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在创作《理水》时，虚构了类似于厦门大学或者中山大学的一个环境，并虚构了一个同样吃吃地说话，一说话鼻子便会通红的学者。

鲁迅和他的同事陈源的争吵持续的时间并不久，然而，在《两地书》中，有一个自称只佩服陈源和胡适的人，却被鲁迅不止一次地辱骂。

在初版的《两地书》中，鲁迅的这些孩子气甚至有些天真的辱骂并未被删节，这更是让人无法理解。而被骂的人自然是胡适的学生，当时和鲁迅同时接到林语堂的聘书进入厦门大学当教授的顾颉刚。

受到林语堂邀请的，有鲁迅、沈兼士、顾颉刚、孙伏园、章廷谦等人。

刚到厦门大学给许广平写的第一封信里，鲁迅就没有提名字地说到了顾颉刚：“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刚到厦门大学时，鲁迅和顾颉刚等人一起住在生物学院的楼上，一起包饭吃。而此时鲁迅已经非常厌恶顾颉刚，顾颉刚却并不知道，大约还有事没事地找鲁迅说话。面笑心不笑，自然是鲁迅对他的猜测。

到厦门大学后给许广平写的第二封书信里（9月20日）便开始对顾颉刚进行恶言相述了：“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唯一的方法是少说话；他们的家眷到来之后，大约要搬往别处去了罢。”

刚到厦门大学的那个月末，即1926年9月3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谈起了顾颉刚，这次是实实地进行恶意猜测了：“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他颇注意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

后来的11月初，孙伏园去请假到广州中山大学，但是顾颉刚推荐到国学院来代替孙伏园课程的老师已经到了，先是住在了南普陀寺，因为孙伏园在那个寺院里也有课节内容。大约每月可得五十元钱。顾颉刚在学校里宣传孙伏园假期到了仍然未回，大约是不想回来上班了。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从昨天起，朱山根已在大施宣传手段，说伏园假期已满（实则未满）而不来，乃是在那边已经就职，不来的了。今天又另派探子，到我这里来探听伏园的消息。我不禁好笑，答得极其神出鬼没，似乎不来，似乎并非不来，而且立刻要来，于是乎终于莫名其妙而去。你看‘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

除了在《两地书》温存的缝隙里骂顾颉刚之外，鲁迅在致信章川岛和孙伏园时，也多有提到顾颉刚，而且每次必骂，同样的，不称顾颉刚的名字，而只称呼顾的一个部位。顾颉刚相貌不佳，有一个酒糟红鼻子，看来不雅。然而，鲁迅在信中屡屡称顾为“朱山根”或者“红鼻”。这实在不像一个正人君子所为。更何况，鲁迅本人对拿别人的身体缺陷进行攻击曾经非常厌恶，并撰文予以抨击。当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鲁迅家里居住时曾经写过一篇批评北大学生演戏的文章，引来了魏建功的一篇带有人身攻击的文章，魏建功的文章大意说爱罗先珂是一个盲人，盲人看戏实在是瞎看，评价自然也是荒唐。作者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上大做文章，鲁迅很是恼火，写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在文中，鲁迅怒斥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对其进行攻击的人，是“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

按理说，自己已经批评过别人的人身攻击了，为何自己又频频地对顾颉刚进行人身攻击呢？！关键是，当时的顾颉刚并不知道鲁迅在憎恨他，因为自己要写一篇有关《封神榜》的历史资料，由于图书馆的书太少，顾颉刚还求助于鲁迅，让鲁迅托日本的朋友查找。为此，顾颉刚还送了一本自己的著作给鲁迅，仿佛一切并没有间隙。

然而，他们的间隙早已经在北京时就造成了。因为许广平（被开除）的关系，1925年5月27日，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马裕藻、李泰芬等七名教员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学生。而同时，陈源在《现代评论》上以“闲话”名义，发表《粉刷毛厕》等文章，为校长杨荫榆开脱，指责鲁迅暗中挑动风潮，由此引发一场激烈论战。随着论战深入，论战变成了人身攻击。1926年1月30日，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公开指责鲁迅：“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又在《剽窃与抄袭》一文中指责“思想界的权威”鲁迅“整大本的剽窃”。这种人身攻击自然引起鲁迅激烈反击。1926年2月8日，鲁迅在《语丝》周刊第65期上发表《不是信》，针锋相对地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然而陈源是一个地道的留美学者，对日本盐谷温是谁均不清楚，他是如何得知鲁迅“抄袭”日本人的呢？自然，顾颉刚同学在“音乐声”***场了。顾颉刚大约在图书馆里看到了日本盐谷温著述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书，觉得此书比鲁迅的《中国史略》要早，甚至有个别章节的名目也颇相似。觉得鲁迅定是受了此书的影响，或者是以此书为参考书，那么，学术著作按照规矩，参阅了资料都是要注明的。顾颉刚发现鲁迅印行的《中国史略》只字未提日本盐谷氏的作品，便在陈源和鲁迅正激战的时候提供了这一线索给陈源，果然，陈源当晚便写了文章辱骂鲁迅。作为点火者，顾颉刚始终胆小地躲藏在黑夜里，等着炮竹的炸响呢。

