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开始打扫战场，敌我尸体分放。我跟营部的人到连里守的那一段清理，班里的那个新兵阵亡了，仰坐在战壕里，前额中间中了一弹，血从后脑流湿了后背，脸上倒没有多少血。他是战前刚刚补充来的，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排长带他到班里介绍姓名时我正拉肚子不在屋里。这个不知姓名的士兵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战场上睡觉和不用瞄准但枪法很好。这一仗他打死了许多敌人，这是他的第一仗。我和另一个士兵抬着他，走向阵亡人员集中的地方。从他头枕的战壕壁往下全是血，渗到土里许多。一个人就是那么多血，仗打多了，心里就有数了。

“营部司书让一个排长与我一起辨认我们连阵亡人员，除了战前补进的20多名新兵认不全，共阵亡42人，包括连长黄伟。我们用心寻找刘副连长，擦净许多烈士脸上的血和泥土，说心里话，我们希望能找到他，但是没有。

“司书气呼呼地对我说：‘136个，3个留守3个住院，参战130个，刨去死的、伤的、收容的，其余的都上哪去了你说！刘副连长（他当时肯定是叫着刘的名字而不称副连长，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哪去了你说！’

“‘失踪了。’我说了一句废话。

“失踪，可能死了，也可能逃了。两个最不一样的结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一个‘失踪’上‘一视同仁’，对死去的人这是多么不公哟！连里有句话：‘宁死莫要残，失踪说不清。’

“的确说不清。

“古语说：‘哪个庙里也有几砣冤屈的鬼。’死不出一个明白的，都是冤屈的鬼。

“这一仗后，还好没有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两个排长按当兵时间长短当了正副连长，两个班长当了1、3排长，又调来一个黄埔生当2排长。

我这副班长自然也提升班长。不怕你不信，那时候只要不当逃兵就算是好兵了。

“有一天，排着队唱着歌来了一百多名新兵。年纪轻轻，新枪、新军装，真精神！一说都是分给我们7连的，我不知为什么，眼泪就下来了，止不住。”

日军13联队突围大半，随即加入湘北进攻行列，薛岳功亏一篑，十分气恼。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初的大云山之战这段内容十分丰富生动的历史见诸文字时却索然无味：“民国三十年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为掩护其第11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中，向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由大云山东西两侧突破，该军撤守。10日，日军进至昌水（新墙河上游）北岸并扫荡大云山区后退去。向大云山增援之第58军再收复该地区。13日与日军第40师团于甘田、八百市地区遭遇，发生激战，曾予该日军重创。至17日，仍相持于港口、甘田、八百市之线。”

9月16日下午4时，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接到日军在岳阳一带集结重兵的情报，情报列出的日军部队中有第6师团。杨森大惊。

阿南惟几瞒天过海，耍了一个不大不小却十分见效的阴谋。现在大云山一带摆着中国军队5个主力师，且都在与当面日军纠缠混战，一时难以抽身，而日军一场大规模进攻已箭在弦上。

杨森将敌情和自己的判断报告薛岳，同时提出尽快结束大云山作战回防湘北的意见。他提议两日内结束战斗，只留102师在大云山一带监视、袭扰日军，其余4个师于18日零点前赶到新墙河以南加强正面防御力量。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作战行动在这一天开始，多年后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湘北发起进攻的时间也定在这天，这一天恰巧还是日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爱子阵亡的日子。

阿南惟几用一支红色铅笔，在日历上将这个日子重重地划了出来。

4新墙河边到长沙城下

长沙岳麓山，第九战区指挥部，9月17日。

薛岳面对案头杨森及战区侦察分队发来的电报陷入沉思。

战区侦察分队侦知，岳阳至新墙河北岸日军部队有第3、4、6、40师团和另5个支队的番号，第6师团长神田于16日下午在一群参谋人员陪同下视察新墙河北岸，神田用望远镜朝南岸守军阵地望了许久。另据在敌后窃听日军有线电话得知，11军曾通知各师团做好9月18日发起进攻的准备。

