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云妮姑姑夜里老做丈夫牺牲的噩梦，体温更是高烧不退。这对于一位孕妇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后来随着腹部剧烈的疼痛和持续不断的恶心呕吐，家人只好带她去医院做了检查。我那云妮姑姑，被检查出了子宫肌瘤。

这种病在医学上说，多见的都为良性，对人身体危害不大。但由于我云妮姑姑过于思念、牵挂去了前线的丈夫。心情也多受噩梦的影响，情绪更是郁闷烦躁。其良性肌瘤有恶变的可能。

医院采取的方法是：先行人工流产，再行子宫切除术。如不然的话，大人生命难保，婴儿更谈不上活命。

可是，我云妮姑姑却强烈拒绝了医生的治疗方案。她想：这怎么行呢，盼望了多年的孩子啊，怎能给做掉呢！还要进行子宫切除术，也就是说再也不能生育了。丈夫在前线真要有个三长两短，哪能对得起战场上的丈夫。不，不，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行。

医生的劝说，家人的调解，谁?也动摇不了我云妮姑姑要生下孩子的决心。

医院及时和军队上取得了联系，经家属、医院、军方共同研究决定：在遵照孕妇意见的基础上，采用一切先进的医疗技术，确保大人和孩子的安全。

就在盼望着婴儿快快降生的信念里；就在牵挂着前方战场上丈夫快快平安归来的思念中，我云妮姑姑，终于生下了一个六斤重的胖儿子。可等她心满意足地看了一眼新出生的婴儿后，便面带微笑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终于可以自豪地说：作为女人，我总算有了“母亲”这一伟大的称呼；作为妻子，我总算为前线的丈夫，尽了传宗接代的义务。

我云妮姑姑去世了，后??尸检结论：癌变晚期。医生们更是惊讶不已，作为这样一位病人，能坚持到现在已很不容易，更别谈能够保住孩子。可我云妮姑姑却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以死来完成了她这一生最为灿烂的壮举。

我云妮姑姑去世一年以后，当身挂军功章，随身带两名警务人员的李建军，回乡抱起又白又胖的孩子，来到我云妮姑姑的坟前时，这位在战场上几度出生入死的硬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李建军带着孩子，去拜见我二堂奶奶，说：“云妮已故，从今后，我就是您老人家的儿子。”

可我二堂奶奶哭着说：“我那短命的丫头死了，这门亲事就算断了，你还年轻，好好再给孩子找个娘吧。”

数年后，当李建军领了一位白白净净，戴一副近视眼镜的军人妻子，和已五六岁的儿子，来看望我二堂奶奶时，大哭不已的我二堂奶奶，却坚持闭门不出，拒客于门外。

事后，有近邻劝她：“您老这是何必呢？”

我二堂奶奶伤心地说：“一看到那孩子，我便想起我那短命的闺女呀。”

如果说我云妮姑姑的故事，更值得人们称颂和赞扬的话。那么我二姑采妮的故事，留给人们讲说的，则是更多的辛酸和同情。

我二姑采妮和知青李红兵结婚的场面，很是风光。当时，不但公社里的头头脑脑们全来了，就连县里也派了人来。记者们拍照采访，领导们表扬，李红兵成了安心农村生产，落户于农家的知青典型。

县广播电台的通讯报道，通过家家户户的有线广播，传遍了当地的每一户农家，就连省报上，也报道了李红兵的事迹。

那一时期，我二姑采妮和李红兵，几乎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久，李红兵便从何家楼调到了县里的医院，从一名赤脚医生，转变成了一位真正的大夫。

由于工作单位离何家楼较远，李红兵便住在了县上，逢礼拜天才能回一次家。但他和我二姑采妮的家庭生活，依然恩爱有加。没过多久，他们的女儿丫丫降生了。

那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小女孩，扎着一对羊角辫，晃着圆圆的小脑袋，两岁会背唐诗，三岁会作算术题。

在丫丫三岁左右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地的知青陆陆续续返回了城里。李红兵的父亲也从牢里出来，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官复原职。

那个狂热的年代终于结束，每个人的思想都在发生着变化。在县医院早已成为主治大夫的李红兵，这位昔日的知青模范，也开始联系着往省城调动。一年以后，他终于通过父亲的关系，调到了省城的一家大医院。

最初调到省城后的日子里，我二姑也很为丈夫感到高兴。俗话说：夫贵妻荣。李红兵能够从村卫生员，成为县里的主治医生，再成为省医院的大夫，这也让做妻子的她，脸上感到很是光彩。但唯一遗憾的是，丈夫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女儿天天嚷嚷着要爸爸，妻子总默默算计着丈夫的归期。

但是，我二姑采妮，却并没有因为丈夫归家的次数少而埋怨红兵。她明白，要埋怨的，应该是那省城距何家楼遥远的路途。好几百里的归程，坐了火车，还有汽车。下了汽车，还有十多里的步行。回家来一趟，确实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