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学部副大臣其实没有做多久便被免去了，袁世凯许诺将有要职相委。学部是个冷清的衙门，杨度对它本没有多大的兴趣，更何况是个副职，因此他并不在乎。他要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建立更大的功劳，以便在未来的内阁中占取一个更重要的席位。

由袁内阁邮传大臣唐绍仪率领的北方谈判团，气势庞大排场阔绰地乘坐专车南下，杨度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而是作为一个宪政专家身分随团出发。专车开得很慢，每到一个较大的车站，便有当地的官员们在站台上等候，恭请赏脸下车休息。谈判大员们也不谦让，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再带着大箱大箱当地土产上了车。有的甚至还提出要看看名山胜水，观赏前朝古迹，说是机会难得不可错过。唐绍仪觉得在路上耽误太久，毕竟与目前的形势不相宜，不得不扫扫这些大员们的雅兴。杨度很气闷：这些人的心目里简直没有国家的概念，让他们去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谈判，岂不是笑话！

一路上走走停停，五天后才到达汉口。武汉三镇的战事虽早已停止了，但一个月来的战火已把这座中南重镇烧得不成样子了。映入眼帘的尽是断垣残壁、废墟荒冢，街道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市面一片萧条。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市民，蜷缩在墙边树下，架起铁锅烧火煮饭。杨度看在眼里，很觉得过意不去，心想：这便是战争造成的后果，倘若不用这种暴力革命就达到立宪救国的目的，岂不可以免去老百姓的许多苦难？战火不能再起了，更不能蔓延！

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客栈来接待谈判团，北洋军前线统领冯国璋只好将他们安置在英国租界内。因为风闻孙中山将挟巨资从美国回国，前一向在汉口开会的代表们都离开汉口，乘船东下上海去欢迎孙中山，顺昌洋行空了下来。于是北方谈判团就住进去，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英租界没有受到战争影响，洋行里又全是西式摆设，从北京来的大员们很觉得满意。

次日上午，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原共进会领袖、现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过江来迎接。人们盛传孙武是孙文的弟弟，谈判大员们也信以为真。大家都怀着好奇的眼光仔细端详这位大革命家的兄弟，纷纷向他献殷勤，套近乎。后来得知孙武就是汉口人，与孙文毫无关系，于是又都很失望。

武昌阅马厂原咨议局衙门，现在成了湖北军政府办公之地，黎元洪在这里为北方谈判团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席。尽管武昌城许多老百姓已断粮断炊，但接风宴席上却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鄂省的头面人物，无论是革命军中的新贵，还是原主君宪的咨议局议员，以及革命起后没有来得及逃离转而拥护军政府的前朝命官，都济济一堂。大家不分革命先后，也不分南方北方，频频举杯，互相敬酒，预祝会谈成功。仿佛干戈早已化为玉帛，南北已经亲善，融为一家子了。

谈判的地点选定在上海，且黄兴等人已离开武汉，黎元洪又是一个武人，一向不善言谈，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人在革命党中原本没有多高的地位，所以武昌的会见实质上只是应酬而已。吃过饭后随便聊聊天，闲谈闲谈，轻轻松松地将一个下午打发过去了。晚餐又是大鱼大肉地嚼了一顿。黎元洪派人四处找戏子来唱堂会。打了一个月的仗，戏园子都关了门，找不到名角，便只得拉了几个唱楚剧的来应付。这楚剧是江汉一带的地方戏，如何能跟京师的皮黄相比，谈判大员们一个个听得没精打采。有年轻的随员耐不了寂寞，便悄悄地打听还有没有正在做生意的妓院。军政府的接待人员满脸堆笑地答应：“好说，好说。那种地方人多眼杂，不太方便，武昌城里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明晚去叫几个来陪陪各位大人。”

杨度见此情景，忙对唐绍仪说：“少川兄，武汉不要久留了，最好明天就开船。”

“这里是不能久停，明天走吧！”随从们的表现和已独立的武汉的面貌都使唐绍仪很失望。“晳子，这次谈判不能指望他们那些人，你我都是项城的老朋友了，即使不为国家，就为酬答项城的知遇之恩，也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与革命党的领袖们都熟，到上海后，我这个总代表一切都还要仰仗你。”

