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

在西安我们第二次公演后，大约是四月初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突然查封取缔十来个进步的群众救亡团体，如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北学生联合会等。自然，他们也不能容忍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他们眼皮下活动。但我们是堂堂十八集团军的宣传团，他们不敢贸然封闭，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一纸通令，命令我们即日开赴八路军前线，否则要逮捕负责人。理由是既然名字叫战地服务团，便应该到战地活动，不应久留后方。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御用刊物，制造舆论，说西北战地服务团犯了错误，书写的标语穿靴戴帽，有问题。如“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是穿靴，“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戴帽，穿靴戴帽都是不应该的；又如说我们在街上写了“争取国防友军”的反动的、破坏国共合作的标语等等。本来，我们原没有打算在西安久留，但现在他们居然下了逐客令，这样反动，我们当然不能接受，我们偏要在这里留下来，并且大锣大鼓，堂而皇之地继续工作，再度公开演出。我们把意见向党中央请示。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并指示我们要“摩而不裂”。我们得讯后高兴极了，全团的情绪也高极了，只是从何着手呢？

我们一到西安，就在大街小巷书写了很多标语，美观的庄重的方体美术字，这时却被人用石灰水涂掉了。我们继续写，他们继续涂。被指责为“争取国防友军”的反动标语，原来是“争取国际友军”，国民党出于***，牵强附会把“国际”说成“国防”来诬陷我们的。中共陕西省委李初梨同志同我亲自到国民党省党部理论，见到了他们的特派员，一个瘦个子，就像电影中的反派人物，双方谈来谈去，我们要按我们的办，他们对我们无可奈何，但也不愿改口，僵持不下，谈话没结果。自然我们不会走，我也不怕他们逮捕，但是，工作如何开展呢？我们不能久困在梁府街女中，如何继续开展工作，这是我们日夜焦虑的一个问题。

顾问

这时宣侠父同志给我们出主意了。

于是我们同西安的各界抗敌后援会联系，这个后援会是国民党包办的群众团体，原来我们就有过联系，我们一到西安就找了他们，我们驻在梁府街女子中学便是他们出面安排的。这时我们和他们接洽，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写标语了。标语内容由我们在政府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和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选择，我们照旧大写特写那些“穿靴戴帽”的标语，我们怎能只拥护蒋委员长呢？我们只拥护他抗日嘛。标语的字体也仍是有西战团特色的，粗体勾边大字。只是过去标语后面的落款是“西战团”，现在则改为“抗敌后援会”。西安市的任何人看了落款，也能心领神会这全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同志的手笔。这样，省党部不便再去涂抹了。他们之间有微妙的关系与矛盾。

我们这时不在舞台演出，不在报上登广告，我们到工厂、伤兵医院，去红十字会的防疫医院，到学校作小型演出，演小歌剧，唱大鼓，说相声，唱救亡歌曲。几个人成一个小队，带几件乐器就出发。还分头到许多基层单位帮助组织训练业余歌咏队，和一些人、各种团体开小型座谈会、联欢会。我们也像打游击那样，化整为零，表面上西战团休息了，好像已经偃旗息鼓，实际我们的宣传工作更紧张更深入。我们团里白天只留一两个人驻守在家联络，应付一切事务，其余的人全都分散下去了。我们交往的人越多，朋友也越多。甚至同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也有了进一步的联系，他们不来阻挠我们。但我们还必须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诬蔑和禁令，争取再一次公开演出，我们还必须同国民党省党部斗争。因此除了扩大和下层群众联系外，也必须向上层打主意想办法。而跑上层，同国民党的高级官僚谈话，我是很不情愿的。访问国民党省党部，那种印象已使我厌恶之至，我怎能愿意跑到敌视共产党的人那里去拉关系呢？但宣侠父同志说服了我，鼓励了我，并为我张罗。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两次与国民党要人的接触，一次是蒋鼎文，一次是胡宗南。我找他们，目的是要他们能为我所用，能对西战团在西安的工作起点积极作用。这样，我便去了。

