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繁荣的环境表明，优生学只是达尔文主义的间接拓展。高尔顿可能已经向世人警示自然选择的宽松性可能会导致种族没落，而英国的优生学者，比如皮尔孙，则一直认为自然选择与他们推荐给人们的人工选择相似。然而高尔顿本人不是一个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坚持认为自然进化是通过短时间的突变，而不是通过对个体差别的选择。确切地说，这也是早期遗传学家们采纳的立场。美国优生学家利用孟德尔主义这个事实表明，他们从根本上是从遗传论的角度看待人类的性状，而不是沉醉于通过选择就能达到人类进步的想法。在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中，优生学家明确地站在先天决定论一边，也就是说，相信遗传决定论（cravens，1978）。他们不愿意支付额外的税收来为穷人造福，理由是穷人不可能从改善的条件中获益，因为他们劣等性是由基因决定的。绝育则是一种更经济的办法，尤其是有人提出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减少人群中的有害特征。

20世纪30年代，优生学运动开始衰落。尽管它的影响程度在逐渐下降，但它还在继续有影响。乍一看，衰落的原因好象从“负优生”立场出发的一些论点显露出科学上的弱点。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把所有不适特征简单地描述为是由少数几个“坏”基因造成的，这是对真实情况的歪曲。许多特征都是受到了一定数量的不同基因的影响，同时，无论遗传潜力如何，环境都能对生命体的生长造成影响。群体遗传学家也表明，要使整个种族的构成都发生明显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这一时期达尔文主义与遗传学的综合，阻碍而不是推动了优生学的进程。但这些科学发展显然又不可能是从根本上摧毁这场运动的主要原因。早在优生学出现明显的衰落之前，多数生物学家就已认识到事情的真实状态。他们中许多人不再支持优生学，虽然少数几个人是例外，他们只是不去批评优生学，而任由一些优生学的倡导者继续详细阐述那个过分简单化的灵丹妙药。随着科学家们疏离一个会引起争议的问题，对人类基因的严格探索也开始一蹶不振。这仅仅是厌恶了公开争论？还是害怕直面一场在公众中仍拥有广泛支持的运动（ludmerer，1972；provine，1973；gould，1974a）？到了1930年，优生学的主流已堕落成为一场伪科学游戏，然而仅仅在这以后，科学家们，比如j·b·s·霍尔丹(haldane，1938），才开始公开指出优生学的缺陷。

促使优生学走向消亡的真实原因显然不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而是公众日益认识到了优生学的危险性，尤其是德国纳粹的极端行为所带来的影响（searle，1979）。纳粹的行为表明，极权国家根据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去控制人口，会造成更具威胁的集权主义危害。这就揭示出形式上不够严格的优生学所具有的道德危险。最初的时候，人们确实认为国家有责任去限制不适者的生育，当时只是针对几种明显的缺陷类型；但是纳粹的行为表明，可以将“不适者”的界定拓宽到整个人类。这时，人们对折中的态度开始重新审视了，而且随着科学家向公众指出优生学的遗传学基础很脆弱，优生学便失去了支持。

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根据的观点都是认为社会中的某些成员，或者是种族，或者是阶级，天生就要低人一等。他们社会地位之所以低下，是由于他们不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正确的作用。因此，社会结构的改革不会使他们明显获益。这个观点中的意识形态很明显：自然惠顾于那些占据了优越地位的人，并支持那些寻找借口谨防自己在人群中的优越地位被剥夺的人。相反，寻求改革的人则相信社会背景和教育决定了一个人的品性；穷人不是因为遗传而落伍，如果我们能改善他们的条件，他们也能成为更好的人。因为很难有办法将先天效应和后天效应区分开来，所以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最近几十年的改革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这到底是由于改革的不深入？还是那些被提供了帮助的人未能受益(gould，1974a)？然而，根据一些社会学家的见解，遗传论的政策和环境论的政策都只是代表了通向同一目标的不同道路而已。不管将不适者淘汰掉，还是吸纳到社会中，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持一种以职业阶级充当统治精英的社会结构（werskey，1978）。

新拉马克主义与社会

直到本世纪初的几十年，新拉马克主义在坍塌之前，在生物学中一直是与遗传论明显抗衡的理论。历史学家们可能会低估新拉马克主义在社会思想中的作用，感到它缺乏牢固的生物学基础。霍夫斯塔德（hofsader，1959）在分析莱斯特·沃德的案例中提到过拉马克主义曾作为替代理论，同时斯多京(socking，1962）对拉马克主义在美国获得广泛接受的事实作过论述；但是，人们对于社会拉马克主义的研究显然不能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研究相比。我们现在认识到拉马克主义在1900年前后对生物科学的影响，而且还能认识到需要更加认真地去对待拉马克主义在社会中的影响。除了拉马克主义被斯宾塞用来捍卫自由竞争以外，同时还存在过一种广为传播的信念，即获得性遗传足以使人们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承担起他自己的进化。拉马克主义成了憧憬未来的哲学。同时，大多数拉马克主义者拒绝以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非白种人；实际上，他们的理论是种族可以按进化等级划分信念的基础。

