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能不能请您回忆一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样在报刊上发表的？

答：现在想起来，天下真有极其偶然的一件事，就左右了你的一生！我在“五四”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以写作为业。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我由一个学生自治会的文书，被派去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组，在当时北洋政府的法庭公审被捕的“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的时候，我们组被派去旁听并作记录。那天是大律师刘崇佑替学生作辩护，法庭上是座无隙地。刘律师讲得慷慨激昂，我的前后左右，掌声四起。从法庭回来，宣传组长让我们把听审的感想写下来，自己找个报纸发表，以扩大宣传。

那时我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走读生，每天只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同时一向只专心攻读数、理、化学科，其他一切不闻不问，我更不认识什么新闻界人物。想来想去，我想起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他是北京《晨报》的编辑。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比我几乎大二十岁，我们都把他当作长辈。每逢我父母亲的生日，他必来祝寿，但对于我们姐弟，他都不大答理。那时我们家看的报纸中有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我看《晨报》上的言论，对于学生运动还是很支持的，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去试一试。从电话里就听出了他惊讶的声音，仿佛觉得这个平常只在一边默默地递茶敬烟的小表妹，忽然打电话到报社来找他要登文章，是个意外。他只说：“好吧，寄来我看看。”

我那篇像中学生作文一样的《听审记》，几天后在《晨报》上登出来了，那当然是借五四运动的东风。但从那时起，放园表兄就常常寄刊物来给我看，如《解放与改造》、《中国少年》等等。那时我自己的兴趣也广些了，看的书报也多了，我自己订阅的有《新青年》、《新潮》等等。放园表兄劝我多写，我也想：许多刊物上写文章的都是学生，我又何妨试试呢？再过些日子，我的以冰心署名的第一篇《两个家庭》便出世了。这篇我拿到了八元的稿费，弟弟们敲我竹杠，要我请他们逛“中央公园”，吃些茶点，还剩下一些钱，我便买了纸笔。

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一直写到现在。我没有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也没有什么鸿篇巨着，我只用这支笔，写我的随时随地的思想和感情，不过现在是越写越短小、越随便、越平淡了。恐怕这也是自然规律。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