募捐

蒋鼎文那时是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总揽西北军政大权。他同宣侠父同志是同乡，自幼同学。他参加过几天共产党，同宣侠父还是一个小组，关系看来很密切了。但后来他投靠了蒋介石，很受器重。宣侠父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为了党的工作，同他保持来往。他很想拉拢宣侠父下水入伙，也常表示亲热，请宣侠父吃饭，为他介绍女朋友。那时宣侠父的爱人金铃同志在延安。宣侠父对此都一概坚决拒绝。宣侠父向我介绍西安形势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葛。他建议我去拜会蒋鼎文，蒋鼎文是一个赳赳武夫，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我要见他，他会觉得能见到一个名作家是很高兴的。如果他捐点钱，就可以说他承认西战团，支持西战团。这自然不是为了那几百元钱，而是为了取得更加合法的地位，国民党省党部就没有理由赶我们走，我们就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这样，我便按约定时间去西安行营长官公署，看见了蒋鼎文。我原以为他大概总会有些官架子，或有些气派，但正如宣侠父同志所告诉我的，他只是一介武夫。也许他有满腹经纶，善于吹拍钻营，长于当官从政，但好像因为我是一个对世故、对逢迎一窍不通的人，他的这套东西反而无法施展，因而显得木然。他好像一个刚刚上台的新演员，无所措手足。我本来不会说话，更不会交际辞令，但我是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办成功，我要他捐款给我们西战团。因此，我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篇大道理，什么抗日救亡一定要喚醒民众；西战团在前方如何受欢迎，在西安又如何深得民心，介绍我们作风的艰苦，申说我们很愿意早日重返前线的决心，但苦干开拔经费短缺等等。我自己好像也是第一次登台，就像我们西战团从延安出发公演时，我扮演《王老爷》一剧中的八路军的政治宣传员，曾向地主王老爷宣传有钱出钱，团结抗日的道理一样。不过那时剧中的“王老爷”是由一个团员扮演的，而现在遇上的却是一个真正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以前可能没有见过我这样一个八路军的女干部，共产党的女作家，他扮演得十分拙劣。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想不出他说过什么话。他自然说过话的，但大约等于不说，所以我毫无印象。我只记得一点，他送我出门时，叮嘱秘书要给我二百元，但为了郑重，命令秘书亲自把钱送到西战团。我自然不必说谢谢，心领了就成。我扬着头，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公鸡，得意地走出了公署大门，连门岗卫兵的敬礼也忘记报以点头。我固然有点可笑，但他却更不像样子了。回团后我告诉宣侠父同志，他也很感安慰地大笑了。他又一次提醒我，眼里不要在乎这些人，这些人徒有虚名，根本就很蠢，没有什么能耐。只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才可以为所欲为。第二天，蒋鼎文的秘书果然送了二百元的支票来，我们是很困难的，但的确也不在乎这二百元。我们算是从国民党的军方拿到了一张护身符，利用这张护身符，我们可以对付一下国民党省党部的逐客令了。这是一张小小的王牌，给我们在西安的斗争，添了一点胜利的因素。

赴宴

过了几天，宣侠父同志又来邀我一同到胡宗南住处做客，胡宗南要请我们吃中饭。胡宗南是蒋介石放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的首脑，也是一支常败军的司令官。宣侠父同志可能同他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一向很熟。宣侠父同志告诉过我，在任命他为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议以前，胡宗南知道他在国民党的非嫡系军队，如梁冠英、冯玉祥、吉鸿昌等的部队里混过，人很能干，但是不是共产党员，还摸不清。他很想利用他，拉他去胡军部队做政治教官。宣侠父同志考虑，如果真能打进去，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后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没有同意，答复说，你胡宗南对他能保险吗？胡宗南不敢绝对担保，就取消原来的企图，但还把蒋介石的话告诉了宣侠父。宣侠父担任了十八集团军参议，他们之间还有来往，有时是公事，有时好像是个人应酬，实际还是侠父同志见缝插针，为党办事。比如他安排了这次我同胡宗南的会见，表面上也属于个人的应酬，实际还是为了工作。宣侠父因为多年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工作，因此养成了一种非常灵活、毫不僵硬的工作作风。他的秉性素质，他的多年地下工作的锻炼，使他对人的态度总是平易可亲、温文尔雅，无论什么人都乐于向他敞开胸怀。即使是狡猾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也不容易识破他的庐山真面目。

