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短语捏造出一个形象，好象人类为了生存要做殊死的斗争，而且好象社会达尔文论者提倡淘汰不适应者，并把这当作进步的一个必要步骤。通过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著作《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hofsader，新版，1959），我们知道了，这种捏造出的幻觉经常与自由竞争时期产生的资本主义残酷竞争联系了起来。最能说明这种形象的例证就是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那些“强盗式资本家”通过剥削人民进行残酷竞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看起来利用达尔文主义的隐喻来维护工业家们所鼓吹的斗争准则似乎不可避免。如果自然界通过个体竞争的方式进步，那么适者生存肯定是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当然，霍夫斯塔德的书还涉及到其他利用达尔文主义作类比的情况。重要的斗争领域也许根本就不在个体之间，而在国家或种族之间，通过斗争来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度。甚至就是在一种社会中，由于对于斗争论点的略微曲解，导致生存斗争被优生学这种人工选择形式所取代。其作用是控制人口生育，从而阻止非适应性个人的繁衍。##鉴于其内涵非常广泛，因此，毫不奇怪，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halliday：1971；rogers，1972）。最近在英国进行的一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jones，1980）表明，即使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能依照他们各自的目的，来改造自然选择的观点。不可能仅仅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作达尔文主义在人类领域的简单而明显的应用。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生物学与社会思想之间的联系，并且在每一个情况下，有选择地强调了科学理论的某一方面。那些把战争鼓吹为进化动力的人确信，个体竞争会消弱一个民族抵抗外部敌人的能力。与令人眩目的新社会倾向截然不同，生物学思想观点被当作了使已有的意识形态地位合理化的手段。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也是双向的；科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其提出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果无情的资本主义看起来象是自然选择在经济上的直接应用的话，我们必须记住，常有人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本身就建立在受马尔萨斯(第六章；young，1969，1971b，1973）影响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历史学家们一定知道许多在生物学基础上类比社会的方法，但是，如果他们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扩展到覆盖如此众多的不同思想，以至于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变得实质上毫无意义时，那也将一无所获。达尔文的名字经常被那些与社会进步有关的思想体系所使用，结果使得达尔文的理论在公众中蒙受了理应由其他理论承担的坏名声。班尼斯特(ba

