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距敌人太近，白天只能躲进山间隐蔽，直到夜幕降临，再寻路前行，这样走了两天。第三天白天，我走到离洪桥15华里的一个山峪，遇见一群老百姓，正扶老携幼地向山区逃难。他们见到我，热情地与我交谈。

“我说：‘我在第10军当连长，在衡阳和日本鬼子打仗，负了伤。衡阳沦陷了，我从医院逃到这里，准备归队，请你们指点。’

“老百姓们很同情我，带我到一个村庄，将我介绍给庄中一位有名望的中年人。这人名叫刘琼，他留我暂住他家，并找草药为我敷伤口。住了三天，他引导我向祁阳地界关帝庙方向走。

“别时再三向刘琼致谢，他对抗日军人的热情，至今思之，仍很敬佩与感激，可惜无法保持联系。

“我又风餐露宿地走了两天，终于在邵阳与祁阳交界处遇到74军的前沿突击支队。支队长将我报告的衡阳敌情电报军部。我因为终于找到队伍而欣喜万分。”

预10师情报参谋毛啸风被俘后逃跑了三次。他说：

“8月9日上午10时左右，4架美军飞机飞临衡阳上空。我趁敌看守龟缩之机，迅速潜至江边躲藏起来。我找到两截巷战时使用的路障木，用铁丝紧扎两端，成a字，躲到半夜，我将木架放入江中后，下到水里。

“下水不久，只见对岸有大队日军，举着火把，还不时向江心胡乱射击，我不知自己是否已被发现，十分惊恐。更糟的是，盛夏夜晚的江水，竟冰凉刺骨。不一会，我就全身颤抖，体力不支，只好泅回原地‘归队’，第一次逃跑行动失败了。

“几天后，日军从俘虏中挑出30名较为健壮的，去参加修复衡阳北郊蒸水上的草桥。我混入修桥的队伍。一天夜半，趁敌困乏之机潜伏到稻田中，随后以逐次跃进的方式，向西北方向疾走。一夜跋涉，回头已不见衡阳的影子。

“脱离了危险，顿觉又饿又困。我找到了一个农舍，主人不知去向何处，只见屋内一片被洗劫的惨景。我在菜园里寻到一些豆类、瓜类，狼吞虎咽后，取下门板，和衣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急忙上路，因做情报工作，了解李玉堂将军指挥62军和l00军抵进洪桥至樟木镇一线，心想向西再走15公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甩开大步一路急行，在一座小山拐弯处，不意与三个日本兵碰个迎面。

“三个日本兵中两个人挑着血淋淋的牛肉和猪腿。另一个腰横战刀，戴高度近视眼镜，大概是个军曹，我心中叫苦。狭路相逢，已避不开，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企图侥幸闯过，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日本兵二话不说，让我向后转，将担子压在我肩上。我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咿哩哇啦说着日本话，不时发出阵阵狂笑。七弯八拐，竟然又看到了分别不久的衡阳城。我的第二次逃跑又告失败。

“我被送回俘虏营不久后，又遇到出劳工的机会。在路过一个集镇时，我又一次果断行动，混入赶集的‘良民’群里，由好心的乡亲指路，我几乎是一路跑步，经泉溪市奔向衡山与攸县交界的铁丝塘。

“在铁丝塘，我找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一名姓陈的领导给我开具路条，把我送到永兴至郴州的路上时，已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了（10月2日——笔者注）。

“当时第九战区长官部在郴州，我在这里以衡阳突围将士的身份受到抚慰。几天后，我登上郴州开往广东埤石的列车，取道连县，过广西贺县、荔浦，徒步跋涉，跨过柳江，直奔宜山，向李玉堂将军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到。

当我终于见到第10军大门的哨兵时，不禁热泪涌流。我以必死而未死之躯，在47天惊天动地的衡阳保卫战之后，冒千难、历万险，三次逃离虎口，穿越湘粤桂三省，终于又回到了抗日的队伍。”

惨烈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失败时，城中的中国官兵约有3千余人，这其中有千余人因伤病和日军迫害先后死去，如以上所述的城破时突围和被俘后逃走的人毕竟不多。随着时间的延续，方先觉等高级将领的命运越来越被全国民众、军队和最高军政当局关注。那么历史在他们身上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

