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如同志把她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冰心散文选》的目录，让我看了，并叫我写序。

她说：“这不是一般地谈散文，只谈谈您自己的散文吧。”我答应了。

我从头看了目录。有的题目，我一看就记得起写作的背景，甚至连文章里的句子，还背得出来。如《南归》，我是在极端悲痛的回忆中写的，几乎不经过思索，更没有炼字造句的工夫，思绪潮涌，一泻千里！又如《寄小读者》，执笔时总像有一个或几个小孩子站在我面前，在笑、在招手。虽然我写这些通讯是多少经过一些思索的；我想：他们要听的是什么？

我能写的是什么？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什么？等等，但笔下还是极其流畅和自由的。又如《往事》，那都是我心版上深印的雪泥鸿爪，值得纪念，不记下可惜，这又是一种。还有的是一人、一地、一事，触动了我的感情，久久不释，如《尼罗河上的春天》，《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一只木屐》，写来也很自然而迅速。此外为追悼朋友之作，如追悼靳以、振铎、老舍……也不需要打什么稿子，顺着自己的哀思，就写成一篇文章。最平淡的是游记或是记采访的人和事，平平说来，像缓流的溪水，难得起一点涟漪。还有些顺时应节的文章，如《每逢佳节》，《新年寄语》，也像端阳的粽子、中秋的月饼，没有什么特别风味，看了题目，还记不起里面说的是什么。最差劲的是应了当编辑的朋友之约，限期索稿；写吧，没有材料，不写吧，对不起朋友，于是乱拉题目，仓猝塞责，我想这本集子里，也可能有些这类的文章。

总之，我这几十年来，写的散文比和诗都多，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散文是一种最方便最自由的文学形式，“灵感”

或“任务”来时，都可以拿起笔来就写。写得好不好就另是一回事了。北京有两句很有意思的谚语说：“会唱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我写的这些，还是留给会看的人来评论吧！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