iser，1970，1979）对霍夫斯塔德所宣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在19世纪后期美国思想中很流行这一论点提出了挑战。他的攻击是双向的，既针对所谓流行的程度，也针对以达尔文思想作类比的内在逻辑。他指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曾刻意地夸大了早一代人对斗争含义的依赖，目的在于强调，他们的观点与这种经过雕琢的粗俗观点相比，要高明得多。“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备受反对自由竞争人指责的术语。工业家们使用达尔文主义语言的频度可能被高估了，因为很多表面上看来是倡导自然竞争逻辑的见解，实际上是出于颇为不同的动机。这就引发了关于赫伯特·斯宾塞个人主义哲学具有什么真实目的的争执。对霍夫斯塔德来说，是斯宾塞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英国散布到了美国。可是斯宾塞对拉马克主义的偏爱却阻碍了他接受生物学上的自然选择观，也可以认为，他更多地把自由竞争看作对人们行为的激发，而不是对不适者的淘汰。##从政治观念的另一个极端看，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heyer，1982）。马克思之所以欢迎进化论的思想，是因为其中固有的唯物主义特点，但是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达尔文的机制反映出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的竞争氛围。现在清楚了，所谓马克思将一卷《资本论》题献给达尔文的故事，根据的错误地理解了他们之间的通信（colp，1974；feuer，1975；fay，1978）。在达尔文的斗争概念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历史推动力的信仰之间，只能找到一点点类似，因为后者是起源于辨证法哲学的。在革命后的俄罗斯，达尔文主义总是处于备受敌视的状态，比如在李森科案件中（见第九章）。##马克思主义者排斥选择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误入歧途，去认为达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是勿庸置疑的。斯宾塞是拉马克主义者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为自由企业社会所提供模式的不只一种生物学的类比。斯宾塞的情况还证实了非达尔文进化理论可能在社会争执中扮演相当的角色。大多数拉马克主义者选择的是以国家干涉作为创造更好条件手段的社会政策。他们希望因此而导致的改善可以产生遗传效应，从而使种族本身发生真正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进步。优生学运动也主张国家调控，但目的却大相径庭，优生学运动希望藉此限制不适应者的繁衍能力。当代大量关于这场运动的文献表明，存在着另一个独立于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启发源泉。虽然优生学是在达尔文理论影响下的英国创立的，但优生学在利用了孟德尔遗传学这门新科学后，却在美国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可是早期的遗传学家们反对把自然选择看作进化机制。他们宣称，人类种族的“坏”基因必须经过人工选择来淘汰，他们无视这样一种假想，即自然进化是通过更加快速地复制适应基因而实现的。##生物学与社会思想的相互作用之所以复杂，是由于科学理论常常被卷入到当时的争论中，导致这些争论的各方，在基本观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上面提到的政治分歧中都可以看出在“先天与后天”中哪一个是决定人的品质的最重要因素这一问题上的对立态度吗？（pasore，1949；cravens，1978）。那些相信先天——即遗传——是根本影响的人，会反对认为条件改善和教育对人的品质能带来有益影响的观念。如果一个人继承了恶劣的品质，那么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甚至任何尝试都只能是浪费金钱。这种倾向产生出建立在对下层阶级的数量和影响需要进行限制基础上的保守政治思想，因为据认为生活在下层阶级的人是恶劣品质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自然或人工选择的方式来淘汰不适者，可以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优生学的方法。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主义都为优生学提供了科学基础，因为两者都强调遗传对个体生物品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相反，可以将拉马克主义者对“软继承”的强调视为“人定胜天”信念的一种极端形式。拉马克主义相信，如果有更好的外部条件，人性就〖hh〗可以〖hss〗得到改善，并且认为这种改善可以一代又一代地遗传下去。实际上，对于“后天决定论”的支持者来说，并不需要倡导遗传效应，也可以主张更好的条件会造就更好的人性。因此，尽管正逢拉马克主义的衰落，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在20世纪还是继续盛行。##还有一个比任何特定的生物学理论深刻得多的思想，倾向于从等级的角度来考虑人的差异。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是对同一社会内部个人划分等级。一些人被假定为生来就比其他人更能干，这种思想反映了社会被分成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事实。按种族的不同来分等级的倾向甚至更加流行。欧洲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认为，其它种族次于他们，其低劣程度则由他们的技术与社会发展来衡量。很容易就会设想，“越低等”的种族对应着从猿到人的最高形式这一过程中的“越早”阶段。理论上，达尔文主义应该是从根本上摧毁了线性等级进步的概念，因为达尔文主义强调进化具有不断分支化的特点。可实质上所有的进化论者都承认，人类的起源是一种线性图式，并且还用这种观点为盛行的种族歧偏见辨护。拉马克主义应该更容易被那些从等级角度考虑进化的人所采纳，因为拉马克主义者更贴近将进化比作胚胎向着最终目的进步式发育的信念。那些最执着地试图建立种族等级界定的生物学家们，几乎一直在他们的生物学思想中融入相当可观的拉马克主义成分。通过非达尔文主义的途径，更容易将一种社会偏见演绎成“科学”理论，只不过在这个案例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彻底逃避那种广泛存在的基本态度。

社会达尔文主义

最为人熟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就是根据“生存而斗争”来为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竞争精神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一些现代史学家们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是，当时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点，即使对达尔文本人的信念理解上，也存在着同样类似的差异。格林(greene，1977）列举了各式各样的诠释，在一种极端，有人谴责达尔文主义助长了攻击性的个人主义（harris，1968），在另一个极端，有人则否认达尔文同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freeman，1974)。达尔文著述中的有些内容确实从哪个角度都能解释。格林指出，达尔文受到了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有益于经济竞争思潮的影响，并且对这种影响并非毫无意识。达尔文看到了个体和部落竞争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并且害怕文明群体中宽松的选择会对种族会造成危害。同时，他又不情愿接受自由竞争政策的某些更极端的含义。当他读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宣称他的理论为拿破仑以及每一个奸商都提供了依据时，他感到惊讶。虽然他觉得需要有些东西去阻止恶劣品质在种族内部的传播，但是他显然不想看到建立在强权与狡诈基础上的竞争。