尽管日军动向如此明显，但这次薛岳认定阿南是在正面佯动，企图将战区主力吸引到正面而在两翼突破后包抄过来。他的这个想法一经形成，就谁也不能说服他。

薛岳从一份介绍阿南的资料中得知，此人用兵一贯真真假假，越是明显的迹象就越是可疑。当情报显示日军连架设浮桥的器材都运到新墙河岸边时，他还对参谋长说：“不忙，明天再看。”

薛岳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明天。

9月18日拂晓，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主持了例行的默祷仪式之后，雪亮的指挥刀指向湘北，中日两军的一场恶战拉开大幕。

阶段之一：铁军受挫

防守新墙河一线的部队为欧震第4军。这支部队曾屡屡建功沙场，北伐时期斩关守隘，赢得“铁军”美誉，抗战开始又打过许多大仗。军下辖张德能59师、陈侃90师、柏辉章102师和刚划归军指挥的60师。大云山之战，第九战区和27集团军将59师和102师大部调走，60师跟随集团军做预备队，防守阵地的便只剩90师和102师一部。

18日天刚亮，新墙河前沿的老兵们就感觉出一种异常。

飞机轰炸几乎每战都有，但这次数量多、密度大、重磅炸弹多。两个波次，就将南岸的工事摧毁殆尽。

紧接着是步兵进攻。小塘、四六方、潼溪桥、杉木桥等处，每处都是数十辆坦克为先导，势不可挡地向前推，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冒着守军的弹雨强行渡河。

湘北并不宽阔的进攻正面，并列着日军4个师团，如4只凶猛的野兽扑了上来。守军的老兵们很少见过这么可怕的阵势，薛岳没想到竟是这样，原定坚守3天的第一线阵地怎能抵抗数倍于己且炮火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只两个小时，日军首先在102师防线突破，之后迅速转身包抄90师。

薛岳无奈，下令两部撤至第二道防线，新墙河失守。

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此时还在大云山组织5个师兵力合围40师团重松234联队。

大云山上打来打去，两个师团变成一个。再打，一个师团变成了一个联队。杨森自1906年从军至今35年，似这般上当受骗的经历也属罕见。原想尽早解决大云山之敌回守新墙河，却被重松联队拖在深山密林中欲打不能、欲走不舍。正要加一把劲再打一两天解决战斗，却如他所料，18日日军果然攻打湘北。

18日上午，杨森扔下这块“鸡肋”，下令放弃重松，将各师调回新墙河。但刚到9时，日军已突破一线，他急令各部队超越到11军之前拦截、侧击。一线至二线之间只有少数警戒部队而并无主力，二线部队也是按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设置的，无法抵御如此集中的敌军。

守军兵力不足不能构成逐次抵抗，日军长趋直入如入无人之境。58军和第4军的这5个师看着地图同日军赛跑，却无论如何也跑不到日军前面。

不但如此，第4军军长欧震带着军部指挥作战时也被一支穿插进来的日军咬住，被追得狼狈不堪。

李如品，安徽泾县人，曾任第4军警卫营2连上士班长。慨谈当年，他说八年抗战就属那次打得窝囊：

“军部设在新墙河以南一个叫林塘的小村庄，距离新墙河前沿阵地仅仅二十几公里。军部靠前设置，这是‘铁军’的传统，是为了显示指挥官不怕危险，与弟兄们同生共死。那一仗没想到敌人突破阵地那么快，打响没有多长时间，军部就要转移。我们警卫营的任务是跟随军部担任警卫。

“连长常铭礼安排我们排给军部装车，抬那些一个比一个沉的大箱子时，我看见军长欧震在打电话。欧震平时话不多，好像时时在想事，对士兵很严肃，但也不像有的长官专爱训斥当兵的。在军部见过军长几次，要说印象深，就是他脚上那双皮鞋，总是亮得反光，听说他留过洋。

