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节日里，我们的焕然一新的首都，处处都栽上绿树，种上鲜花，把高大的楼台，宽阔的街道，衬托得更加美丽。同时，在我们把五色缤纷、芬芳袭人的花束，捧上到我们亲爱的领导者们的手里、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们的手里、到为祖国的建设尽过最大的力量的英雄们手里的时候，我们为着这些尽情地表达我们感谢欢迎的热诚的花朵，也永远会感念着那些为栽培这些花朵而辛勤劳动的人们。

我自己，早就热望去访问北京近郊的花农。

有一次，我在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社长股维臣同志的报告里，听他提到说这公社里还有园艺队，养花育苗，供应首都的需要。丰台种花，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自从北京成了中国的首都，丰台就有了一班为美化皇帝的宫廷和王公大臣的园苑而服务的花农，而现在这些花农，也得到了解放，他们是满怀乐意干劲冲天地为美化绿化人民的首都服务了。

最近，我在樊家村花队住了几天，这几天我过的是最难忘的“如入芝兰之室”的生活！

我应当怎样地描写这园艺队的生活呢？我的回忆像清泉一般，遍地喷溢！我只能说：这里是花天花地，而园艺队的队员们，就是像蜜蜂一样、辛勤而热闹地在花里劳动的人们！

几个花队，大部都在51路汽车线上，这路公共汽车，就在这公社范围内穿行。公路两旁，除了整齐的绿树之外，还种着两行鲜红的鸡冠花，对过往的客人，自豪地说出这段公路的特色。

总起来说，这几个花队，占地一千七百多亩，鲜花五十多万盆，三百多种（黄土岗花队，专种茉莉花，有一万七千多盆），至于苗圃里的树苗，正如郑王坟苗圃队的佟队长所说的，“数也数不清的了！”我开始还在追问大概的数目，等到自己下地一看，才知道，在一棵树挪走以后，坑里的原根上就会长出百十来条或者更多的新枝来，在郑王坟六百亩的苗圃地上，往少里说，也有几百万棵吧，这是多么可惊可喜的数字呵！

我到樊家村花队队部的那一天，门外院里闹哄哄地，许多木工正在做看花洞上用的窗架，地上堆满了一根一根的大木材，旁边还放着一箱一箱从外埠运来的大片玻璃。在敞开的花洞内外，人来车往，有两人抬一大盆花的，一人抱一盆花的，一人挑两盆花的，两人推着拉着一车花的，一人推着一车花的……香喷喷、颤悠悠地全往花洞里送。那两天，队员们密切地倾听着霜冻的广播，砌花洞的砌花洞，编席子的编席子，安窗户的安窗户，抬花的抬花……真是比蜜蜂还忙。

我呢，我挑了个最轻省，又能一边干活一边和“老把式”们闲谈的工作，就是跟着他们“抹”、“屯”山虎子。

山虎子是一种盆栽的、橙红色的小圆果子，春节的时候，摆在屋里，果红叶绿，和腊梅、水仙衬托在一起，是十分夺目的。初冬时节，把它从盆里拿出来，“抹”去也就是前去上端的枝子，留下圆圆的一圈短枝，然后在根土上蘸上水，紧紧地一棵挨一棵地用土掩埋在花洞的地下。过了几个月，它的绿叶和红果，就会圆墩墩地长起，那时可以挪到盆里，送到花市上去了。

那两天，从早到晚，我们“抹”了总有上千棵的山虎子。

这座花洞南边的短墙还没砌上，窗户也没有安上，早晚阳光不强的时候，还是有点冷。

同时我的技术也不熟练，手指上还让花剪磨去了一块皮，但是我劳动的环境和同伴是多么可爱呵！这花洞的前面，是一片玫瑰花地，这花除了本国种之外，还有德国种、日本种、美国种……一共有二十多种。颜色有大红的、浅红的、黄的、白的，还有一种叫做“变色黄”

的，花瓣的外面是红的，里面是黄的，十分鲜艳。正午时分，强烈的阳光下浮动着浓郁的花香，放学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从我们座前走过，看见剪下的枝上还缀着红丹丹的果子时，就争着过来摘下放在书包里，这时已是打点时候，我们要去吃饭了。

剪枝的时候，我总坐在张琳老头旁边，他给了我一把小花剪，又教给我怎样剪。他拿起一棵山虎子来，像雕刻家审看他的素材似的，端相了一下，就嘎吱嘎吱地很快地将这剪成秃秃的圆圆的一球，然后放在一边，立刻又拿起第二棵来，他的动作很快，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流畅的谈锋。张琳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了，关于丰台种花的掌故，他可知道得多了！他一面剪一面说：“现在我们队的草花地，就是治贝子的。那时他们随便收用老百姓的地，一大块地只给几两银子，老百姓可受苦啦，像我们这些人，当初都在北京大宅门里当花匠，我的父亲就在庆王府呆过。我自己十五岁以前还上过私塾，以后上不起了也就学了种花。在日本人来以前，花房的生意已经渐渐地衰落下来，日本人来了，卖花的钱连买粮食都不够，大家索性都不种花了，把花地都种了菜。”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丰台十八村，村村有井，我们这里的水土就是适宜于种花。在纪家庙那边还有花神庙，大概是道光年间修的吧，前殿供的是花神，两厢还挂着有花谱。日本人来的时候，说是厢房里有民团藏的机关枪，放起一把火把厢房烧了，花谱也没了……解放后分了地，花农才又有种花的，到了一九五四年种花的就有二百多户；人民公社化以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像张家路口和郑王坟两处的苗圃队，就是去年秋天才扩大成立的。”