史料记载，日军将方先觉等被俘将领关押一个多月之后，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府导演下，上演了一幕将第10军改编为伪和平军的丑剧。日伪取方先觉的“先”字和和平军的“和”字，将新编的部队命名为“先和军”。以方先觉为军长、孙鸣玉为参谋长，下设4个师，师长分别为原第10军在衡阳守城的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日伪向几位将军各授“任命状”一张，日式军刀一把，并将驻地的内层岗哨撤掉，只留下几个名为“联络员”、实为监视他们行动的汉奸。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周庆祥和孙鸣玉越窗而逃。日军没有追捕到他们，又恢复了军部的内层岗哨。

11月21日夜10时，被软禁在东洲小岛的饶少伟烧掉“先和军第4师师长”的任命状，将那把崭新的日式军刀扔在床下，与原暂54师司令部的甘印霖一起，冒着蒙蒙细雨，驾着一只破烂的木船驶向对岸。

这是饶少伟与副官林权经过多日谋划和准备而进行的一次逃亡。船靠岸时，两位农民接应他们，几个人又悄悄渡过耒河，在泉溪市一位农民家中，与99军谍报队取得了联系。在谍报队员的护送下，到达郴州九战区长官部。

方先觉逃离衡阳的记载散见于海峡两岸和日本的一些史料。其中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所记较完整：

防守衡阳之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戴先生（戴笠，字雨农）即令（军统局湖南站站长）金远洵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探明实情，了解天主堂的四周环境，拟妥周密行动计划，乘（农历）9月5日风雨交加之夜，敌军疏于防范，亲自潜入天主堂，救方出险，完成艰巨任务。

后来，葛先才与容有略也逃离了衡阳。

成立“先和军”后，军长与各师长被分开，史载，逃跑行动也是各行其道，分别进行的，但是，逃出衡阳的将军们，不谋而合地一致返回重庆。他们想过没有，是什么在重庆等待他们？

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他撰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说：

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经投降之各高级官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

抵抗，投降，逃亡。

一个巨大的弯曲形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一个问号。

作为回顾这段历史的本书笔者，我被这个结实地挂在我心脏主动脉血管的问号坠得胸闷气短、冷汗淋漓。

10千秋功过千秋评说有时，人们会感到历史是由一团团迷雾组成的。也许你猜出的并不是真正的谜底。谜总被人们一遍遍猜出新的谜底。有时你甚至觉得，也许历史之谜原本并没有谜底。

蒋介石怎样看待浴血苦战、几近覆没、最后竖白旗投降敌寇的第10军，怎样看待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又辗转返回重庆复命的方先觉及属下的诸位将领？

史载，1944年12月14日，蒋在重庆黄山别墅接见并设宴招待了方先觉。

饶少伟也曾谈到，回重庆后蒋在曾家岩接见了他。

蒋介石授意，以全国慰劳总会名义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会上，方先觉和他的“五虎将”各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和慰劳金一百万元。全国各大报再次掀起宣传巨浪。

《欢迎衡阳守将归来》、《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斯大林格勒·衡阳》、《方军长不愧张睢阳》（唐代睢阳太守张巡以数千之兵抗安禄山叛军百万，苦战半年，城破身死，是以成名）等等。只看这些标题，便可想见其内容如何热得发烫了。

经短期休养，方先觉被任命为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十万青年十万兵”青年学生大参军热潮中组建的青年军第207师师长。军内皆知，青年军一个师相当于一个军建制，由于一色美式装备，在国人眼中另具嫡系中之嫡系的地位，故方先觉的这一任用，普遍认为是给予实权的重用。

第3师师长周庆祥升任第10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决无不被信任的明升暗降之嫌。孙鸣玉被任命为新36师师长，也站在带兵掌权的位置上。饶少伟被蒋介石点名安排去了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葛先才和容有略留任军委会少将高参。

还是要问，蒋介石在心里是如何摆平第10军哪怕是暂时的、假冒的投敌这件事呢？

在接见饶少伟时蒋介石说：“衡阳失守，责任不在你们，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照衡阳保卫战全程和各路援军的表现，这该是蒋介石的心里话，也是公道话。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次会间休息，代表们三三两两散步漫议。一位颇有名望的国民党元老对众人高谈阔论起衡阳之战。他说：“衡阳一战，方先觉军长究竟是功是过？如投敌属实，那就过大于功了。赏功罚过，理所当然，然而如果功过不分，将何以取信于国人？”