杨度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航行顺利，两天三夜后抵达上海码头。着一身深色西服的伍廷芳率领一批人早已恭候在黄浦江码头上。伍廷芳虽然六十多岁了，却红光满面，精神很好。

上海城的光复似乎来得很容易，只在制造局打了半天的仗，革命军便控制了上海的局面。除几个大衙门换了人马外，其他一切依旧。城市完好无损，市面繁华如昔。老百姓没有受任何惊骇，一夜之间便从奴仆变为主人了。只不过是光复一个多月了，除开革命军中的大小头目们分到了革命成果外，这些主人公们似乎还未得到丝毫实惠。

北方谈判团下榻在外滩一家豪华的法国人开的大饭店里，享受着高规格的接待。在各处观光了几天后，南北两个谈判团开始坐下来，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会谈。

杨度不参加正式谈判，而是私下频频拜访革命军中的旧日朋友。有时他也和汪精卫一起去，但通常都是他一人单独前往。

南北会谈并不顺利。由伍廷芳牵头，有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胡瑛参加的南方谈判团是一个强有力的会谈团体。他们个个新学知识丰富，能言善辩。以唐绍仪为首，由杨士琦、章宗祥、傅增湘、张国淦等人组成的北方谈判团，不是谈判桌上的对手。他们知道袁世凯有独断专行的个性，便常常用电报请示远在北京的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他们自己在谈判桌上的信誉，也使得整个谈判进行得艰难。

南方谈判团提出和谈的基础在于双方都赞成实行民主立宪制度。唐绍仪说他个人赞同，袁项城也不反对，但国体问题重大，宜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南方同意唐的意见。于是唐电请示袁。袁请皇上颁旨召开国民会议，但载洵、毓朗等皇室成员坚决反对。此事便胶住了。

以后，南北双方还进行过四次会谈，涉及到了一些具体问题。例如，谈判期间清政府不得提取已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洋款，以及国民会议代表的组成方式等等。但会谈成果不明显。

与南北会谈同时进行的，是革命军内部权力重新分配的激烈争斗。南京光复后，独立各行省留沪代表召开会议，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黄兴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汉口的代表得知后，认为留沪代表无此权利，对选举结果予以否定。待到在鄂代表与在沪代表同时抵达南京后，又决定将正副元帅颠倒位置，即由黎任大元帅，黄任副元帅，因为黎在武昌，便由黄来代替。又有人公开表示，黄兴在武汉战役中指挥失误，丢失了汉口，乃败军之将，无资格充当中华民国的领袖。黄兴十分生气，宣布无论是大元帅还是副元帅，他一概不就。

这样，为了一个领袖的问题，竟弄得中华民国几乎不能诞生。幸而这时孙中山由美国回国。孙是众望所归的大革命家，大家公推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十六票投给了孙中山，只有谭人凤将代表湖南省的一票投给了他的多年老战友黄兴。同时确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明年元月一日，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他一心一意在等待南北双方一致推举他为大总统的喜讯，却不料让刚刚回国的孙文抢了去。他先是恨黄兴等人玩弄了他，继则埋怨唐绍仪无能，便来电指责唐越权办事。唐引咎辞职，袁随即批准，同时给杨度一个密电，要他务必疏通南北，莫负使命。

杨度接到密电后，既感觉到使命沉重，又不免有几分得意感。

决定南北会谈伊始，他就认为北方谈判团的总代表应以自己最为适宜。因为他不仅具备总代表谈判的才能，还因为他与革命军的要员们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而一直为朝廷官员的唐绍仪缺乏这种条件，他不明白袁世凯为何不将这个重任交给他而交给唐绍仪。好了，现在事实证明唐谈判失败了，下一步看我的了！

