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的编辑同志，早就要我写翻译的文章了，季羡林同志也常常提醒我。但是我总不敢动笔。理由很简单，我没有翻译过多少东西，不能算是一个翻译家。我又只懂得一种语言——英语，还不精通（为要通过硕士考试，必须有两种外国语。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学过一个暑期的法语，考试过后，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在翻译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还有过痛苦的经验：我在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李清照漱玉词的英译。题目是我的导师替我选的，这对我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我硬着头皮，把漱玉词译成一段一段的散文，然后每星期一次到导师家里，一边吃着茶点，一边商量着把它译成“诗”。就这样，每星期译一首，半年的工夫，勉强把论文写成了。至今想起来还在难过，幸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看见过我那篇论文！因此，我不敢再做翻译的工作。

1927年的冬天，我从美国同事那里，看到几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我尤其十分喜爱其中的一本，《先知》，我喜爱它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正好第二年我在燕京大学讲一门“习作”课，我就请习作班的同学们分段翻译了出来，然后我再个别地和他们讨论商量，但修改后的译稿竟没有收集起来。1930年，我母亲逝世后，我病了一场，病榻无聊，重看这本《先知》，觉得实在有移译出来公诸同好的必要，就在1931年把它译完，正好新月书店向我索稿，我就交给他们了。

这以后，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吧！我又翻译了印度哲人泰戈尔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吉檀伽利》和《园丁集》，还有几篇短篇。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特别我自五十年代初以后，去过印度三次，对于他的作品的背景，比较有些认识。）他的诗和纪伯伦的一样，也有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但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泰戈尔的诗显得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处世为人的道理，平静里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总之，我翻译这两位作家的散文诗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辛苦，只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后来我又应印度作家安那德之约，译了一本他自己用英文写的童话《石榴公主》，也因为我到过印度，作品中的故事背景，我还可以领会一些。此后，又译过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诗集，那是“上头”给我的任务，原诗的英译本是有韵的，我也只好译成一些合辙押韵的句子，就显得吃力了。大概是1978年吧，有关方面又交给我一本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英译散文诗《燃灯者》。这本诗集在我手里耽误了很久，直到1980年五月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才匆忙地赶译了出来。我没有到过马耳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都没有感性知识，也只好照着字面直译下去。

等到六月中旬译完抄好，我就病了，连序文也没有译出，就交卷了。

一般说来，我翻译的文学作品很少。一是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品，而且必须是作家自己用英文写的，我总担心重译出来的东西，不能忠实于原作。

第二，我只敢翻译散文诗或，而不敢译诗。我总觉得诗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学形式。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听过好几门诗歌的课。有许多英美诗人的作品，都是我所喜爱的。如莎士比亚，雪莱，拜伦等。当老师在台上朗诵的时候，那抑扬顿挫的铿锵音节，总使我低回神往，但是这些诗句要我用汉文译了出来，即使是不失原意，那音乐性就都没有了。

我一直认为译诗是一种卖力不讨好的工作，若不是为了辞不掉的“任务”，我是不敢尝试的。

第三，我觉得要译好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比较丰富地掌握一些本国的文学词汇。在遇到好句的时候，词汇多了才有斟酌选择的余地。在选择到一个适当的字眼，来移译某一个好句的时候，往往使我欢欣累日。这快乐比自己写出一篇满意的作品还大，可惜的是这种快乐的享受并不常有！

关于文学翻译，我所能谈的就是这些了。“浅”人无“深”语，这篇漫谈能厕入“百家谈”之列，我深深感到荣幸而又惭愧。1983年10月12日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