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英国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在这一年之中，我又到过其他的欧洲国家和许多崭新美丽、朝气蓬勃的城市，比如苏联加盟共和国里的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等等，回国以后，在国内又走了几个地方，到处看到的都是万马奔腾，目不胜收的崭新景象！我脑中的古老的暮气沉沉的英国，早已被挤入它自己特有的浓雾之中，没有鲜明的轮廓了。今天回忆起来，就只有它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之下的黯然失色的地方。

伦敦是我二十年前旧游之地，可是这次重游，因为刚从莫斯科路过，就觉得这个老大帝国的首都的街道是逼仄多了。

郊外大路的两旁也没有新型的住宅大楼，只是一座一座很矮小的双幢住宅。渐渐走到城市中心，从那喧嚣的街道，砖石熏得发黑的高楼……我认出了从前的伦敦。正如同见到二十年前的旧相识一样，因为自己显得年轻了，就觉得他似乎不止老了二十年。

大街上商店的橱窗，仍旧是五光十色。人行道上，肩背相摩，有走路的，也有在橱窗前面徘徊看望的，可是进到店里的人并不多。

我们住在离中国代办处较近的一个旅馆，这旅馆也很老了，头发灰白的侍者们穿着磨得发光的制服，过分谦恭地迎接客人。我们进入房间里，管清洁工作的女工，急忙地进来收拾，嘴里叨唠叨唠地，抱怨说客人少、工人更少，工作太忙，工资又低，住处又在地下室，黑暗潮湿，终年看不到阳光！她还说旅馆主人不久要把这旅馆出让给一个犹太人了，眼看老一班的工人都要被辞退了。她们都是从爱尔兰来的，到伦敦有许多年了，但是生活并没有变好。她叹息地说：“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好日子过呢？”

早晨看报，拿到手里，总是很厚的一叠，可是广告占去了过半的篇幅，头条新闻，不是盗窃谋杀的案件，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诬蔑攻击的文章。此外还有些低级趣味颓废放浪的短篇。优美健康的文艺作品，真是凤毛麟角。在英国，报纸、广播、电视等等，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对于新中国的真实报道，封锁得很紧——中国文化访问团在伦敦的活动，各报都没有登载——因此人民对于新中国是很隔膜的。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一个伦敦女记者的座谈会。在谈话中间，我感到一般女记者，对中国的了解很差，对于我们惊天动地的大变化，更是莫名其妙。

提到“中国的古文化”，在英国的许多“中国通”中间，除了那些曾驻过中国的外交人员和邮政海关的服务人员，以及传教士和流氓、浪人式的冒险家之外，也还有一班文人学者。他们对于中国的旧文学艺术，很感兴趣。但是他们所喜欢的是中国的旧城，古墓，神往于长城边的骆驼铃铎，和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比如以翻译唐诗出名的阿塞·威利先生，他就愿意访问唐代的古长安，而不愿参观新兴的西安市。可惜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扭转历史，把时代的巨轮推向后转呵！

在参观英国画廊的时候，给我以另一种的惊讶，伦敦的梯特画廊，是我二十年前常去的地方，我虽然不懂画，但那些描绘真实生活，逼肖逼真的画幅，总能使我得到感染。这次去参观，看到所谓最近代的作品，那些画面上的“东西”，既非人类，也非禽兽，肢体形状扭曲得非常可怕，给我的感觉却是痛苦和厌恶。如果说艺术是敏感的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集中突出的反映，那么这些“创作”就似乎正好反映着作者们在地狱中挣扎翻滚的痛苦的心灵！

