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中国的纪元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则是新一年的元旦。就在这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大总统的就职誓词很短：“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国民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刚就职就提到解职，而且信誓旦旦地公之于世，这可能是全世界所有总统就职典礼上没有过的怪事。与此同时，北京各大报纸刊出了冯段等四十八个北洋高级将领抵死捍卫君宪的通电。孙中山不得不亲自致电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之渴望。”

这些现象使中国老百姓明显地看出，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政府是很虚弱的，真正的中国之主乃是北洋军的首领袁世凯！杨度圆满地完成了袁世凯的使命，高高兴兴地离沪回京。袁大公子代表他的父亲来到车站迎接，并转告他父亲的话：“晳子能干，今后还要多多借重。”杨度听了更是得意。

他想起袁世凯一旦做了总统，自己也就是民国政府的大员了。自己过去一向主张君宪，上个月与汪精卫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隐隐地做了全国君宪党的领袖。一下子改做民国的大官，不是背叛了自己的主义吗？应该把这个转变向社会说清楚。国事共济会已解散，不如找几个原先也持君宪主义的朋友，再发起一个会，来一篇宣言书。

他把这个想法与薛大可、刘鼐和、王赓等人商量。这些人近来看到袁世凯都赞成共和，知君宪已无出路，正寻思着要改换门庭入民宪，杨度这个想法正合他们的心思。遂一起计议，干脆激进点，定这个会为共和促进会。

宣言书仍由杨度起草。文章说，前主君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并非以保卫君位为目的，乃为促政治之进步，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来勉力换取君位。现在发起本会，是应时势之要求，鉴国民之心理，尽匹夫报国之责。文章最后说：“生民涂炭，已濒水深火热之域；外侮方殷，行见豆剖瓜分之惨。求内部之统一，免外人之割裂，安危存亡，系此一举。凡我同胞，奋袂兴起，以尽国民之义务。”

大家看了这篇宣言书，都称赞文章做得很好，把众人一片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主义的公心说清楚了。薛大可便将它拿到《帝国日报》上去发表。

这天傍晚，全家人围着饭桌吃饭。杨度对家人谈起外间的事。说袁项城现在很为难，制定了一个优待皇室的条款，又不敢给太后和摄政王看，怕他们骂他背叛朝廷。又说朝廷中有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宗社党，坚决反对皇上退位，要与南边拼命。

何三爹说：“昨天我在长兴茶楼上听茶客们说，袁宫保就是今天的曹操，欺负孤儿寡妇，明明有力量可以制服革命党，但他偏要和谈，借革命党来压朝廷。”

杨度说：“也不能担保袁宫保就一定可以制服革命党。革命党不是长毛，袁宫保做不成曾国藩。”

静竹说：“既不能做曾国藩，做曹操也可以，何况满人的孤儿寡妇也没有一定要保卫的道理。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本事，让有本事的来治理有何不可，凭什么这江山就永远是他一家一姓的？”

亦竹平素一向不谈国事，这时也插话了：“皇上是个六岁小孩子，哪里知道管理国家？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别人都得听他的，真好笑。前天我去酱园打醋，听一个家里有人在宫中做太监的大哥说，有天皇上玩得兴起不愿睡午睡，总管太监哄他去睡。他讨厌太监扰了他的兴致，突然对身边的小太监说：‘传我的旨意，把他杀了！’吓得那个老太监连连磕头饶命，皇上就是不准，非杀不可。小太监赶紧禀奏隆裕太后，太后慌忙过来制止了。假若小皇上死命都不同意呢，那个老太监不就丢了命？”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亦竹得出了结论：“我看这君主制是要不得，革它的命是对的。”

静竹说：“晳子，昨天《民视报》上登了一封给你的公开信，骂你不该放弃君宪转向民宪。”

“是吗，报纸在哪里？”杨度放下碗筷。

“在我房里，放在梳妆台上。”

杨度忙起身离席。

杨度找到《民视报》，报上的公开信是两个不相识的人写的。信上说他前不久还标举君宪，一下子忽又变为共和，好比一个得一夜之欢就改变贞节的寡妇。这个比喻，让杨度看了很觉恶心。他气得把报纸扔到地上。想一想，又捡起来看下去。

信上的语言真是刻薄极了。说什么若真有见地，不为利害所动，则无论持君主还是持民主，其人可贵而其言可信。假使那年从日本回国后不受朝命，不拜官爵，始终和革命党携手合作，那么今日名不在孙黄之下。又如事变刚起就与政府断绝关系，投身民党提倡共和，虽蒙寡妇再醮之嫌，尚不得与娼优并论。如今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是自取其辱而为社会所轻。

公开信甚至还说，中国之所以闹到这般地步，正是因为士大夫轻节义，毁廉耻，倾危反复，追逐一己之名利的缘故。现在这些人又见风使舵，往共和政府里钻。若共和今后在全国建立，这些绝无心肝绝无廉耻之徒充塞其间，那中国的前途真堪痛哭。

