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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浴倒很近便，但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使害马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

在厦门大学，鲁迅住在一栋破楼里，虽然建筑破旧不堪，却被学校印在一张明信片上。这很有好处，鲁迅将明信片同时寄给了许广平、章廷谦，并在明信片上标注一个明显的“”号，说明这里便是自己的住处。

从1926年9月4日抵达厦门大学到12日晚上，已经过去了八天时间，仍然没有收到许广平的信。对于依赖许广平甜蜜且温润的语言来应付寂寞的鲁迅先生来说，这是一件饥饿的事情。前天晚上的大风把鲁迅房间的一扇窗子刮坏了，门还好，除了晚上听了一夜敲门声之外，并无破损。躺在床上，鲁迅想，若是这激烈的敲门声是许广平的话，他会立刻起床开门，给她泡上好的茶叶。天亮后，发现了飓风的厉害，林语堂房屋的房顶被风吹破了一个硕大的洞，门也坏掉了，树叶子和灰尘布满了房间。最厉害的是校外的海边堆积着旧家具、枕头、损毁的船只和窗子，还有不幸遭遇了灾难的人的尸体。

一天中能见到的人少而又少，图书馆里的书也少。天一放晴，便很热，海滩边上常有赤裸身体的人，他们在海里游泳累了，深埋在岸边的沙里。每一次路过这些游泳的人，鲁迅便也心里痒痒的，跃跃然。在12日晚的信里，鲁迅写到：“海水浴倒是很近便，但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使害马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以后也不去洗罢，学校有洗浴处的。”

同一天晚上，许广平也在给鲁迅写信。

许广平在老家的宅院里祭拜了母亲。住在一间缝纫室里，中间的那间最为狭窄，不通风，无窗，四面碰壁，她便住在这样的房子里。9月12日夜，在广州师专做训育主任的许广平还专门附了一张自己的职责表格给鲁迅，一共十七条权责，就连学生在食堂里就餐的秩序，也归她这个训育主任来负责。在此之前的信里，许广平还汇报了她的一次小事故。从香港回广州的船上，因为有太多的海关检查，许广平和一些游客换乘了小船。结果，即将靠岸的时候，小船突然遇到一个波浪漩涡，加上船上的诸人和重物失衡，导致船身倾斜，船夫落水。好在乘客都有惊无险，无一人坠落。

鲁迅12日晚上的信还没有寄出，便收到了许广平的信件，两封信一起收到，开心异常。“今天（十四日）上午到邮政代办所去看看，得到你六日八日的两封来信，高兴极了。此地的代办所太懒，信件往往放在柜台上，不送来，此后来信可于厦门大学下加‘国学院’三字，使他易于投递，且看如何。这几天，我是每日去看的，昨天还未见你的信，因想起报载英国鬼子在广州胡闹，入口船或者要受影响，所以心中很不安，现在放心了。”

每一天都要到邮政所去看信，这是恋爱中的症状最为突出的表现。

许广平六日的信是那封著名的在船上写的信。在船上容易写出经典的情书，譬如沈从文，譬如徐志摩，当鲁迅看到许广平在信里细致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便也在回信里回忆自己的路途故事。在船上，鲁迅同房间的不是基督徒，却是一个革命党人，和鲁迅大谈革命。逼得鲁迅只好沉默或者逃避，不过，这位五十多岁的广东人告诉了鲁迅从厦门到广州的路线。

鲁迅看到了落水未遂事件，也担心了一下，在回信里，专门安慰了这匹受惊的小马：“也曾问他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据说最好是从厦门到汕头，再到广州，和你所闻的客栈中人的话一样，我将来就这么走罢。船中的饭菜顿数，和‘广大’一样，也有鸡粥，船也平稳，但无耶稣教徒，比你所遭遇的好得多了。小船的倾侧，真太危险，幸而终于‘马’已登陆，使我得以放心。我到厦门时亦以小船搬入学校，浪也不小，但我是从小惯于坐小船的，所以一点也没有什么。”

书信虽然慢了一些，但总有着不尽的体温及笑容，可以反复。

鲁迅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书缘自林语堂的邀请，与鲁迅同时接到林语堂邀请的，还有孙伏园、章廷谦、江绍原等。鲁迅离开北大去厦门大学任教的事情，孙伏园在北京的京报副刊上做宣传。在书信里，鲁迅特别地讲到这件事情，大约是想隐约地向许广平透露一些消息，京城里已经有关于他们两个人的闲话了。

其实，早在鲁迅没有离开北京的时候，闲话已经有了。传闲话的人，并无恶意，无非是常常去西三条胡同鲁迅宅院里的几个学生：孙伏园、章廷谦、高长虹、向培良等人。

在鲁迅和许广平决定离开北京前，已经商量着要工作两年后，有所积蓄后，再考虑同居结婚。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六日的日记里，也就是两个人通信的一周年纪念日前，鲁迅写道：“夜为害马剪去鬃毛”，这一句话大概是两个人关于身体接触的最为直接的证据了。

两个人的关系一直碍于鲁迅有夫人而停止在礼仪和爱慕的阶段，尽管许广平执著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但鲁迅一直在退避，直到后来，学校的风潮以及琐碎的事情将两个越挤越近，甚至融化在了一起。于是，鲁迅才下定了决心似的，爱了起来。

“我上船时，是建人送我去的，并有客栈里的茶房。当未上船之前，我们谈了许多话。谈到我的事情时，据说伏园已经宣传过了。（怎么这样地善于推测，连我也以为奇）所以上海的许多人，见我的一行组织，便多已了然，且深信伏园之说。建人说：这也很好，省得将来自己发表。”这一段话里，套藏着鲁迅的犹豫不决，大约当时还不便于公布两个人的恋情，又或者担心时间或者距离的遥远会使两个人的感情有所变化，所以，信里的文字，只提到鲁迅自己。但在《两地书》出版时，两个人已经结婚生子，所以再无须担心和顾忌，便做了简单的修改。改正后的文字如下：“我上船时，是建人送我去的，还有客栈里的茶房。当未上船之前，我们谈了许多话。我才知道关于我的事情，伏园已经大大的宣传过了，还做些演义。所以上海的有些人，见我们同车到此，便深信伏园之说了，然而并不为奇。”

厦大的课时本来不多，奈何林语堂希望鲁迅的课程能开得多一些。

鼓浪屿上的寓客越来越多了，厦门大学就在鼓浪屿的对面，隔岸可看。也有渡船，十分钟就到了。可是鲁迅要编讲义，还要应付未知的许多困惑和寂寞，当然，最重要的，还要继续报告在厦门大学的衣食住行。“我已不喝酒了；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碗的两碗）……”这种乖巧又温和的汇报，读来觉得会心。读到这里，前文里提到的那句“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使害马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就非常自然了。爱除了调皮、任性、孩子气，更多的是要依托这种“每餐一大碗”的油盐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