从我和社员们的闲谈里，我深刻地体会到种花育苗，不但大有学问，而且是极其细致极其辛勤的工作，黄土岗茉莉花队刘镇海队长的谈话，就给我以最深切的感受！

我们是在熏房里遇到他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黄色的衬衣，袖子卷得高高地，汗流满面的脸上，充满了热烈的表情。他带着我们走过密密层层的茉莉花架。在阳光下，细小的繁叶，发出绿油油的光。千万朵含苞的花里，散溢着扑面的浓香。他笑着说：“这熏房热吧？

我们需要和广东一样的九十多度的气候呵。这些花，在春节过后，用稻草包好，从广东运来，到了我们这里，先进冷洞。”他指着熏房前面的一排花洞，“慢慢地再搬到熏房里的炕上来，炕底下有火，把花熏开了，摘下花，再慢慢地向前挪，挪到架上的阳光底下，然后再回到冷洞里去。这样，每年可以摘到五次花——屋内两次，屋外三次，源源不断地送到茶叶公司去……”

我们说：“你们是终年辛苦了，这工作真不简单呵。”他笑了一笑：“养花的工作，最要紧的是水，火，风。浇水要及时，太干了不好，太潮了也不行。”他用手指弹着花盆，“听着花盆的声音，如果声音是沉重的，土里就存着水，如果声音显得空洞，就是土干了，赶紧就得浇水。说到屋里的热度，我们感觉惯了，一进门就知道温度是多高。还有空气的流通，也是十分要紧的……”说着，他把我们引到门外，在清冷的空气里，觉得顿然凉爽了。

我们拦住他说：“外面冷，你先穿上衣服吧。”他摇摇头笑说：“惯了，我从小就当花匠，出来进去的，不当回事了。”他带我们走过好几处的熏房和冷洞，他说：“这些都是公社化以后新盖的。原有的几间，是黄土岗有名的恶霸地主赵泉的花厂，我从前就在他的花厂里当长工。

土改以后，我们把他的花厂没收了。我们那时候还在种菜，拿到花厂以后，我们说：我们有了人又有了厂，索性干起来吧……”说着已经走到他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就在一处熏房外间的一角。这时有两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姑娘，叫着爸爸从门外扑到他的身旁。他一面张罗着让我们喝水，一面笑说：

“这俩是我的闺女，大的才五岁，人手缺乏的时候，也会帮着摘花了。”我们热得有点渴了，一面贪婪地喝着清甜的热水，一面问起他的家庭，他的脸上兴奋起来了。“我不是本地人，六岁时，我父亲从固安县逃荒，一个挑子把我挑来的，十三岁起就做了赵泉的长工，在熏房里从黑早干到晚，一年才拿到六块钱。穿的当然没有了，吃的呢，臭的烂的，他给什么就得吃什么。不干吧，往哪里走呢？赵泉就有这本事，他压着叫这里所有的花厂都给和他一样的工钱。他的儿子是保长，直眉瞪眼地，腰里挎着手枪，老百姓哪个不恨他……一九四九年，黄土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解放”这两个字像春雷一般，从他欢喜的声音里响了出来。“土改了，赵泉被法办了，我分到了三间瓦房，三四亩地。我和我们的殷维臣社长，八户人，建立了黄土岗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我才结的婚，那时我都四十一岁了……”他怜爱地摸着女儿的头：“她们哪里懂得什么叫做吃苦？要说今天的生活，你说好不好？毛主席不是说过让全世界人都吃上饭？拿我自己来说，现在每年有五六百块钱的进款，比从前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队员们哪个不是干劲冲天？从前只管六百盆花的，现在都能管到八百盆了。现在我们有了三百多间熏房和冷洞，一万七千多盆花，三十几个队员，……将来呢？”他说到这里豪迈地笑了一笑。将来还用说么？人民公社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呵！

回忆起那几天的生活，在我的脑海中，像天际远帆似地发着闪闪的银光的人，决不止刘镇海队长一个，而且，那些人也不是单独地出现，他们的背景是一片一片的花地，一排一排的花房，而这些像蜜蜂一样的辛勤的人们，就在那千千万万不知名的繁花中间隐现！

如今，我住过他们的房，吃过他们的饭，我已经认得了他们的门户。郑王坟的佟队长不是已经邀约过我么？他说：

“清明前后，这六百亩地上的果树一开了花，那真是彩云一片，您可要来呵！”

我离开樊家村的时候，我没有向任何人告别，我不喜欢“一步一回头”的惜别情绪，而且，我知道，等不到清明前后，我还会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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