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以伦同杨筱光讲完这些话，就把她送了回去，又在她家楼下站了一会儿，看到她房间的灯亮起来，又看到她掀开了窗帘布。

她探出身子摆了摆手，打了一个手势，在问他怎么回去。

她原本以为他懂不了她复杂的手势的，但是他懂了，他也做了一个动作。

“翻墙。”

杨筱光笑起来。这时跑来一条小区的邻居养的金毛，竟绕着潘以伦摇头摆尾，要好得不得了。连狗都是好色的，她撇嘴。

潘以伦拍拍金毛的脑袋，金毛乐得转一个圈，看见了站在窗口的杨筱光，不知道为什么就凶狠地叫了起来。

这让杨筱光顿感失了面子，金毛一点儿都不讲邻里情分。她怒了，随手抓起电脑桌上的一叠报纸就朝金毛的脑袋上砸去。金毛徒然长了大个子，其实底子弱，被报纸吓得夹起尾巴逃跑了。

报纸被潘以伦捡了起来，他翻了一下，然后抬头冲她笑，又打了一个手势，是个“八”。

好吧，杨筱光承认自己八卦，那是一份托同事从香港带回来的《苹果日报》，她还没看完呢！

潘以伦收了报纸，也冲她摆摆手，转身走了。

他抄了一条草坪间的小石子路走，这里周围花木茂盛，可以避开人群。他是顶熟悉这条道的，很久以前，他就走过这条小路，去杨筱光家里补课。

潘以伦记忆中的杨老师上课严谨负责，会主动给成绩退步的学生义务补课。初一下半学期，代数课难度增加，刚从荔波转学来的他学得有些吃力，杨老师就帮他补课。

他第一次去杨老师家，就看见客厅右边的房间里，有个穿米老鼠粉色棉布裙，扎一条马尾辫的女孩儿挂着walkman耳机在床上又蹦又跳，自娱自乐得浑然忘我。

他当时想，这丫头真够疯的。

杨老师听到声响，就进了女孩儿的房间训了她几句，女孩儿又变得规矩了，乖乖开始做作业。杨老师对学生说：“我女儿不好好儿做功课，我就给她几个毛栗子。”

这话软中带了威胁，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和老师。潘以伦顿时正襟危坐，决定要好好儿学习。

再次看到杨筱光，是在他的校门口。她大约是来找她爸爸的，在校门口遇上一位过马路的老奶奶。老奶奶走得慢，才到路中间，绿灯就换成了红灯。她明明是过了马路的，这时候又冲了回去，用手往要行驶的车前一挡。

司机打开车窗骂骂咧咧：“作死啊！赶着投胎呢？”

杨筱光一手扶着老奶奶，一边朝司机笑眯眯地说：“叔叔，我都十六岁了，不用投胎了。”

潘以伦想，这个女孩儿倒是遗传了杨老师的幽默细胞。

杨老师是个严厉的老师，会批评学习退步的学生，不过他是这样说的：“你们是男同学啊！怎么能像女同学一样对数学这么不敏感呢？我女儿的数学成绩就像坐过山车，能保证及格就不错了。这是我这个教数学的老师的失败，你们怎么好再让我失败一次？”

数学成绩不好的男同学们哈哈笑了，潘以伦也微笑，想，他一定极宠爱自己的女儿，所以能容忍女儿数学学得不好。

旁边别的老师听到了，就说：“老杨，你不要老说你女儿，她最近不是在区里拿了奖吗？”

杨老师无奈摇头：“什么奖啊！就是一张‘学习雷锋好少年’的奖状，奖励她组织的那个去敬老院慰问的活动的。她也就只好拿拿这种奖。”

十四岁的潘以伦不大参加学校的公益活动，因为他要在放学以后去母亲的奶茶铺帮忙。

铺子租在学校对面的中学，杨筱光就在那里上学。那所学校是区重点中学，潘以伦念的学校只是一所普通初中。那时她正念高中，他念初中，她经常来买三明治垫饥，他经常在后面烤箱前做三明治。

林肯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那是不现实的。

他记得有天天很暗，响雷阵阵，要下雨的样子。学校里管租赁的负责人通知他们，这是租期的最后一天，他们付不出更高的租金，只好把房子转租给做盒饭的。

母亲千求万求，还是没用。他一声不吭，写了一张结业告示，贴到了铺子的窗户上。他的字写得很好，是父亲从小督促练出来的，店里的所有价目表都是他写的。他还做了一块小黑板，用粉笔画成漂亮的板报形式的海报告示，很是吸引学生。