胡宗南住在西安市郊的一个风景区。我们到后，就被直接迎到后边靠山麓的一间亭子似的客厅里，四周是树林，路边种了许多花卉，有微微的芳香袭来，显得非常幽静。住在这里的应该是一个词人雅士，但我看见的人，却出乎我的意外，我虽然不会以为他是什么青面獠牙，可是总以为他大概是有几分威严的军官。不，胡宗南这天没有穿军装，只穿一身便服，而且因为天气微微有点热，只穿一件白绸的西装衬衫，留的长发，不是现在流行的港派长发，而是一般的西式发型；使人注意的是有一绺头发常常要吊在额头，而他要常常摇一摇头，把那绺头发甩回去。他看来还很年轻，不过三十来岁。好像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年轻，说不上有些孤芳自赏，但举止确实有些轻佻。他卖弄什么呢？是公子哥儿吗？是飘零子弟吗？是油头粉面的票友吗？是故做风流，想把那杀人凶相掩藏起来吗？我不觉得那些特意做出来的洒脱有什么可供欣赏的，我只感到眼前是一个耍猴戏的瘪三，使人作呕。宣侠父同志几次说不要以为这种人有什么能耐，的确，眼前的这个人便是幼稚可笑，最多不过像旧时的上海野鸡大学里的一个混文凭的有点阿飞气息的学生，实在不必放在眼里。因此我很少说话。宣侠父也冷静地旁观。待到他把戏做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们西战团很想重回前线，在回去的路上，要通过几处他的防地，我们愿意顺路到他的防地进行一些演出，慰劳他的部队。我告诉他，去年在山西省的洪洞、赵城，我们的演出受到许多国民党部队的欢迎，我们还曾到李默庵(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军部演出，和他们的宣传队联欢。胡宗南的确是一个滑头，听了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欢迎、欢迎”。但一谈到请他给我一纸关防护照时，他就支支吾吾。勉强答应了，却又不肯当面给我。后来自然就没有消息了。宣侠父同志笑着说他胆小，他也只是红着脸敷衍。因此在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摆出一副冷淡的样子，但他装作无所感受，笑着对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候了，像丁作家写的《山城堡战斗》那样的文章，大概可以不再写了吧。”

一九三七年一月，我曾写过一篇《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记述了胡宗南军在山城堡同我们红军打仗而吃了败仗的故事。呵！原来他还记得！我也知道，柳青同志就是因为在《西安文艺》(或《陕西文艺》)上转载了这篇文章，刊物被国民党查封，人也在西安呆不住就跑到延安去了。这是一年前的事了。大约这篇文章刺痛了他，所以他才忍不住径直地说了出来。

我便答道：“现在是团结抗战，那样的文章可以不写。不过，您还是一个可以写的人物，希望您在抗战中创造出一些好的事例，只要对抗战有利，不管成败利钝，都是可以写的。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封闭刊物、逮捕作者、驱逐编辑就好了。”他有点不好意思，摇一摇头，把那绺垂在眼边的头发甩到头上，只说了一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看着坐在下席的胡宗南，这时他的洒脱已经没有了，滔滔不绝的门面话也不说了，反而有点焦躁不安。他想什么呢？想赶快把这顿饭吃完，好把我们送出去吗？想露出本相，耍点威风吗？这时宣侠父同志说话了，他一说话，他的声音就能使人镇静。他像解释，又像安慰那样平静地说道：“丁玲是一个人民的作家，她能揭露一些事实，也能赞扬一些人物。她对您，对一切抗日的将领都是抱着赞扬的态度的。”

我觉得他这话说得非常得体，我非常高兴，胡宗南也和颜悦色地向我祝酒：为了我的新的写作。

我们告辞了，我们不管主人想些什么了。我只感到郊外的空气非常清新。我高兴地想：“我大约可以不再需要会见什么党国要人了。”宣侠父却平静地说：“我们并不真正需要他的什么关防。西战团能去他的防地固然好，不去也没有什么。我们原来的计划就没有非去他的防地不可嘛。你懂吗，他请你吃饭，这就是有了关防了。这个消息马上会传出去的。”我的确不懂得，也不想懂得，胡宗南请我吃一顿饭，算什么？他算什么？吃这一顿饭就可以吓住人吗？中国社会就是这样恶劣的吗？我大约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宣侠父同志懂得他们，并且能不露声色地利用他们。我们西战团后来没有继续感到时时处处都有威胁要来，而能比较顺利地举行第三次公演，同这些使人难受的一些会见是有关系的。我只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我们要做点好事，就必得同一些坏人打交道。难道这个逻辑还不荒谬吗？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