只要把达尔文与琼斯(jones，1980）看作“达尔文理论首次在政治场合中有意义的使用”的运动联系起来，达尔文本身思想的自相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这不是攻击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式，而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自由主义；它的根本目的是限制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影响。这些自由主义者们不反对统治阶级的存在，而仅仅是反对现有统治者的堕落。他们寄希望于一种新的〖hh〗自然〖hss〗贵族，这种贵族以职业阶层的形式出现，应该允许他们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对于达尔文主义与宗教之间的争吵，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这个新阶级把进化理论当作了进攻教堂的手段，而教堂是传统权威的标志（urner，1978；desmound，1982）。达尔文本人就是一位庄园主，并且每天要处理位于唐恩乡下的事务。有些人，比如赫胥黎，也在国家一级的公共事务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摩尔(moore，1982）认为，达尔文的追随者通过将达尔文葬在西敏士大教堂，来确立他们作为新统治阶级的地位，“在新的管理下”，抵抗旧的社会等级制度。这场运动并不一定会产生出攻击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这场运动本身已经证实了新统治阶级所具有的优越地位。如果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不适应人数多到使整个社会不堪重负的地步，解决的办法不会是任他们挨饿，而是通过政府的控制来限制他们的繁衍。虽然达尔文对于针对人类的人工选择持怀疑态度，但是职业阶层在19世纪末却转而越来越支持优生学运动。

一种更为极端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在积极倡导实行彻底的自由竞争政策，其目的在于摆脱对经济竞争的羁绊。国家必须放开对个人行动自由努力的限制，任由个人依其能力兴衰。只有允许当最适者为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奋斗，同时那些不适者承受这种后果时，才会出现进步。这就是霍夫斯塔德描述为资本主义伦理中不可或缺部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象。在一些工厂主利用达尔文主义高调捍卫自由企业体系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班尼斯特对这种观点的异议，他认为“生存斗争”宗旨的流行程度被高估了(又见heyer，1982)。争论不可避免地要集中在赫伯特·斯宾塞及其追随者们所推崇的极端形式的自由竞争个人主义的真实性况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

从斯宾塞的早期著作，如《社会静力学》(spencer，1851)中，以及晚期著作，如《人与国家》(spencer，1969年重印；peel，1971；ke

edy，1978)中，都可以证明他对自由竞争的支持。在他看来，自原始社会以降的发展中，从封建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对于经由众多个人努力的积累而达到的进步来说，自由是必需的。自由也是使所有个人都与社会发展保持协调的必要手段。斯宾塞坚持认为，国家只需要关心外部事务；至于内部事务，则无须对人们的生活和活动进行控制。不需要通过国家来控制卫生医疗、教育以及对穷人救济等，而今天人们则认为国家理所应当做这些事。举例说，比如一个人想成为一名医生或者教师，那么他就可以自由地去做这些事，而且只要他能使人们为他提供的服务支付报酬，他就是成功的。如果他并不擅长所从事的职业，那么只需几个鲁莽顾客的驱赶，就能使他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所起到的对公众的最好维护，就是保护失败者，以使他们摆脱由于自身的无能所带来的痛苦。