杨度决心把这件事情办得相当漂亮，让南北两个政府里的人都知道世上有个杰出的人才。他仔细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在袁世凯方面，只要让他当大总统，其他条件估计他都会接受。至于革命党人方面，通过这些日子的多方接触，杨度隐隐看出内部似乎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粤派。这派的主要人物有胡汉民、汪精卫、王宠惠等。另一个是以黄兴为首的湘派。这派的骨干有谭人凤、宋教仁、刘揆一等。湘派早已明确表态同意袁做大总统，而现在孙被推出来，必定是粤派人在各省代表中活动的结果。要改变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的了，唯一能做到的，是说服孙公开表示，他做总统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把这个位置让给袁。若这样，袁必定满意，南北会谈也就达到了它的预期效果。离孙中山赴南京就职只有三天了，时间是如此的仓促，该怎样办才好呢？杨度想，无论如何得见一见孙先生，见面之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期一举成功。

他先找到汪精卫。自从孙中山回国后，汪便做了孙的私人秘书。此时的汪在孙心目中地位甚高，孙每件大事都跟汪商量，由汪草拟的文件，孙也基本上不加修改便签发。汪本人自是赞同袁做大总统的，在孙未回国之前，他在各省代表中也替袁说了不少好话。杨度对汪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汪精卫说：“孙先生这几天忙得吃饭睡觉都没有时间，他能抽得出空吗？”

杨度说：“这就要请你帮忙了，务必请孙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出来。另外，我想你一定不会忘记袁项城的知遇之恩，在孙先生面前多多为袁项城美言美言，促成孙先生作出这个决定。”

汪精卫说：“那是自然的。我也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以袁项城做总统更合适些，孙先生做一个过渡时期的大总统。”

杨度说：“还请精卫兄也给胡汉民、王宠惠两位先生说说这个意思，让他们也帮着说几句话。”

汪精卫说：“我会说的，但他们二位会不会同意，就很难说了。”

出了汪宅后，他又去找刘揆一。对刘揆一说：“霖生，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时务学堂饮酒时，对着神明起的誓言吗？”

“记得呀！”已过而立之年的刘揆一依然是一副胖墩墩的娃娃脸，给人一种大孩子似的感觉。“当时我们举杯说，今后不论是谁，只要他做的事有益于中国，我们大家就都支持他。”

“是的。”杨度很欣慰，这位如今亦被视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的革命家，没有一点胜利者的骄矜之气。“眼下你们倡导的民主立宪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我放弃自己多年的君宪主义支持民宪，我应该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吧！”

刘揆一笑着说：“你这种识时务的态度很可贵。”

杨度说：“现在袁项城也识时务了，转而支持民主共和，前向你和克强、遯初都认为只要他真心转变，并推翻朝廷，就拥护他做大总统。我想，你们的这个主张也必定是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而生发的。”

“当然是这样。”刘揆一正色说，“我们与袁项城都无私人关系，何况从私人感情来说，我们都不喜欢他。再说大总统吧，谁不想做？我刘霖生也想，但我自知够不上。现在革命党人中，论威望孙中山够，论功劳黄克强够，论品德汪精卫够，论才华宋遯初够。要论条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袁项城都不够。但从国家利益来考虑，袁又比谁都够。”

杨度拊掌道：“霖生你这番话真是深明大义之言，同时也是恳挚实在之言。我希望你也对各省代表说说。现在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袁项城有怀疑，这对国家不利。”

刘揆一爽快地对杨度说：“行，我要把这个利害关系给大家说清楚。”

第二天下午，汪精卫告诉杨度，孙先生同意今夜在寓所会见他。

宝昌路四〇八号原是法国人屠榭的房子，现在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下榻之处。这是一座绿瓦红砖西式小洋楼，上下两层。上层为书房、卧房、办公室，下层为会客室、餐厅、厨房。洋楼四周种着树木花草，黑白相间的鹅卵石铺出一条环楼小路。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将它与街市隔开。围墙内一片安宁、幽静、高雅的气氛，与不远处的喧嚣、浮躁、庸俗的十里洋场仿佛是两个世界。自从孙中山五天前住进来后，这里便成了各独立行省乃至整个中国的灵魂所在。正当革命派内部因为领袖的推举而陷于僵局的时候，孙中山从国外及时赶回来了。大家庆幸革命航船有了掌舵的人，中华民国有了公认的领袖。历史在这里再一次证明，威望素著众心拥戴的领袖，对一个欲成大事的政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在一定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决定这个政党的聚散成败。