“不等全收拾好，就听见村西南方向响起嗒嗒的机枪声。哨兵报告：

发现敌人来袭，人数不明。

“当时跟随军部的是我们警卫营（4个连共600多人），还有村西北角军预备队中的两个营。

“我放下手中的箱子，一口气跑回连部。连部在村小学里，村里农民早撤走了，只有两个甲长。连长已经知道了情况，他一边打绑腿一边对我说：‘快带上你们班跟着副连长走，一定要把敌人挡在村外边。’

“我看见现在的军官选警卫员都挑长得细皮嫩肉的，像女娃似的，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警卫营，包括军长的贴身卫士，都是一色的黑大汉。我们班12个人个个膀大腰圆，提一挺机关枪就像一般人拿步枪。

我们一个班就有3挺轻机枪，每人还有一支手枪。平时没事就练枪法、练力气，战斗力很强。那时候的警卫兵，是要能背上长官跑几十里地的，不怕死的。

“我带上全班跟着严副连长冲到村西南角。村外有一片坟地，警戒这个方向的本营1连已经和鬼子交上火，副营长在这里指挥。1连长刚从一个房顶上下来，见到严副连长说：‘这个方向大约有敌100多人，不知道其他方向还有没有。’严副连长说：‘我带我的4个班迂回一下，摸摸鬼子的底，合适就吃掉他。’立即请示副营长，副营长同意，又从1连拨出3挺机枪给我们。我们跑步绕到村南，钻进一片苗圃林，向村西南抄过去。

“还没有钻出树林，敌人的机枪就打过来了。苗圃林种得太密，难免碰上树枝。我们贴着地皮向前摸，副连长传口令：准备手榴弹。

“向后看看都跟上了，副连长才喊一声‘冲啊’，带头冲出树林。

“严副连长是黄埔毕业，人们说黄埔生打仗时都是冲锋在前的，别人不知道，我们营的几个都是这样。

“我们也叫喊着‘冲啊’、‘杀呀’地跟着副连长冲出小树林。敌人在前面四五十米处，听见喊声忙调转枪口向我们射击，晚了！我们把手榴弹甩出去就卧倒出枪向敌人射击。这时1连也朝村外冲，敌人挡不住，纷纷后撤。一看，不少于200人。敌人吃了亏，丢下十几具死尸。

“我们不敢追击，由严副连长带领回到村里。副营长在路口站着，他夸奖2连打得好，同时，命令我们马上跟上军部转移。

“刚抓起背包往身上系，村外枪声大作，鬼子们又来了。军预备队的两个营顶上去，军部的大车小车一辆辆呼呼地开出村子上了向南的路，我们跑步跟在后面。不到半点钟，敌人追上来了，有骑兵，还有一辆拉着满满一车步兵的大卡车。

“看来新墙河真的丢给敌人了，要不怎么汽车还能开过来？

“营长姓蒋介石的蒋，他命令我们2连由副营长指挥担任掩护。营里有一个炮班，两门迫击炮，全留给了我们。

“来不及构筑工事了，我们分散在道路两边各自找好射击位置。回头看时，军部已经走远。

“敌人越来越近，先是五六十名骑兵，抡刀舞枪、大喊大叫冲过来，卡车在后面，已经能看见车头上架起的两挺机枪。

“副营长大喊：‘弟兄们沉住气，瞄准了再打，今天晚上杀猪喝酒。’