下面还有几段话，杨度实在无力看下去了。他的手脚已发软，背上冒出冷汗，终于瘫倒在静竹的床上。过一会儿，略觉好些了，他坐起来细细地咀嚼着这封信。他发现这封信里有不少似是而非的东西，他想写篇文章答复，又难以着笔。上海回来后满肚子的热情，被这勺冷水一浇，差不多去了多半。

杨度心里怏怏的，一连几天打不起精神。谁知破船偏遇打头风。湖南传来消息，一个新成立的名叫国民协进会的团体通电全国，说杨度在武昌起义后奔走南北，比附满酋，力请袁世凯出山，是一个大汉奸。按照他们的会章，判处杨度死刑，并没收他在湖南的家产，拘捕他的妻子儿女。

杨度得知此事，又气又急，赶紧给杨钧拍个电报，要他把嫂子和侄儿女暂送到湘绮师那里躲避一下，以后再接他们进京来住。

幸好第三天，胡汉民、汪精卫便在南京联名发出通电，为杨度说情。孙中山也亲自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请他派兵保护杨度的家属。

原来，国民协进会是几个激进的革命党人组织的团体。他们绝对排斥满人，排斥为满人做过事的旧官僚。杨度那年为粤汉铁路事得罪了一批湖南士绅，他们向该会进谗言。这个会的过激言行得不到人们的拥护，没有几天便自行解散了。所谓判处杨度死刑一案，自然也没有人去执行。

但此事又给杨度一个刺激。放弃君宪转向共和遭人讥嘲，协调南北和谈成功也遭人诬骂，为国家办事真是艰难呀！

杨度意志消沉下来。他关起门来读诗练书法，一天到晚几乎不说一句话，烟灰缸里的纸烟头堆得高高的。静竹、亦竹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十来天过去了，杨度的情绪仍未好转。静竹实在忍不住了，这天午后她走进书房，只见杨度又在闷头吸烟。她轻柔地叫了声“晳子”后，便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心里还不舒畅吗？”静竹美丽的丹凤眼里满是爱怜。

杨度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做声。

“不要老是这样。”静竹软软柔柔地劝道，双手托起他的下巴，细细地端详许久。“晳子，这些天来你瘦多了。”

这双纤纤的女人手里似乎蕴藏着炽烈的热源，情绪冷落的前秘密使者顿时浑身温暖起来，疲软的身躯里像是灌进了一股强大的气流。他紧紧地抓住静竹的手。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握过她的手了。静竹心头滚过一阵幸福感，略显憔悴的面孔上荡起一层浅浅的红晕。很长时间，两人就这样手握着手，眼望着眼，不说一句话，彼此都觉得心灵在沟通，情感在交融。杨度感到自己的心情突然变得开朗起来，半个月来的抑郁被驱散了不少。

“晳子，你不要老是这样。”静竹又轻柔柔重复了一句。她解开左臂下的衣扣，从棉衣口袋里取出一个绿绸包来。“晳子，这块潭柘寺里的拜砖，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它了。看看它，想想妙严公主吧！”

杨度从静竹手里接过绿绸包。打开绿绸，那块小小的三角形砖头露了出来。他凝视着它。十二年前同游潭柘寺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观音殿里，如花似玉的静竹郑重地捧起这块拜砖送给他，希望他今后以妙严公主那样的恒心对待自己的事业。就是在那一刻，杨度的心中升腾起对这位沉沦底层的陌生女子的敬重之情，也就在那一刻，奠定了他们之间心心相印的永久爱情。杨度的眼睛慢慢地湿润了。

“晳子，说实在话，你过去致力君主立宪，我心里总觉得不甚妥帖。这个满人朝廷，大家都说它气数已尽了，已走到头了。我老是在想，我们志大才高的晳子为什么总要维护这个小儿朝廷呢？只因为这是男人的事业，所以我们姐妹并不干扰你。眼见得这几个月来你转而支持民主共和，为使国家和民众少受苦难，劳累奔波，促使南北和谈成功，我们心里欣慰得很。我几次和亦竹说，晳子支持共和，这条路走对了。国家是民众的，民众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千千万万的人都要听一个人的呢？难道皇上一个人就比千千万万的人都要高明吗？正如那天亦竹所说的，六岁小儿懂得什么？他一旦登上龙位做了皇帝，一国就都得听他的，他说混话都是圣旨，这合道理吗？晳子，行民主共和，这一定是对的，你放心大胆做下去，不要怕别人说闲话。报上登的公开信，你就当它是混账话好了。说不定那些人正是从朝廷那儿得到了大大的好处，反过来说别人是为利而变节。这些人的心地最卑鄙龌龊，你完全可以鄙视他们。湖南那班子人自己都散了伙，你还管他什么？明年开春了，京师暖和了，叫何三爹到湘潭去，把母亲、嫂子都接过来住好了。晳子，要学妙严公主那样，看准了目标，就坚持不懈地走下去，莫为闲言闲语动心。”