连日来，无数大事小事都涌进这座楼房，等待它的主人作出决断。即将上任的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总统，以超人的智慧和精力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切。过度的劳累使他的面孔更加黑瘦，然而两只洞察秋毫的明眸，却比往日益添炯炯神采。

是的，孙中山的心情确实亢奋异常。从就读于博雅医院与朋友私谈推翻满清到考察北方形势图谋大举，从组建兴中会到周游世界各地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募集款饷，从蒙难伦敦到创办同盟会，从单一的民族革命发展到三民主义学说，从密谋袭取广州的失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捐躯，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是一条多么艰难曲折充满流血牺牲的道路！不论在多大的困难面前，不论处何等挫败之下，也不管周围同志们的急躁气沮误会乃至内讧，孙中山始终对革命的胜利满怀信心，永远保持高昂的斗志。他高瞻远瞩，成竹在胸，他豁达大度，不谋私利，长期苦难的革命生涯，为中华民族锻造了一位真正的领袖和伟人。今天，当他看到为之奋斗二十多年的民主共和的构想已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当他看到大半行省已脱离了满清王朝而宣告独立，当他看到中华民国即将成立，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就要彻底覆没的时候，这位伟大的先行者的内心该是多么地快慰无比！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孙中山睿智的目光已看出了一片胜利中所潜伏的隐患。

革命酝酿运作的时间是那样的漫长而痛苦，但革命胜利的一天居然来得如此快捷而突然，这是孙中山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固然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很多。

真正的由革命党人领导的独立行省没有几个，许多所谓的独立只是换了一个招牌而已，军政府的人依然是先前巡抚衙门的原班人马，或者是只换一两个首脑，其他人都照旧。孙中山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改换一个朝代，而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能依靠那些全然不懂三民主义，满脑子封建陈腐，昨日巡抚统制今日都督的人去建立吗？除开旧官吏外，各省军政府里还有不少会党头目和投机看风向的士绅，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即使在革命党人内部，眼前的局部胜利，也使其中不少人头脑昏昏意气飘飘。他们认为革命成功了，多年的辛苦应该得到酬劳了，为官位为地盘而争斗甚而火并的事不断发生。还有人高喊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居然要取消革命党了！另有不少人在为新生的省军政府和中央临时政府的前途担忧。他们一则畏惧袁世凯的实力，二则对银钱的匮乏束手无策，许多省的藩库空空如也，不但军饷，就连军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有些省的代表之所以投孙中山的票，是因为听说他挟巨资回国。孙中山苦笑着说：“我身上实一文不名，带回的只有革命精神。”他们于是很失望。对于革命队伍中的这种企盼，孙中山也失望。

孙中山一脚踏上黄浦码头，就听说黄兴和在鄂各省代表有“虚位以待袁世凯”的议决，心里甚是不快，对身边的人说：“克强同志怎么能这样做！多少烈士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如何能拱手让给袁世凯？”

这几天接触多方人员，与他们倾心交谈局势和前途，才发现多数人都同意黄兴等人的观点。孙中山虽然对这种妥协情绪极不满意，但知道已无法扭转。他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并未成功，仍需继续努力。因而，临时大总统也无须久当。昨天汪精卫告诉他，袁世凯对他即将就任颇为不满，袁的私人代表杨度想前来拜见。孙中山也想进一步了解袁的态度和北方的实力，何况杨度又是老朋友，尽管他忙得废寝忘食，但还是决定接见杨度。

傍晚时分，杨度在汪精卫的陪同下来到宝昌路四〇八号。刚进大门，孙中山便从房间里走出来，伸开双臂迎上前，用宏亮的广东官话打招呼：“晳子先生，你好哇，我们又见面了！”

杨度快步走上前，抱住孙中山的双肩，笑着说：“中山先生，我特为前来祝贺你。后天，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了，你是伟大的中国的华盛顿！”

“谢谢你，你过奖了，我哪能与华盛顿相比。”孙中山松开双臂，端详着杨度说，“五六年没有见面，你发福了。”

杨度也仔细地把孙中山看了看，说：“你比在东京时瘦了些。”

“是吗？”孙中山哈哈笑道，“做革命家没有发胖的福分。”