斯宾塞的追随者们，特别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格莱汉姆·萨姆纳，倡导过类似的看法。萨姆纳的哲学可以归纳为三个词：“根，贪婪或死亡。”他公开发出挑战，声称任何一个人只要具有比他更强的执教能力，就可以取代他的位置。他对那些事业上失败的人丝毫不屑于同情：懒惰者与无能者受到的是自然的惩罚，任何使挫折得以缓和的企图，都只会为软弱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工厂主们也吸收了斯宾塞的看法，或者至少宣称他们的行为依据了他的哲学。安德鲁·卡内基自诩是斯宾塞的的信徒，同时，铁路大王詹姆斯·j·希尔和约翰·d·洛克菲勒也用“适者生存”这个术语为毫无节制的竞争辨护。

现在，已经有人对霍夫斯塔德所宣称的存在过广泛使用选择作类比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萨姆纳也不赞同斯宾塞提出的自由的企业行为能够带来真正进步的乐观看法。尽管可以援引一些例证，但是还是有人提出，就是在商业界内部，也只是有限地接受了“适者生存”的生活信条（wyllie，1959；ba

iser，1970，1979）。那些已成功地消除对手的人，或许要用这种观点来为他们的无情辨护，但是大部分普通商人都了解自身的弱点，因此不敢苟同。在商业界外部，明显的非达尔文社会进化论享有一定的声誉。

即使我们承认斯宾塞的哲学博得了一定的支持，但是我们也还是要问，在多大程度上，自由竞争就等于自然选择？事实上，二者之间的联系至多能算的上有些相似。经济竞争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垄断，而一旦到达这个目的以后，自然竞争的所有益处都不复存在。一个成功的人会对他的追随者指手划脚，并进而左右社会，但是如果他没有更多的继承他品质的后代，那么就不存在相应的生物学效应。在很多情况下，尽管富有会转化成政治影响，但是继承了财富显然并不等于遗传了能力。实际上，a·r·华莱士为社会主义申辩时就采用了这种观点（duran，1979）。他提出，如果没有于贫富差别，丈夫们和妻子们将会按照自然的意图，根据各自的生物学品性，来相互选择。

把斯宾塞的社会哲学与其看作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不如看作是维多利亚时期对“自立”精神信奉的表露，在萨缪尔·斯迈尔的书中(smiles，1959），也可以找到不少这种观点的子。这种观点后来又成了新教工作伦理的自然化，摩尔(moore，1985a）指出，许多新教的自由人士将斯宾塞的哲学看作是对他们传统道德观的拓展。自由竞争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消灭不适者，而且鼓励所有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善自己。懒情被认为是比愚蠢更大的对进步的障碍，对懒汉们的策略不是去消灭他们，而是迫使他们作出更多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阻止一切企图旨在缓和自然惩罚失败者所带来的痛苦的行动。斯宾塞承认自由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强者把弱者强有力地“撞倒在一边”，当他于1884年写作《人与国家》时，无疑他已相信，到处蔓延的社会主义正在任由恶劣的品性在社会中四处滋生。如果不是国家的支持，不适应的人绝不可能繁衍到成为负担的程度。然而在斯宾塞的哲学中，真正的进步起源于由于对失败和贫穷的害怕而产生的对个人能动性的激励。社会主义不仅允许不适者的生存，而且还破坏了对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自主品质。对痛苦的恐惧教育着每一个人去如何调整自己，以运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下一代人又直接人他们的父母那里学习到这一点。这种政策看来不象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更象社会拉马克主义，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宾塞在生物学上对拉马克主义的偏爱。可见，那些赋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应该属于斯宾塞主义，与自然选择不存在什么类似性。

到了19世纪末，斯宾塞的声望已经开始衰萎。他攻击许多国家正在风行的国家主义浪潮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军国主义；但是，后来证明国家主义比自由竞争个人主义更强有力。许多对征服和殖民扩张抱有期望的人感觉到骄傲的震颤说明，存在着第二种水平的竞争，对于这种竞争也可以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信条不可避免地被用到了对民族斗争的期望之中，每一个民族都确信自己经过证明是是最适应的民族。对未来战争的期望，导致了对国家团结的渴望，这是与过去所重视的企业自由行为背道而驰。因此，虽然高唱的是达尔文主义的高调，但是民族斗争的概念已经开始背离了生物学选择机制的根本特征——个体竞争。