静竹这段细声细气的贴心话，真如同一股春风吹化了压在杨度心口上的霜雪。他又一次紧紧抓住静竹的手说：“静竹，多亏你提醒了我。你说得好，应该要有当年妙严公主那种恒心。倘若遇难便止，不思奋斗，的确是干不成大事业的。”

“好了，听到你这句话，我心里真像喝了蜜糖似的。这就好了，今夜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还我一个生龙活虎的晳子！”

静竹站起来，弯腰在杨度的额头上甜甜地一吻，又嫣然一笑，走出了书房。

疾病的折磨，精神上的抑郁，使得静竹过早地进入中年，当年那婀娜多姿的体态、轻盈优美的步履已不复存在，惟有这嫣然一笑，仍是江亭、潭柘寺那两天的静竹。它给杨度带来无限甜美的回忆，也夹杂着韶光易逝的深重惆怅！

杨度的精神大大振奋起来。他认真地对武昌事变以来自己的行为作了一番检讨。

自从第二次日本留学回来后，杨度通过对各国宪政的研究和对中国国情的分析，认定虚君立宪是中国最宜采用的国体。回国三四年来，他一直在为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促使国会早日召开而努力。不料，革命党排满激进的救国方略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武昌起义赢来了十四个省的独立。尽管各省独立的背景不尽相同，大部分都督亦非革命党人，但厌倦满人朝廷的情绪则是一致的，人心向着民主，向着共和，已成了时下中国的政治潮流。

面对着这种巨大的一夜之间发生的突变，杨度有几种选择。一是固守一贯的主张，坚持虚君立宪，与革命军誓不两立。二是守“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古训，在革命党民主共和大行天下的时候退出政坛，不闻世事。三是放弃自己的主张，投入民主共和的时代潮流，在此潮流中再展身手。

战火已起之时，誓不两立者，必定鼓动以暴力对暴力，其结果只能给国家带来内战之祸，置百姓于水火之中，启列强瓜分吞并之心。主义可贵，但国家和人民更可贵，不能将主义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第一种选择他不愿采取。

假若换一个功名事业心淡泊，只想做研究政治学的书生，或者是年高体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者，因为所抱主义不同，他可以不卷入争斗漩涡，退而在书斋里著书立说，传诸后世；或者连名山事业也不做，隐居山林，混迹于渔樵之间，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杨度不是那样的人。

帝王之学的忠实信徒，其内心深处有一股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躁动。他自己很清楚，这股渴望建立功业之心要超过对主义的信仰。主义可以改变，功业却非建立不可。历史上那些做出轰轰烈烈大事业的人，且不说苏秦、张仪朝秦暮楚，就是备受人们赞扬的魏征、刘基，不也是改变了原先的主义才有日后的大业吗？

三十六岁精力充沛热衷国事的杨度，决不愿做那种为了坚持主义而老死山林的隐逸之士，他要奋进，他要闪光，他要出人头地，他要做热热闹闹的大事业，他要做王氏帝王之学的成功传人。如此，在他的面前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弃君宪而拥护共和，汇入当前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流中去，佐袁世凯去做一番民主共和的大业。

正在这时，有一件事使他矛盾痛苦的心灵获得了安慰。前两天，梁启超在日本公开宣布拥护民主共和政府，他痛痛快快地承认君宪在中国行不通，应该改行民主共和。梁启超既不为自己鼓吹宪政的过去遮掩，也无半点改变主义的愧疚，他大言不惭地宣布，他常常是不惜以今日之启超攻昨日之启超，因为这是为了追求真理。只要得到了真理，一己的名声可不必顾惜。

梁启超说得有道理。杨度想，君主立宪也好，民主立宪也好，关键在立宪。世上有君宪成功的国家，也有民宪成功的国家。国体应由国情决定，而全国多数人的选择就是国情。今天中国多数人拥护民宪，那就意味着国情宜于民宪，自己过去的君宪主张不合国情，应当抛弃。梁启超可以这样改变，我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还有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人，他们过去都是高唱君宪调子的，现在都转而支持民宪了。他们可以转化，我为什么不可以转化呢？想到这里，杨度平添了胆气，他深为自己这十多天来的虚怯而羞耻。

杨度的这番自我检讨，究竟是体现了中国士人顺应潮流的明智呢，还是体现了中国士人缺乏力量的悲哀呢？这是一个很难说得透彻的问题。只是杨度经过这番自我调整，失衡的心态重新获得了平衡。他铺开纸张，奋笔疾书，理直气壮地申明自己转变主义、支持共和的缘由，叫何三爹立即送《民视报》发表，作为对攻讦者的公开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