汪精卫说：“我们都进屋吧！”

考究的会客室里已亮起了柔和明亮的电灯光。三人坐在松软的牛皮沙发上，喝着香甜的美国咖啡，闲聊起来。正要转入正题时，胡汉民、王宠惠进来了。

胡汉民与杨度是东京法政大学的同学，老熟人了。多年不见，彼此都很高兴。王宠惠虽与杨度是第一次见面，但神交已久。那年为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一事，王宠惠作为留美学生的领袖，致信东京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长杨度，承认杨度兼作留美学生代表的身分。杨度回信给王宠惠，表示不负大家的期望。因为有这层关系在内，彼此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所以也很亲热。

孙中山笑着对大家说：“都是老友重逢，难得！晳子今夜要多谈些北方的事，展堂、亮畴也一起听听。”

胡、王说：“正要听晳子谈谈北方，这是当前的大事。”

杨度心里想：粤派的主要人物都到齐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便放下咖啡杯，开始谈起正事来：“关于北方对局势的看法，想必诸位已经从南北会谈中了解了一些。”

王宠惠说：“南北谈判，精卫兄和我都参加了，只是北方的代表谈得并不详细，总理刚回国，展堂兄前天才从广州赶到上海，他们都想多了解些北方的内情。晳子先生，你既是清廷的要员，又是我们的朋友，你要多提供些绝密消息哟！”

杨度笑了笑说：“哪有绝密消息可提供，只不过是和老朋友们随便聊聊罢了。”

胡汉民烟瘾很大，因为孙中山不抽烟，前两天在这个会客室里不敢抽。正在烟瘾发作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借口：“我记得晳子是喜欢抽雪茄的，总理，让我陪他抽几支吧！”

孙中山笑着说：“你这个烟鬼，我就知道你熬不过了。好吧，算是招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批准你陪晳子抽。”

胡汉民忙掏出一盒从日本进口的雪茄来，递一支给杨度，自己也叼起一支。屋子里顿时冒出一股香喷喷的烟味来。

抽了几口雪茄后，杨度的精神更足了，他侃侃而谈：“对待南方的相继独立，北方政界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主张坚决镇压，一定要维系以大清王室为首脑的君主立宪国体。另一种是游弋观望，看到底谁的实力强，再决定倒向哪方。还有一种是倾向于民主立宪，但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目前还不能公开表明态度。”

孙中山插话：“晳子，请你坦率地说，据你所知，北方目前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杨度又抽了一口烟，说：“说句不客气的话，假若北方真的要跟南方打硬仗，南方不一定打得过。”

“何以见得？”胡汉民似乎不大乐意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先来看看军事上的力量。”杨度将大半截雪茄搁在烟灰缸上，以便腾出右手来打手式。“目前北方尚有新军八镇八协一标约十三万人，旧巡防营二十七万人，新募巡防营七万人，另有八旗兵二十二万五千人，绿营兵十三万五千人，总计八十万出头。南方独立各省的新军为六镇十二协三标近九万人，参战的会党和民众都不能算作正式的作战力量，他们今日来，明日散，只能助声势，不会听调遣。仅从兵力来说，北方的兵力便是南方的九倍左右，即使把其他参战人员算在内，也不足北方的一半。”

孙中山默默地听着。全国各省新军的分布他心里是有数的，杨度的分析大致符合事实。说句实在话，各省独立的成功，决定的因素是人心所向，并不是战场较量的结果。倘若在战场上作一番殊死的搏斗，大部分的独立省军政府未必能维持得下去。当然，最后的胜负还是要取决于人心所向，但那必定是在长期的流血奋斗千百万人的牺牲之后的事，国家和人民怎能经受得起那场浩劫！

“从装备上来说，”杨度看到他们都在认真听他的话，很有兴致地说下去，“南方新军的装备大多为八八式毛瑟枪和汉阳造，机关枪很少。火炮也都是老式落后的。北方的新军，尤其是北洋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都是一色的德国八九式步枪，而且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与麦德森轻机枪。”