可是这些都不能帮母亲把铺子继续租下来。

潘以伦只好想别的办法，他跟着父亲学过木工和电工，于是开始动手改装设备变作餐车，明日开始他要跟着母亲去做流动小贩。

杨筱光放学后跑来买三明治，要火腿生菜和七八分熟的鸡蛋。一个三明治是三块五，她给了五块钱，母亲心烦意乱，不小心找给她六块五，他们都没察觉。杨筱光拿了三明治一溜烟跑走，她是要赶在下雨前回家的。

过了一会儿，大雨倾盆而下，学生们三三两两结伴避雨，不少拥在小铺子前。没想到最后的一天生意忽然因为天气爆棚了，潘以伦放下手里的活儿，帮着妈妈收钱算账，忙得团团转。

这时一个浑身湿淋淋的女孩儿拼命挤开人群冲进来，她手里攥着湿巴巴的一张五块钱纸币放到台面上，说：“刚才多找钱了。”

这是杨筱光第一次和他打照面，如今的她一定是不记得的，可潘以伦记得。他当时真觉得这个女孩儿傻，为了五块钱冒雨跑回来，淋得自己像落汤鸡，怎么做人这样憨、这样一条筋？

过了几天他又去杨老师家补代数，女孩儿在房间里做作业，他听到她不停地打喷嚏。杨老师的爱人一会儿端汤药一会儿送水果一会儿倒开水一会儿送酸奶，把她照顾得像个公主，不过该训的还是训了：“我看你脑子就是发昏了，自讨苦吃。”

他在房间外头听见杨筱光瓮声瓮气地说：“哎呀，你别说我了，那个铺子第二天就要搬了呀，我到时候上哪里找人家还钱啊！”

母亲的流动餐车没经营几天，父亲就出了意外。那对他们家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灭顶之灾。

潘以伦不再有心思念书，他每天在父亲出事的那条路上来回走，想找到蛛丝马迹。那条路的尽头是一个极乱的角落，小发廊、黄碟摊、录像厅，每一个都是万花筒世界里肮脏的一角。

他认识了一些人，提出自己的请求，然后被带进了那个世界。他们教给他一些粗浅的拳脚功夫，还有一些其他的旁门左道。他想的是，以后抓到凶手，可以给父亲报仇。

那一年他十五岁，开始逃杨老师的课，游荡在人员复杂的马路上兜售一些非法的东西，会在工商或城管突击时，飞快跑进临近的弄堂里，用最短的时间把自己装扮成无辜的学生。

他还会做一些更严重的事情，手里拿着西瓜刀，跟着一大帮人，做只有香港电影里才经常出现的古惑仔群殴的事。

他打伤过人，别人也打伤过他。整整一年，他在伤痛中度过。不过他还是会回学校上课，杨老师看到他，就会问一下：“最近成绩又退步了，要不要补习一下？”

他说话时眉头紧蹙，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见不得他小小年纪，就把衬衫拉到裤子外面，把外套拉链拉开。这是小流氓的腔调。

杨老师让他更加想念父亲，他羡慕杨筱光有这样一个爸爸，而他再也没有了。

他的父亲念高中时遇到上山下乡潮，从此便没有再念过书。潘以伦出生以后，他就对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潘以伦在荔波念的小学，书读得其实不错，又练过书法，还拿过“三好学生”。来到上海后，因为异地转学，不得不留了一级，可还是和这里的学习进度有出入，不过老师说，如果他想跳一跳，上重点高中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老师就是杨老师。

父亲听了杨老师的话很高兴，写了一张字条贴在他的床头勉励他，用的是毛主席的古老格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父亲说：“要重新站到人前，先要自强。”

他是能体会父亲写这句话的初衷的。回到上海后，他才知道父亲的家族人口多而底子薄，祖上的房子正遭遇拆迁分房，这样一块“肥肉”让几门亲戚闹得不可开交。人人都以为他们是来分一杯羹的，因此没有人欢迎他们的到来。

父亲不愿搅进复杂的家族房产风波，便领着妻子儿子租了棚户区的小平房，找到几份没有劳保的临时工先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