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编辑部的同志来约我写文章，还说最好能谈谈天津。她刚走，我就从晚邮中接到一封信，是询问甲午海战中在威远舰上牺牲的、我父亲的战友的名字和职务等等。我忽然想起天津有个紫竹林，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的一个地名，虽然以后我从未去过。那里从前有个北洋水师学堂，是我父亲学习过的地方。他曾对我说，“从福建乍一到北方，觉得天津真冷！我穿的是夹裤和很薄的棉袍，幸而那时还年轻。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因为我在宿舍里看《三国演义》，让我的老师、总教习严又陵先生看见了，罚我在院子里站在一张桌子上，整整地站了一夜，手脚都冻麻木了，可是也一样地过去了。”那时我听了很替父亲鸣不平，我觉得除夕应该算是假期，《三国演义》应该不算坏书，他的先生不应该罚他。

关于紫竹林，不记得父亲还说过什么，但天津到底是他到过的第一个北方城市，住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四十年代初，我在四川歌乐山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老先生同朋友上山遇见我，常常拍着我的肩膀，用很重的天津口音对他的朋友说，“她的父亲和我同班。”这使我猛然忆起，我父亲说“官话”的口音，也是天津味儿的，和张老伯一模一样！

天津这座城市，我不知去过多少次。五十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住过几个月。我还到过南开大学，逛过水上公园、参观过三条石，吃过狗不理包子……我对于天津的印象，是很好的。它也有过租界，街道是弯弯曲曲的，在这一点上有些像上海，但人民却是北方的。在天津我也有些同学朋友，因为离北京近，他们常来，但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总想不起向他们打听紫竹林在天津的什么地方？现在是否还有个海军学校？

七十几年前的一件小事，到底像旅行手提箱上，最先贴上的那一条旅馆标签，它往往被后来重重叠叠贴上的许许多多的标签，遮盖得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