杨度对军队的装备掌握得这样清楚，颇令孙中山吃惊。他一向在革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对民众的宣传鼓动和对今后民主共和国的规划设计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至于军事方面，尤其是指挥战争、调配武器弹药等具体事项上，他考虑得不太多，也不太擅长。军事上，黄兴是革命党中的第一号大将军。胡汉民也是文人出身，这一个多月当都督，职务所迫，使他对军事情况了解得多些。他插话说：“克强对我说，汉口和汉阳的陷落，关键的原因是北洋军拥有机枪和子母弹，而我们没有。”

王宠惠也说：“各省代表都说，武器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清廷从洋人那里买来的武器都优先装备了北洋六镇，然后再分一点给直隶巡防营及八旗驻防兵。南方各省新军领的都是从前湘淮军留下的老旧破枪，汉阳造对他们来说就是新式武器了。”

胡汉民说：“广东新军里的汉阳造步枪，连发两三百发子弹后枪筒就烧得烫手，要冷一两个钟头才能再用，真的打起硬仗来，汉阳造也不管用。”

“这是讲军事方面，至于财政方面，北方也仍旧占有优势。”杨度继续说，“清廷虽说帑藏空虚，但为了保命，还是可以挤出几千万两银子来的。前两年连续借了三千一百万两外债，紧急时都可以挪用来鼓舞士气。四国银行已公开表示，只要清廷今后与他们友善合作，他们愿意维持这个政府，马上提供七百万两贷款。再加上关税盐税，清廷短期还可凑出七八千万两银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毫无政治头脑只知升官发财的丘八们，会为打赢这场战争而拼死上前的。”

杨度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他发现革命党的领袖们个个面容严峻，知道他们的内心在紧张地思考。他不愿意被他们看作是清廷的说客，于是说：“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并无半点夸大不实之处。我和各位都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深知各位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我真诚地认为，当前南北议和是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所做的最大好事。”

“我们是愿意和谈的。南北和谈谈得好好的，为什么少川先生突然要辞职呢？”孙中山目光锐利地望着杨度问。

谈话已进入实质阶段了。杨度放下杯子，郑重地说：“我说穿了吧，唐少川的辞职，其实已意味着南北和谈的破裂。南北和谈破裂的真正原因在于袁项城知道了中山先生已被推举为大总统，袁认为革命党人不相信他。”

孙中山笑道：“原来是这样！我这个大总统是临时的，什么时候都可以不当。我孙某人几十年奔走革命，从来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做新国家的总统。革命是危险的事，随时都有可能牺牲，若为一己利益着想，我早就不革命了。”

转过脸对他的战友们说：“我们革命党人都没有为个人谋利益的想法。比如说精卫同志吧，他去刺杀载沣前，连以身殉国的血书都写好了。”

汪、胡、王都笑了笑，点了点头。

杨度说：“革命党人这种舍身为国的精神，深为国人敬仰，也为我本人所敬仰。但袁项城，尤其是袁项城手下的北洋军将士们，却没有这种宽广的胸襟。他们放弃了自己奉行多年的忠君思想转而拥护民宪，若个人无好处，他们会干吗？”

王宠惠问：“晳子先生这些年与袁世凯的关系较深。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值不值得相信，我想请你以一个老朋友的身分对我们说实话。”

孙中山也说：“亮畴刚才提出的问题，不只是他个人的疑问，革命党中有不少人都有这个疑问。袁世凯早些日子还一再公开表示，要留存满虏小皇帝，要为君宪而效力，为什么又突然转而赞成共和呢？”

杨度笑笑说：“要问袁项城是个什么人，我可以一言以蔽之，乃一识时务之俊杰。从他一贯主张变法维新、训练新军、力办新政可以看出，他思想决不陈腐守旧。这次出山前向清廷提出的六条要求，比如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这两条，从施政大计来看，均与革命军的方针无多大区别。第三、第四条，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解除党禁，很明显地表现出同情革命党。诸位可以从这里看出袁项城决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旧官僚，也决不是一个一心要与革命军为敌的人。”

胡汉民说：“我看袁世凯不会死心塌地为满虏效力，削职为民的前嫌他哪里会忘记得了。”

汪精卫说：“要说袁项城识时达变也还说得过去。我出狱之后，他就请我给他上民主立宪的课。我接连给他讲了三个晚上，他也听得进，最后还说：看来行民主宪政也不是坏事。”