谁知，蒋介石当时恰在邻近的休息室内，不知这番无遮无拦的议论触及到蒋的哪根神经，他当即怒气冲冲走出休息室，大声喝道：“刚才这番话是谁说的？衡阳的事你知道多少？这与奸匪的造谣中伤有何区别？简直是不识大体，可恶之至！”

一顿雷霆芒刺劈头盖脸，那位党国元老面红耳赤，尴尬万分，那张嘴巴除了吃饭之外直至大会结束再没有张开一次。

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在沈阳“剿总”大楼四层主持军事会议。他在苦口婆心地劝导面前这群在辽沈战场节节失利的将军时，提到了衡阳之战和方先觉。这个细节令人想到，那场轰轰烈烈地打了40余天的衡阳保卫战和方先觉这个人，在蒋介石内心深处留下了些什么。

蒋介石说：“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你们不听我的话哟。（民国——笔者注）三十三年衡阳孤城至危时，方军长先觉发电报给我说：‘此恐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抗战之中，‘来生再见’的话说得还少吗？如果此战失败，则我与各位怕亦要来生再见矣！……”

前面说过，蒋介石曾在收到衡阳“最后一电”当天日记中写下“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这样的话。也许，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痛切真情。

在蒋介石心中，方先觉已经英勇悲壮地死去了。既然有缘能够“再见”，也恍如隔世“来生”。与生死相比，还有什么更大的事情不能解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原谅呢？毕竟，他们九死一生地逃回来了——没有留下当伪军，也没有隐匿异地。

何况，蒋介石对衡阳兵败的真正原因，从自身在湘北开战之初并没有判明日军意图、做出正确的全局调度，长沙失守后没有及时转移作战重心，到各路援军迟迟疑疑形不成合力奋进解围，他心中是有数的。说衡阳失守责任不在第10军，但没有说责任究竟在谁，一团扯不清的麻，一个没有底的谜。

方先觉自己对于投降一事则一直予以坚决否认。

从衡阳回到重庆报告战况，关于失败之后情况，他说先是被俘，后是逃回，至于日方种种宣传，均系造谣惑众。

舆论当然更加看重他回到重庆的事实，所以投降之事便被搁置起来。

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内幕逐渐传出，仍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做便不合适了。事隔30多年之久的1976年，方先觉在台湾会见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在叙述当年时他说：

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11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1）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2）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历史的存在是依赖它们本身还是赖以表达它的那些文字？后人只能从文字中了解那段历史。如果对同一段历史的记述出现了不同的文字呢？

长（沙）衡（阳）会战自1944年5月27日开始，到同年8月8日以衡阳陷落结束，日军逆着滚滚湘江，从湖南北端推到南端，时间长达70余天。

中方参战部队为16个军约40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兵力达20余万。中国军方统计，此役毙敌19751人，伤敌47158人，中方将士则亡49370人，伤41207人。

长衡会战中最为惨烈的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第10军守城官兵17600余人中，伤亡达15000人，伤重致死和被日军俘虏后虐待残杀者不算，直接阵亡便达7600人。日军伤亡亦十分惨重，仅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共伤亡19380人；其中，将领和军官阵亡390人，负伤520人。

抗战胜利不久的1946年2月，蒋介石召见军令部少将高参葛先才，面授搜寻衡阳阵亡将士遗骸、建立阵亡将士公墓任务。

葛先才在当地民众协助下，广泛寻找分散于各处草草掩埋的烈士尸骨。作战时间仅过去一年半，尸骨却大都腐烂。人们用箩筐将所能找到的较为完整的骨架集中在一地，挑出头骨整齐排列，数之已达万具以上。

整齐排列的一万多具骷髅白骨。

那是一副副大睁着永远不会闭合的眼睛的面孔，那是一支永远威武雄壮的大军！

1983年3月3日，一位79岁的老人病逝。家人按他生前遗愿，将他葬于台北五指山脉“国民革命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旁，墓前石碑所铭文字为：

国民革命军陆军前第10军战士方先觉之墓碑上无生卒年月、职衔、功勋。墓前无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