沃尔特·白芝浩在他的著作《物理学与政治》(bageho，1872）中，着重强调了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为了刻意明显地把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用于社会，白芝浩指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最强大的民族一直支配着他们弱小的邻居，而且就强大民族就对文明发展所作的贡献而言，他们也确实是最适者。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如果未被消灭的话，也是受着压制，并且知道了征服者有种种优势。白芝浩显然背离了选择理论的真实精神，因为他坚决主张不断增长的政府力量才是地步的主要原动力。白芝浩并没有倡导个人竞争，他赞赏任何有助于个人从属于社会意志的东西，包括宗教。教堂与国家应为民族的强大而团结一致，思想自由则应受到压制。有史以来，那些率先达到更高组织水平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这就意味着相同的因素一定也左右着国家的竞争。

在20世纪，仍然曾一度流行国家或种族竞争是人类进步核心的观点。导致优生学运动（见下文）具有吸引力的观点基础是，白种人如果要想保持他们优越于其它种族的地位，一定要防止他们自身出现生物学意义上的退化。这时一些考古人类学家试图提出，人类进化的化石计录表明，发达的人一直在消灭着劣等的人（bowler，1986）。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消失被看作如同白种人消灭美洲和澳洲土著人一样的过程，只不过发生在更早的时期。直到1949年，阿瑟·基思建立了一个人类进化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部落与种族的斗争是进化的主要推动力。有意义的是，基思和其他倡导种族斗争的人，对于通过自然选择来解释高等种族的产生不感兴趣。选择仅仅是被动的过程，其作用是淘汰那些在进步中落伍的的种族。斗争的概念已经有了自身的意义，其作用与生物学上的达尔文理论毫无关系。

达尔文主义在英语世界以外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有时其影响是矛盾的。在法国，生物学上的达尔文主义影响不大，同时，那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很少强调个人斗争的概念（crk，1984）。在德国，意识形态背景不同的思想家们都接受了进化论，并愿意将自己称作达尔文主义者（kelly，1982）。历史学家们极为关注军国主义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按照这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争誉为强大民族施展权威的手段（zmarzlik，1972）。倡导最适者统治的观点，并不仅仅是贵族军团对达尔文主义的曲解。相反，这种观点得到了德国权威的达尔文主义者之一恩斯特·海克尔的鼓励（gasman，1971）。海克尔把进化变成了他的近似宗教的哲学——一元论的基石，这种哲学的根本论点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hol，1971）。一个叫作“一元论者联盟”的组织把一元论传播到全德国。虽然海克尔对当时的德国是靠军事而非中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感到沮丧，但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很快就赞同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进化论使他们知道，有史以来进步都是依靠优越种族对近邻的控制取得的。斗争必须继续下去，才能确保有不断的进步，而在下一个阶段，德国将以世界统治者的形式出现。在一次大战期间，海克尔是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他对德国最后的失败感到极度的失望。“一元论者联盟”在接下来的纳粹意识形态出现过程中担当了角色，它们强调德国人具有天生的优势，鼓吹他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海克尔坚持认为，一个民族要强大，就必须要统一和实行中央集权。这与斯宾塞所倡导的个人主义腔调正好相反，在德国，人们讥讽斯宾塞的思想是可怜的英国商业主义的反映。一个强大的民族不能容忍这种令国家四分五裂的内部争吵，而应该让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遵循统治者指引的目标。令人奇怪的是，海克尔像斯宾塞一样，在对物种与社会内部发展问题的看法上，也是一个拉马克主义者。但是斯宾塞赞成从军国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海克尔则坚持民族竞争仍然是推动进步的更重要力量。因此，国家一定要提高所有公民的素质，将他们铸造成奔向一个明确目标的群体。斯宾塞相信必须任由自然界的控制，因为人类不可能控制进步的方向；海克尔则相信人类能够把握自身的能动性，并在他们自己对未来的展望，建立起强有力的新民族。

