又不大乐意了，说：“这些黄带子懂什么书法，给他们写字白费了神。”

“重子此言差了。”熊希龄正色道，“爱新觉罗家族中政治家很少，但会写字会画画的人却不少，且造诣颇高。载泽书画在宗室里虽不算高明，但鉴赏水平不差。再说，这位国公爷人是糊涂得可以，不过为人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凡别人有一技之长，他也不掩盖不嫉妒，好张扬别人的长处。”

杨度听到这里立时来了兴趣。他对自己的书法视之甚高，只可惜并没有墨迹传到最上层去，现在借这位好张扬别人长处的国公爷之口，在王公贵族中传播自己的名声，也是一桩好事。他眼前急需的就是名播九重！

“你来念词吧！”杨度已铺开了纸笔。

“浪淘沙。登吉林城。”熊希龄抑扬顿挫地念道，“一水几湾环，山势龙蟠，城楼高处且凭栏。晚渡夕阳风更紧，如此江山。时序已秋阑，转瞬严寒，塞鸿飞去不知还。寄语君休忘故国，恋恋江南。”

熊希龄刚念完，杨度的笔也停了。只见三尺余长的宣纸上，上下两片，字字精彩，是一种典型的学力和才情的结合品。翰林击掌赞道：“好一件精美的墨宝！”

“还有跋语吗？”杨度握笔问。

“写上几句吧！”熊希龄略加思忖，说，“国公爷索句，无新诗，以旧作小词一阕奉上。恰赴东京访老友杨晳子，久慕其书法，请为书写，晳子欣然挥毫，聊供国公爷哂之。”

杨钧听了心想：这位翰林先生原来是个巴结权贵的人物，又是“奉上”，又是“哂之”。你的词要奉献给他，这是你的事，我哥哥的字怎能聊供他哂之呢？这不有点媚味吗？他也不便做声，只拿眼睛看着哥哥。

杨度眉头有点皱，刚才的笑意也没有了。他望着手中的笔说：“这段话太长了，与词配起来，结构不匀称，不如这样写：熊希龄旧作，杨度新书。乙巳年初秋于东京。”

熊希龄正在迟疑，见杨度已经动笔了，只得勉强点头：“也要得，就这样吧！”

他意识到杨度不愿在载泽面前折腰的心态，怕误会了自己，遂说：“我是借这阕词提醒他不要迷恋洋人的花花世界而乐不思蜀，出洋在外要时时记得故国家园。”

杨钧对哥哥的态度很满意，笑着对熊希龄说：“我也看出来了，熊翰林送载泽这阕《浪淘沙》，也是有这么一层用心。”

熊希龄收起字，请大家出门吃饭。餐桌上，杨度和熊希龄各自谈起了自戊戌年分别后的经历，一直到深夜才回寓所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