胡、汪的插话无疑为杨度提供了论据。他接着说下去：“至于袁项城前些日子还说要行君宪的话，我想诸位应体谅他的处境。他身为朝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在公开的场合不说拥护朝廷拥护君宪的话，他的总理大臣能当得成吗？因为他识时达变，他能看得出民主立宪是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国体，所以他的内心是赞同这个国体的。这点他跟我说过，也跟精卫说过。”

孙中山问：“虽有削职前嫌，但袁家毕竟三代受满虏之恩，他自己也是靠满虏的赏赐才位极人臣，亲友故旧全是满虏的高官大员，要他彻底背叛满虏，能做得到吗？”

杨度冷笑了一下，断然说：“世受国恩、忠于皇上这一类的话，只是曾国藩那样的人的信条。我今天向孙先生和各位亮个底牌吧，袁项城决不是曾国藩，他也决不想做曾国藩……”

“先生，有紧急电报。”

杨度正要说下去。一个身着西服的年轻秘书进来，扬起手中的纸片对孙中山说。

汪精卫起身接过纸片，迅速地瞟了一眼，赶忙递给孙中山。

“威胁，这是威胁！”孙中山气愤地将纸片丢到茶几上。

胡汉民从茶几上拿过电报，王宠惠也凑过去，轻轻念道：“据北京消息：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个北洋军高级将领将联名通电全国，全力捍卫君宪，誓死抵抗共和。”

杨度心里暗自得意。他估计此电必是出自袁世凯的授意，这个老练的政治家真有过人的精明和手腕。此时此刻这个电报到达此处，对他的帮助太大了。他做出一副早知内情的神态说：“在汉口前线，冯华甫、段芝泉便对我说过，他们只知有君宪，不知有共和。这些军人脑子僵化，拿他们真没办法。”

汪精卫说：“这些人都是袁项城的袍泽，对袁的影响很大。”

杨度接过汪精卫的话说：“正是这样。我刚才说袁项城的本意是不想做曾国藩，为清廷效力尽忠。但如果他手下的这些将领坚决不同意共和，怂恿他维护君宪，那也可能将他逼上曾国藩的道路。倘若袁项城做第二个曾国藩，凭借北方的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南方能不能取胜还很难说。”

“哼！”孙中山突然愤怒地站起来，大声说，“北洋将领誓死抵抗也好，袁世凯做第二个曾国藩也好，大不了战争重新打起来，我孙某人奉陪到底！”

会客室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孙中山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块白绢擦着嘴唇，面孔绷得紧紧的。胡汉民、王宠惠拿眼睛望着，一时都不说话。汪精卫起身，对孙中山说：“总理，莫发怒，坐下吧！”

说着便扶着孙中山坐到沙发上，又端起咖啡杯递上去。孙中山接过喝了一口，脸色开始缓解下来。

汪精卫轻言细语地说：“正如总理所说的，北洋将领此举无疑是对我们的恫吓威胁，不过，若真的战事重开的话，我们会面临着武器和经费方面的严重困难。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南方各省的老百姓将要承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痛苦。”

杨度立即附合：“还有一点，中国若长期内战，正好给洋人以可乘之机。洋人若一旦介入战争，中国将有可能四分五裂，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看来，即使损失很大，仗也是非重开不可，难道我们还能屈服于冯国璋这批北洋将领的压力不成？”孙中山余怒未消，说起话来仍火气很大。

“北洋将领的情况我知道。”杨度说，“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国体政体，而是自己的官位权力。只要有官有权，至于行什么体制他们并不在乎。多年来北洋军习惯于听袁项城的话，所以大家都说北洋军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他们所谓的誓死捍卫君宪制，那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要捍卫袁项城的地位。我可以担保，假若临时政府公开宣布，将大总统一职给袁项城，北洋将领们什么捍卫君宪反对共和的高调就决不会再唱了。”

汪精卫忙接着说：“晳子这几句话倒是说到冯段等人的心底里去了。”

经此点破，孙、胡、王也很快明白过来。但袁世凯只是表示他拥护共和，并没有具体行动，凭他这句空话，就把大总统让给他，革命军岂不太软弱了？

这时年轻秘书又进来了：“先生，张季直先生有要事禀报。”