除却纯粹的通过斗争取得进步的概念，德国意识形态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与选择的机制类似。不可否认，达尔文承认国家的征服在人类进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生物学的起源看，纳粹主义与斯宾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结合物。纳粹主义者吸收了德国思想的其它方面，其中包括诸如像〖hh〗民族性〖hss〗比周围的人强这样的种族情感，对尼采的“超人”概念的曲解，以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哲学。公民服从于国家，以及伟大领袖的抱负代表了国家目标这样的信念，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特征，而不是达尔文主义的特征。

优生学

倡导国家有责任控制不适应公民繁衍的观点是优生学运动的基础。达尔文本人曾指出过文明社会当中自然选择的宽松性所带来的问题，因为在文明社会里无法对不适者进行严格的淘汰。倡导自由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点在于，社会中最不适应者很少完全消失；确实，当时大都市的贫民区已经越来越被认为是恶劣人品的滋生地。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社会中最贫穷的阶级中含有数量最多的品质低劣的人，因为可以认为贫穷会直接造成人的能力低下。达尔文的侄子弗朗西斯·高尔顿最先呼吁，这个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国家必须担当起到积极的作用，控制适者与不适者的相对比例。生活在贫民区的劣种人的大量繁衍，会使整个种族堕落，同时也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流失。与之相反的是，具备最高水平能力的职业人员则倾向于拥有比较少的孩子。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政府的介入，达到逆转这种自然倾向的目的。在高尔顿看来，从效果上看，利用人工选择作为手段来改善种族特征的动机，似乎具有宗教意义。他的著作后来为整个优生学运动奠定了基础。（关于优生学的综合论述，参见bcker，1952；allen，1975b，1976；bajema，1977；farrall，1979，kevles，1985）。

直到1883年，高尔顿才发明出“优生学”这个词，但在此之前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尝试建立一个基本的遗传观点——能力是遗传的，而不是靠教育产生出来的。他在1869年出版的《天才的遗传》一书中，通过对许多名门望族的研究，得出证据表明，儿子可以遗传父亲的能力。他宣称，从中可以知道，通过确保高能力的人拥有更多孩子，才能维持种族的生物学水准。后来将这种观点称为“正优生”，即可以利用向拥有孩子的职业阶层人士减税的方式来达到正优生的目的。同时，高尔顿还大致描绘了那场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方面：“负优生”；负优生的目的是限制那些能力上低于平均水平父母的生育数量。对于贫穷阶级中最差的成员，那些据认为智能低下的人，就不应该治疗他们的疾病。因此，在高尔顿的心中，已经基本形成了优生学的基本纲领（forres，1974；buss，1976；cowan，1977；fancher，1983）。

一开始，高尔顿的提议没有博得积极的反应。很多人对他的人工控制生育的思想感到震惊。人们对高尔顿的遗传观点也非常怀疑。再者，因为出身名门的孩子通常能比普通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怎么肯定他们的能力就是天生的呢？后来，高尔顿花了很多的精力，提出一种生物学上的统计技术，以直接回应最初出现的怀疑态度（cowan，1972b）。他更加详细地表明，遗传控制了人口的性质。他将统计学方法应用于变异的研究，这也为生物统计学派的研究道路奠定了基础，后来，他的学生卡尔·皮尔孙利用生物统计学来捍卫达尔文主义。可以认为，皮尔孙定量技术的真实结构反映出他想为优生学政策提供明确科学证据的欲望（mackenzie，1982）。在皮尔孙的学生r·a·费舍尔那里也发现同样的观点（be

