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有了一份较高的收入，和一份合适距离的思念。是啊，一想到去厕所尿尿时可以顺便看一下许广平的信来了没有，便会感觉幸福。

有一种水果，叫杨桃，横断如五角星，外形十分地“革命”，色泽黄绿，味道有草木的清香气，微甜。许广平在信里问鲁迅，厦门可有吗？

鲁迅答，我在这里吃到荔枝，柚子和龙眼，没有见过此种名目的水果。之所以吃的水果不多，原因仍然和广平兄在信里反复地约束有关系。

在厦门，香蕉的价格是一角钱五个，如此零散着出售，倒是少见。彼时的钱财乃是以银元来计价，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元人民币，若是一毛钱，也相当于现在的十元钱。若是依照现在的市价，十元钱只能买五瓣香蕉，着实昂贵了些。

所以，鲁迅在书信里特地发了一通牢骚：“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个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原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厦门人，也不打紧。”

之所以说在厦门大学工作，钱是骗来的，是因为，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待遇颇好，每月有五百块大洋（约合如今的五万元人民币）的收入，然而，每周却只有四节课，不可谓不清闲也。

自从离开北京的那个是非窝，杨荫榆等人的名字便极少出现在鲁迅的日记及书信里了，陈源等人也是。唯一仍然厌恶的人就在身边工作，他就是顾颉刚。

然而，住处搬了几次以后，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和孙伏园一起吃饭多次，发觉孙伏园的厨艺并不见佳，于是乎，鲁迅不得另请了一个做饭的工人。名字倒是很有趣，一个叫做流水，另一个叫做春来，皆诗意得很。

林语堂在厦门大学渐渐受到了排挤，先是聘书问题，除了鲁迅、沈兼士和顾颉刚三人外，一同到来的孙伏园、章川岛等人皆没有聘书，然而这些人也都是林语堂出面邀请来的。其次是住宿，鲁迅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因为得罪了林语堂的秘书黄坚，反复地被更换住室，到厦门大学不到一个月时间，鲁迅被迫搬了三次家。

搬家次数太多，甚至接下来还有搬家的可能，所以，鲁迅不敢置办太多的家具，所以，当他看到许广平信里写搬到新房子以后，便写道：“从信上推测起你的住室来，似乎比我的阔些，我用具寥寥，只有六件，皆从奋斗得来者也。但自从买了火酒灯（酒精灯）之后，我也忙了一点，因为凡有饮用之水，我必煮沸一回才用，因为忙，无聊也仿佛减少了。”

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是尊孔的，对于新文化很是抵触，但对鲁迅和沈兼士却格外的开恩，希望用一些好的“草”喂养他们，好挤出“牛奶”来。林语堂猜测出校长的爱好，便鼓动校长来举办一个展览会，来振奋精神，好让学生们知道，学校里还是有一些有价值的古董。林语堂有天晚上找到鲁迅，竟然要鲁迅把他的一些石刻的拓片也拿出来。鲁迅觉得好笑，在信里给许广平当作笑话讲。

许广平呢，许广平去城隍庙的一个酒店了吃了酒，是她的一个堂兄的孩子过满月，菜很精致，在信里，她很以为坏，说：“广东一桌翅席，只几样菜，不二十多元，外加茶水酒之类，所以平常请七八个客，叫七八样好菜，动不动就是四五十元。这种应酬上的消耗，实在利害，然而社会上习惯了，往往不能避免，真是恶习。”

除了这些恶习之外，衣服也是她顶顶讨厌的，广东的天气潮湿，又天天下雨，所以衣服洗了便不容易晒干，但是也不能老是穿同样一件衣服，若是这样，学生便会在暗地里给老师起难听而又恶作剧的外号。所以，许广平不得不把旧衣服送给别人穿，而自己要重新做过。“不是名流，未能免俗，然私意总从俭朴省约着想，因我固非装饰家也。”但是，想俭朴，却也需要合适的天气。

大雨除了带来衣物不能洗的尴尬，还有更为糟糕的事情，大雨让许广平的住室也漏了雨，到处放了盆子接水，晚上的时候，那声音异常地清脆，很难入睡。

然而让许广平高兴的事情还是有的。其一，学生们都很喜欢听她的课，这多少给了她一些安慰；其二，她的工资发了，领到了五十九元四角钱。和鲁迅一个月五百块大洋的月薪相比，许广平自然有些窘迫了，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广州的消费颇高，请客吃饭，一次就能将一个月的工资花费掉，这实在有些奢侈。

工资高并不吸引人，鲁迅那里已经有了纠纷。沈兼士决定要回到北京去，所以一直没有在聘书上签字。林语堂便央求鲁迅去从中说和，鲁迅很热情地去说，他想让沈兼士先在应聘书上签名，然后请假去北京处理杂事，但年内再回到厦门大学一次，算是在厦门大学工作了半年时间，也不枉林语堂邀请一场。鲁迅是因为知道沈兼士决心要走，才这样劝解的，可是沈兼士答应了，林语堂又不同意了，觉得这样过于便宜沈兼士了。鲁迅的一场劝解工作泡了汤，作了废。但过了两天，林语堂知道挡不住，沈兼士一定要回北京，便也答应了沈的要求，结果还是按照鲁迅的方案执行的。

写信的那天是双十节，在1926年，此节是国庆节，大街上异常热闹，学校组织看了一场电影，可是发电机的电力不足，播放机一会儿就出不来人相了，但人们依然很热情地看着，甚至学校里的女教师都化了妆，穿了平时不舍得穿的新衣裳。

生活就是这样无聊着，然而周作人在《语丝》杂志上竟然写了一篇猜测鲁迅生活的文字，他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许广平在信里引用了这一句话，并自嘲说：“那么，你我不是有福的吗？大可以自慰了。”

幸福总是相对的，是啊，鲁迅也感慨了一下：“倘我们还在那里，一定比现在要气愤得多。”

在厦门大学虽然不大高兴，因为身边总有爱听京剧的人，和只佩服胡适和陈源的人出现，这些人常常寻上门来找些小麻烦，让鲁迅不清静，但毕竟有了一份较高的收入，和一份合适距离的思念。是啊，一想到去厕所尿尿时可以顺便看一下许广平的信来了没有，便会感觉幸福；一想到集美学校的几个学生常来这里谈人生，也觉得幸福；还有林语堂家人常常会送来一些食物，让人暖暖的；还有比起北京在医院里躲避被抓的危险，这些都是幸福的。

“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苦得很，其实也不然，身体大概比在北京还要好一点。你收入这样少，够用么？我希望你通知我。”

写下这句话，内心里，其实也是幸福的。窗外有人在锻炼，不远处的海边还有人唱着渔歌，听京戏的人住到另一座楼里去了。日子的确还算幸福，偶尔打些折扣，只能靠广平兄的信来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