顾颉刚晚年回忆和鲁迅的矛盾时还故意隐藏了这一重大的玄机，他在1973年补充日记时，这样写道：“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嫉妒，渠与我同住十年，且谈话最多，我之所作所言，无所不知，厦大本只请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装以俱登。我性不绝人，到厦后即为向……林语堂介绍，林氏以为其为素识，乃照北大例给以讲师头衔。这一来就使得他火高三丈，与我争名夺利起来，称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我的短（我一生未做过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但仗着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变成坏事）。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

孙伏园在一旁说他坏话的可能性不大，章川岛是有可能的，因为章川岛也是后来听说顾颉刚劝林语堂不要聘请他来厦门大学。

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以后，日子曾经比较单纯，然而，大概过了两三个月的安稳日子之后，顾颉刚也要到中山大学来任教。鲁迅大为恼火，对傅斯年说：“他来，我就走。”

顾颉刚1927年4月17日到广州，鲁迅竟然真的不上课，4月20日鲁迅就提出了辞呈。当时鲁迅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学生为了能留住鲁迅，连续罢课三天。中山大学校方为了缓解矛盾，决定派顾颉刚到外地给学校购书，来避开鲁迅的厌恶，可是鲁迅去意已决，还是递上了辞呈。不久在孙伏园编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登出一封鲁迅致他自己的信，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大学，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信中措词依旧如舞台上的老生一般，幽默暗藏于老辣之中。

1927年5月30日，鲁迅致章廷谦信中说：“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6月23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中大又聘容肇祖之兄容庚为教授，也是口吃的。广东中大，似乎专爱口吃的人。”此时鲁迅先生已经从红鼻攻击到口吃了，实在是有些过度的“睚眦必报”了。

当时顾颉刚正在杭州购书，看到报纸大怒，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在法庭上辩一个黑白”，通过法律解决彼此争端。1927年7月24日，顾颉刚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鲁迅收到信以后，立即复了信，内容淡定且幽默。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信八月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下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当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

著安

鲁迅

两人客气地问又讽刺，若不知鲁迅与顾颉刚二人的恩怨全过程，还以为两个人在比赛着幽默。鲁迅在此信发出后的第二天，即1927年8月2日，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又谈到此事：“鼻盖在杭闻我八月中当离粤，昨得一函，二十四写，二十六发，云：九月中当到粤给我打官司，令我勿走，‘听候开审’。……实则他知我必不恭候，于是可指我畏罪而逃耳。因复一函，言我九月已在沪，可就近在杭州起诉云……鼻专在这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夫岂‘天实为之’哉。”

钱玄同对鲁迅的评价非常中肯：“鲁迅常常因为厌恶一个人进而厌恶这个人的朋友。”鲁迅便是因为厌恶陈源同时也一并把陈源的朋友通通地厌恶了，徐志摩、李四光、沈从文等等都是和陈源胡适交往甚密的人，这些统统被鲁迅厌倦了的。

然而，虽然厌倦，鲁迅对真正的作品有时并不会因人而废文，譬如当记者采访鲁迅，让他推荐作品的时候，他就曾经推荐过沈从文的作品。他的心胸并不至于因为厌恶一个人而把他的文章也全部否定了。然而顾颉刚却是个另类，鲁迅不但厌恶他的人，而且连同他的文章也是一并嘲笑了的。

譬如，他在1926年11月21日给章廷谦的信中曾经写道：“其实呢，这里（厦门大学）也并非一日不可居，只要装聋作哑。我的脾气不太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小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

这短短的一段已经无限地绽放了鲁迅文字的匕首的功能，因为顾颉刚是考据历史学，他曾经考证出大禹是一个虫豸。所以，鲁迅便用夫妇对话的形式又一次辱骂了顾颉刚，是畜生，是虫子。这实在是幼稚得很。

1927年10月，新学期开学的时候，鲁迅已经离开了中山大学，顾颉刚也是刚刚返校，两个人的官司自然是不知后事如何而止。可是，两个人的恩怨并没有至此结束。一直到1935年11月，鲁迅在创作《理水》时，虚构了类似于厦门大学或者中山大学的一个环境，并虚构了一个同样吃吃地说话，一说话鼻子便会通红的学者，这个学者这样说：“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

若是看过了《两地书》的读者，在读这部时，一定会哈哈地笑起来。是啊，这枚中的鸟头先生、口吃、鼻红等与鲁迅屡屡憎骂的顾颉刚联系起来，实在是有些计较和有损文字艺术。后来顾颉刚并未作出强烈的反应，这使得鲁迅颇有些失落，觉得自己或许真有些过分了，他曾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承认自己《故事新编》中的一些不免失之油滑。其实指的就是这篇《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