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对于幼小时代的我，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地方。

小时读本国地理，知道在祖国的极西边疆，有一个西藏高原，它不但是中国最高的地区，而且还是世界的屋脊，那地方是终年积雪，银光射眼。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五色国旗（红、黄、蓝、白、黑）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竟然拿黑色代表西藏呢？我不明白！

抗战时期，有一位朋友从重庆到西藏去，他告诉我他要取道印度。为什么到本国地方，要取道外国呢？我也不明白。

在五十年代的初期，我看到一本英文，叫做《失去的地平线》。作者的名字和书里的故事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书中所说的那个神秘而美丽的乐园，就是我们中国的西藏。总之，解放前的西藏，对于中外人士——除了西藏人民和环伺眈眈的外国侵略者之外——始终是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解放后，我们的报刊上关于西藏的报道，愈来愈多了。我们在广播中不断地听到西藏的歌曲，在舞台上不断地看到了西藏的舞蹈，在电影和画刊上也不断地看到了西藏的风景和人物，而我自己和藏族同胞的结识，却是从一九五五年我住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职员的宿舍里开始的。

我自己没有在中央民院教课，但是出来进去的总会在校园里遇到一些穿着藏族服装的学生和干部。尤其是那些女同志的盘在头上的扎着彩线的辫子，长长的衣袖，围在腰上的彩色邦典（围裙），黑色或红色的毡靴，在绿树丛中显得分外鲜明，我总是“目逆而送”，忘不了这美丽的印象。

此后，我有机会接触了几位同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格桑卓嘎。她在干训班学习，三十多岁了。她的父母都是农奴，她是他们的生在羊圈里的唯一活下来的孩子。但是生命对于她不是幸福而是一场灾难。她从六七岁起“伺候”农奴主的孩子们，受尽了虐待侮辱。比她大好几岁的小主人们常常把她按下当马骑，揪她的头发，用鞭子抽她。有一次，在忍无可忍之下，她脱下破烂的松巴（毡靴），把攒下的霉烂的糌粑，塞在里面，光着脚带着干粮逃出几十里地，却被农奴主追了回去。他把她拴在马尾上，拖了回去。在冰雪嶙峋的山路上，她滚得遍体鳞伤，手指甲和脚趾甲也都磨掉了……她说到这里，就用她的粗糙的、长满老茧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若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百万农奴哪里会有今天？”

今天，除了格桑卓嘎以外，我又结识了许多的藏族朋友，比如说：从民院毕业出去的人大代表措姆，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潘多，歌唱家才旦卓玛，此外还有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阿沛·才旦卓嘎，现在我的日记本里还夹着她和我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的合影。

我的年纪和体力，都不允许我到西藏去了，但是这些年来，我的许多的中外的中、青年朋友，都曾去过西藏，他们回来向我夸说这个世界屋脊上的高耸的雪山，纵横的江河，茂密的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这些总使我向往。当我在电视和画刊上看到什么布达拉宫、林卡、公主柳等等，尤其是读到种种关于西藏近况的报道，使我高兴地知道我们勤劳勇敢的藏族同胞，正和入藏的各族同胞在一起，在这块宝地的山、林、湖、海上，开发着它的无尽的宝藏。

最近在《人民文学》编辑部，读到杨星火同志写的《热田赋》，讲的是西藏人民正以热泉般喷发的热力，开发这个离拉萨不远的热田……从我的朋友们的谈话里，从书报刊物上，从电视广播里，大半世纪以前在我脑中还很模糊的西藏，已经从“远在千里”，而“近在眼前”，它的山川愈来愈真切而美丽，它的人物愈来愈生动而鲜明。

我希望《西藏文艺》的同志们，多多搜集和发表西藏本地的民间故事、剧本、歌曲；同时也鼓励本地的青年人，多多抒写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感受和希望，让我们这些登不上这块宝地的人们，也能享受到在西藏生活和旅行的人们所得到的一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