“请他进来吧！”孙中山的心情已基本平静下来，他微微扬了扬手说。

将近花甲的张謇身穿一件金花黑底缎面长袍，拄一根时新的弯头文明竹杖，迈着方步跨进会客厅。江苏独立时，张謇以省咨议局议长的身分首先响应革命。前几天，他和原江苏巡抚、现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革命元老、光复会会长章炳麟一起组建统一党。张謇集名士、实业家、统一党党魁于一身，又年居长辈，孙中山对他非常尊敬。

见他进来，会客厅所有人都站起迎接。孙中山走上前，双手扶着他，把他送到沙发边，客气地问：“直老有何贵干？”

张謇分开两腿坐在沙发上，两手扶着支起在两腿之间的文明拐杖，俨然一副长者的派头，也不向四周的年轻人打招呼，只面对着孙中山一个人说话：“前几天，袁慰庭给我来了一份电报，问我今年夏天对他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直老夏天对他说了什么话？”孙中山问。

杨度心里想，是不是袁说的江浙立宪派抬他出山的事？遂倾耳恭听。

“夏天我进京时，特为在彰德下了车，去洹上村看了看袁慰庭。我们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他那时革职乡居，心情有点颓废。我打他的气，说大家都希望他早点出山收拾残局。”

胡汉民笑着说：“直老有远见，那时就知道他会复出。”

“不是在你们这些后生子面前吹牛皮。”张謇扫了四周一眼说，“我张某人别的能力没有，要说看人，倒是八九不离十。二十多年前，袁慰庭不过一落拓无赖，吴军门若不是看在故友的情谊上，根本不会收容他。我观察一段时期后，发现这小子不是等闲人，便推荐给吴军门，要吴重用。吴将他带到朝鲜，这以后才有慰庭的发迹。好了，这些老话不说了。”

张謇端起杯子，看了看，摇摇头说：“孙先生，你这是什么洋东西，我喝不惯。”

孙中山忙从他手里拿过杯子，对着门外说：“阿桥，你去给直老换一杯好龙井茶来。”

张謇双手在拐杖上下摸了摸，说：“我今天特为来告诉孙先生，我们统一党上午开了一个会，会上议决要袁慰庭办一件事。”

“什么事？”众人异口同声地问。

“要慰庭劝皇上退位。只要皇上一退位，我们统一党就举他做大总统。大家推我拟一个电文。我给慰庭吃一颗定心丸：甲日满退，乙日推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大家一齐看着张謇，愣住了。杨度简直想冲上前去拥抱这位倚老卖老的大名士，正是他这句话，使南北会谈由破裂转向实现预期效果提供了一条好途径。胡汉民和王宠惠心里突然对这个老头子生出反感来。如此大事，居然不先征求一下已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孙先生的意见，就擅作主张，甚至还用什么“甲”呀“乙”呀“一切通过”呀这类字眼，这不明摆着将统一党置于同盟会之上，置于中央临时政府和孙总统之上吗？太狂妄不自量了！太讨好巴结袁世凯了！两位年轻的革命家顿时愤慨起来。

孙中山听了，一股悲凉之感油然而生。这件事充分说明了革命军中许多人还只知一个民族革命而不知其他，以为只要推翻了满洲皇帝，中国的一切问题便都解决了。革命意识浅薄得可怜。同时也充分说明革命阵营中原本存在的山头派性，将会随着暂时的胜利而愈加明朗对立，即将诞生的中央政府会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杨度所分析的军事财政两方面南北力量悬殊也是实情。一个决定已在孙中山的脑子里慢慢形成了：让位给袁世凯，用武昌起义和十四省独立来换取满洲皇帝的退位也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真正的民主共和再靠尔后的斗争来获取。

想到这里，孙中山断然对张謇说：“我同意统一党的意见，只要满虏退位，我就把临时大总统一职交给袁慰庭。”

又转过脸对杨度说：“烦你也给袁慰庭拍个电报，一是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二是请他转告冯段等北洋将领，要以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为重。中国的出路只有民主共和，舍此之外别无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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