“本来是想引大家一笑，可谁也笑不出来。

“开始了。我们在600米至200米之内大量杀伤敌人，只见一个个鬼子兵从马上摔下来。有一匹马中了弹还拖着个死鬼子一直跑到离我只几步远才倒下，把我吓了一跳。

“卡车上的敌人下车摆开战斗队形，一组一组交替进攻，我们用机枪压制着不让他们靠近。副营长指挥两门迫击炮向敌人密集的地方和机枪位置‘吊’。

“有一门迫击炮突然发生爆炸，两名炮手当场阵亡。我至今也没想出是什么原因，迫击炮弹的引信在那个尖尖上，怎么会在炮膛里爆炸呢？

“卡车上下来的敌人共约40人，两次冲锋被我们打退，伤亡约在十几，骑兵伤亡大，不敢再战。副营长命令，乘敌人停止进攻，赶快撤退。

这时天已过午，大约是在两点钟。

“一直都是跑。怎么不累？累也得跑！

“一面跑着，我听见连长对副营长说：其实可以吃掉这些敌人。

“副营长瞪他一眼：吃掉吃掉！又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了！

“我是1939年底从102师305团2营机枪连由班长职务调来警卫营，任副班长。常连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当兵，我说不是为了打鬼子谁上这来？连长说：‘很好，但警卫营的任务首先是搞好警卫，这是最重要的。’

“我在下边是机枪班长，那时候可真过瘾！上军部两年，整天看别人打仗，心里有时也痒痒的。一次什么节日，喝酒喝多了，找到连长说：

‘还是让我回102师去打机枪扫鬼子吧！’

“连长也喝得不少，嘿嘿一笑说：‘活够了？还是老老实实在这蹲着吧！人生是怎么回事？你懂个屁！等胜利了，回家娶上媳妇，好好过日子吧……’

“又有敌人追上来。百余名骑兵，4辆卡车，追着打。连里分出一个排将其中一股敌人引到另一条路上。那个由严副连长带领的排后来没有一人活着回来。副营长带我们与另一股敌人打。我们的人阵亡20多，伤30多。我们渡过一条大河才摆脱了敌人，黄昏时追上了军部。但天刚黑下来，又遇大队敌军追来。这支号称‘铁军’的部队，军长和军部像是被敌人盯上了，被赶上了幕阜山，第二天早晨才算脱了险。”

“那一仗真窝囊！”他总结说。

阶段之二：汨水围歼

日军总攻开始，薛岳如梦初醒。调整兵力已来不及，全局的兵力优势变为日军所到每一处的兵力劣势。他急电重庆军委会，请求蒋介石速从其他战区调兵来援，以免形势恶化对全国战局产生严重后果。

只一天之间，岳麓山也不再安全了。18日黄昏，薛岳将战区指挥部南迁至朱亭。

重庆，军委会作战室。

蒋介石与几位高级军事幕僚们如同在看一盘不好走的棋，围在作战地图前一言不发。

军队调动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湘北日军为数虽并不太多，但却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谁也挡不住的拳头，而且打过来的速度又很快。薛岳提出调三至四个作战军，在短时间内，九战区以外的部队怎么能上去这么多呢？

蒋介石一时没有什么主意，在作战室一侧的走廊来回踱步。

幕僚中唯一一位黄头发、大鼻子的外国人，是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

他走到蒋介石身边，一边与他一起来回走，一边说：“湘北陷于被动，一时没有什么好办法，不如在其他地方动一动脑筋。中国古代不是有一个叫做‘围魏救赵’的故事吗？”

崔可夫具体建议：如果以第六战区兵力攻击日11军所辖的宜昌第13师团，阿南惟几该不会无动于衷。蒋介石停住脚步，点点头。

位于湖北境内的宜昌是长江水上交通的咽喉要地。1940年6月中国军队丢了宜昌，不但长江水路被日军控制大半，而且宜昌机场成为距重庆最近的轰炸机起落地点，整日袭扰重庆的敌机都是从宜昌起飞。11军自攻占宜昌后便紧紧看守，故军委会一直未能轻言收复，何不乘此时机打它一下？

蒋介石表示感谢崔可夫将军的建议，二人一起回到作战室。蒋指示徐永昌拟定邻近九战区的各战区策应湘北作战的实施计划，其中六战区反攻宜昌并务必攻克。

9月20日，军委会向第九、三、五、六战区下达命令：“为使九战区作战容易，第三、六、五战区应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九战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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