e，1983；noron，1983）。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高尔顿和皮尔孙终于看到他们的运动开始在英国凝聚起强大的冲击力（mackenzie，1976，1982；searle，1976，1979；jones，1986）。皮尔孙指出，在布尔战争中英国军队中补充的许多新兵来自于贫穷的劳动阶级，这就是种族退化的证据。高尔顿于1904年创建了优生学国家实验室，不久以后又创立了优生学教育协会，出版了《优生学评论》杂志。在新世纪的前几十年里，优生学成为一个颇有影响、但还不是格外强大的政治派系。同时，在其它地方也有相应的发展。在德国，纳粹上台以前很久，就开始普遍实行对不适者的生育进行限制（weiss，1986）。在美国，优生学在整个20世纪早期也非常繁荣（mhaller，1963；dickens，1968；ludmerer，1972）。美国生育协会，一个孟德尔主义团体，于1906年建立了优生学委员会，后来又于1910年建立了优生学统计局（allen，1986）。1912年举行了首次国际优生学会议。将不同国家的优生学运动团结起来的原因是，人们相信遗传控制提供了一个科学管理人类种族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优生学——虽然一般与政治权利有关——偶而也得到左翼思想家的支持（paul，1984）。

所有这些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游说政府，告诉它们应该通过立法来提高——或者至少是维持——种族的生物学水平。有少数人鼓励职业阶级的人多要孩子，但是优生学运动逐渐开始集中于限制底层社会成员的出生率上。一种更加悲观的思想倾向替代了高尔顿所倡导的改善种族的观点，这种悲观思想的基础只是要防止种族的进一步堕落。疯子与弱智者成了最常见的靶子，犯罪倾向也被看成是心理缺陷的副产物。为了提供必要而“准确”的甄别手段，从事心理测试的科学家受到了鼓励，并且首次尝试确定一种衡量智力水平的标度。这种方法是把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相比，于是就得出了智商，或称iq。有人认为，很容易识别出天赋的智力，不过早期的测试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教育的影响，因此突出了底层阶级具有明显较差的智力（gould，1981；evansandwaies，1981）。优生学运动坚持应该对那些智商水平最低的人加以管制，或者让他们与异性隔离，甚至采取绝育措施，防止他们的生育。美国的一些州还通过了立法，要求智力上低于某个标准的人不能生育。人们还恐惧那些从东欧移居来的“次等”种族群众的繁衍。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德国，开始了最大规模的绝育工程，并成为纯化“亚利安人种”努力的一部分（harmsen，1955）。

20世纪早期，一些社会和科学的因素促进了优生学声誉的突然提高。社会工作者们渐渐地转而相信虚伪和无能可以遗传很多代这种遗传观点。有人认为，这些现象表现出来的是生物学的原因，而不是社会原因。那些负责管制疯子和弱智者的人也相信这种品质是通过遗传因素传递的。中产阶级和职业阶级对心智低于平常水平的人在数目上的急剧增长，越来越感到忧虑。中产阶级和职业阶级确信，他们在社会上获得的地位完全是依靠天赋的能力，而且他们还希望能把这种能力传给他们的孩子。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经济收入被大量用来作为帮助人口不断增长的无能者和疯子的税收；他们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小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正优生的普遍性正在下降。

从科学的角度看，优生学得益于孟德尔遗传学在1900年以后的迅速发展。高尔顿最初曾经形成自己的观点，来代替在人类中的自然选择，同时，他的英国追随者，特别是卡尔·皮尔孙，也跟着提出了相似的看法。生物统计学上的定量技术不仅被用来证实自然选择的力量，而且还作为研究人类特征遗传的手段，用来证实优生政策的必要性。无论如何，达尔文主义不是遗传唯一的来源；事实上，高尔顿本人并不相信对有差异个体的选择是自然进化的动因。孟德尔定律的重新发现为遗传观点奠定了全新的科学基础。这些规律恰好通过实验说明生物特征能以完整单位的形式进行多代遗传。在美国，并没有以任何形式的高尔顿生物统计学，但是新生的优生学组织却非常热情地支持孟德尔主义。有人认为，一个劣等的特征，比如弱智，是某一个基因在人群中循环的产物。进而，这种观点似乎支持了迅速淘汰劣等特征的建议，或许也支持了防止那些具有此种特征的人生育的建议。虽然大多数早期的遗传学家不相信选择是生物进步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理论还是对那种认为有害特征可以传播的不太激进的观点提供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