英国的贫富生活的悬殊，在这次的访问中，看得格外明显。我们旅馆的所在地，算是中上等的住宅区。早上总是比较安静，星期日尤其冷冷清清。早上出去，看见家家门上的信箱里还塞着报纸，台阶上放着奶瓶，主人大概还在酣睡，偶然遇见几个出来蹓狗的老人，悠闲地在人行道上徐步。十时以后开始活跃了，通到郊外的大路上，一辆接着一辆的小汽车，像甲虫似地挤在一起。里面坐着出去郊游的人们。郊外和泰晤士河边的各种高级的俱乐部，车船阗咽，士女如云，夜晚回城的路上，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一次红绿灯的更易，都要等好久好久。可是没有钱没有车的人，情况就大不相同。有一次，我们有事外出，因为公共汽车工人罢工，出租汽车又找不到，只好去乘地下电车。那天是一个星期日，地下真是另一个世界！拥挤、窒息、肮脏、黑暗、乱烘烘的人流互相推拥。没想到伦敦万千劳动人民日日夜夜在使用的交通工具，二十年来还是不改旧观！比起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个光明、宏伟、美丽的艺术之宫似的地下车站，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有一次，我们到东伦敦去吃中国饭，汽车经过银行街，看见英格兰银行门口有几个卫兵，戴着盖住眉头的黑皮高帽，帽带紧紧地扣住下颏，身上穿着绣着金钱的蓝衣红裤，和皇宫的警卫一样神气。司机笑着告诉我们，在许多年前，英格兰银行曾被抢过，从那时起这家银行的墙上，就不开窗户，还派卫兵看守。听说美国华尔街的大银行，也是不设窗户的，大概也是怕抢吧。

东伦敦中国饭馆的附近，街市冷落，行人稀少，两旁有些倾颓破旧的房子，门窗上钉着木板，据说是从前的中国会馆和中国小学校。这都是第二次大战以后再也没有修复的地方。

我们在英国各地都访问了大学，其中有牛津和剑桥大学，是我从前去过的，都没有什么改变，这次只觉得树木更大了些，房子更老了些，而学生似乎少了些。研究生们仍旧穿着黑袍子在街上步行或者骑车。在餐厅用饭仍旧是先生坐在台上，学生坐在台下。我曾被邀到剑桥大学牛汉女子学院去晚餐，我和教授们一同坐在比讲台还高的台上，看着学生们一个个地穿着黑袍进来，向台上鞠了一躬，然后就坐，吃完饭也是鞠过躬才走出去。饭后一位女教授陪我在校园中散步，谈起剑桥大学各个学院的经费，都是靠各种基金或是校外人士的捐助，这样当然谈不到什么有计划地发展，她还微笑地说：“希望我们学生出去都嫁给有钱人家，我们就可以沾光了。”

实际上，英国的大学多半都是“私立”的，号称经济上不受政府的控制。而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为政府，也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权服务的。尤其是牛津和剑桥大学，从这两个大学出来的，多半都是大英帝国的保护者，他们本来也都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这些大学里，除了学费以外，每年的食宿费最少也要在二百英镑以上，劳动人民的子弟，是无法进去的。

英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对于新中国的成就，是又羡又嫉又急又气，一面哀痛自身的老大，一面畏惧新生力量的成长，因而只有以冷嘲热讽或谩骂污蔑以自慰。但是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对于我们的“为绝大多数人民谋求最大的福利”的种种措施和成就，都表示无限的关怀，对于我国劳动人民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又流露出无穷的艳羡与鼓舞。比如我们在苏格兰和威尔斯的工会办的工人休养所和俱乐部里所会见的矿工们，都不厌其详地询问着中国劳动人民翻身后的生活，如就业问题，住宅问题，医疗休养问题，儿童上学问题等等，妇女们尤其关心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普遍设立，认为这是解放妇女劳动力的最根本的措施。他们听着我们的介绍，个个笑逐颜开，还希望自己能够到中国来访问，看看我们的伟大成就。

在爱丁堡的欢迎群众，就给我们唱了足足两个多钟头的民歌，其中有许多是苏格兰伟大诗人彭斯的诗句，配上民族乐器，个个唱得心往神移，沉浸在浓郁亲切的乡土感情里，使默默倾听的我们，受到极大的感动。威尔斯的矿工，也给我们唱了许多充满了热爱家乡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民歌，他们脸上流露的那种朴素、诚恳的友好的笑容，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