赫伯特·斯宾塞虽然也被标榜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至少可以从拉马克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他那完全主张个人自由的哲学。斯宾塞支持的个人主义建立在经验是最好的教师和自然是进步唯一指南的信念基础上。但是对于多数新拉马克主义者来说，社会改革和国家教育将会引导种族走向一个由人类自己选择的目标。然而，实际上两种立场在基本概念上都很含混。如果人们学会了更有效的行为（无论用什么办法），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行为能够传给下一代；但是，这种通过教育达到的〖hh〗文化〖hss〗继承，与〖hh〗生物学的〖hss〗遗传过程之间有逻辑联系吗？我们的孩子能将事情做得更好是因为我们的教诲，还是因为在他们的体质构成中已经结合了更好的处事方式，因此他们生而就具备了表现更好行为的先决条件？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拉马克主义与遗传论的立场没有什么区别，都认为如果条件更好的话，人也会有所改进；但如果这种改进可以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作用的话，我们就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政策之路，这条道路的基础是希望这种改进的效应在几代中积累。通过教育塑造人类的行为，我们实际上在控制着物种的进化。在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中，拉马克主义者支持后天决定论，但是他们不止是简单地相信人类有能力自我改善，他们认为，这种改善可以通过遗传而累积。结果，这种观点混淆了先天与后天之间的区别，其后果是拉马克主义者倾向于混淆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与文化意义上的进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

有人可能会出于道德的考虑反对斯宾塞所提出的自然是进步唯一指南的观点。那些赞成改革的人则认为自由竞争仅仅是一种维持精英阶级社会地位的新途径。斯宾塞希望最终会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代人中的失败者都必须从痛苦中学到一些东西。迅速进步是不可能的，因为斯宾塞相信进化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并非人类的力量所能控制。他的反对者们想要加速这一过程，并且提出，只要人类能控制正规的教育体系，就能够使进化的进程加快。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进化方向，并通过教育我们的孩子来决定这一过程。获得性遗传将保证进化效果在每一代中积累，从而导致人类状况的长足变化。

首先是通过社会主义者莱斯特·沃德对萨姆纳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对，拉马克主义者的乐观看法传播到美国，并在那里特别流行（hofsader，1959；sco，1976）。具有明显美国特色的新拉马克主义学派对与约瑟夫·勒康特(lecone，1899；sephens，1976，1978）的工作以及g斯坦利·霍尔(hall，1904；gould，1977b）的心理学有明显的影响。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伴随着新拉马克主义在生物学中取得的成功，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赢得了名望。他们的思想是那些生物学家权威观点的直接拓展，其中有古生物学家爱德华·德林克·科普。为了支持存在上帝设计的论点，科普坚持认为意识是哺乳动物的内在特点，意识甚至还指导了更低等生物的进化（cope，1887）。用尽废退式遗传逐渐发展着意识能力，直至达到人类心灵的水平，到了这一水平，就可以认识这一过程的性质并控制该过程。霍尔所强调的教育在塑造孩子心灵中具有积极作用的看法，是这种观点的发展，其基础也是期待经过几代人之后就能看到人类的状况得到积极的改善。人们显然为尽废退式遗传的观点所吸引，而且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20世纪，虽然许多科学家已经放弃了用尽废退式遗传，但是这种观点能幸存下来。人类不再被看作受盲目的机械力左右的奴隶，而是他本身迅速进化的参与者。保罗·卡迈勒(kammerer，1924）在美国访问时发展了这种观点，而且有关繁殖一种新的超人种族的文章依然可以上报纸的头版。

那些坚持拉马克主义是进化中唯一机制的人，可能认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是自然进程的必然延伸。但是，如果就此承认选择在进化中至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也应该小心为好。无论如何，如果选择和用尽废退式遗传都是自然过程，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会像社会拉马克主义一样容易说的过去。沃德和勒康特这两个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坚持认为，如果利用教育来塑造未来的人，那将意味着与自然决裂。他们承认，人类在过去主要是通过选择进化的，所以他们倡导的改革是一种超越大自然粗糙低效方式的努力。然而他们也相信在进化中残存着一些拉马克主义的成分，可以将这些东西开发出来，用于人类有目的的发展。虽然一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获得的技能和思想倾向不能遗传，但是，学习的〖hh〗能力〖hss〗可以通过用尽废退式遗传加以改进，从而使整个种族受益。

拉马克主义者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更不顾人们指责，倡导大自然会受到人类进步意愿影响的概念。生物学家当然也掉入了这个陷井，比如阿尔丰斯·帕卡德，他在从专业的角度为拉马克主义辩护时(packard，1894）宣称，要么拉马克的理论〖hh〗一定〖hss〗站的住脚，要么就是文明不可能积累式的发展。他没能认识到，新思想是通过教育，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传递给后代的。甚至莱斯特·沃德也声称，如果拉马克主义不合理的话，我们为了确保进步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是浪费——虽然他早应该认识到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大概这种带有向往思想的最突出例子就是萧伯纳在《玛士撒拉归来》一书的前言中所表述的观点：如果自然选择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只有笨蛋和无赖能活下去。”这种认为宇宙一定依据萧伯纳所赞同的拉马克主义式方式运行的狂妄设想，更加凸现出这是一种浮躁的思想，而且最终也败坏了整个运动的声誉。

萧伯纳将拉马克主义当作对付唯物主义哲学的必要堡垒而捍卫着，今天仍有人赞成这种观点（koesler，1971）。在20世纪20年代，他试图重新振作拉马克理论的做法是非常徒劳的，因为这样做就得对拉马克主义在生物学中正沦落成声名狼藉的运动这一现实采取蔑视(或者不理睬)的态度。然而，那些关心社会改革这一现实问题，并且坚持拉马克主义运动的人，则充分地认识到，他们不能再指望种族的改善会遗传下去。实际上，20世纪中期繁荣的自由主义思潮所依据的基础只不过是认为通过改善教育和生活条件，就能给人以帮助。可能会有人认为，拉马克主义者所希望的种族遗传进步的观点是一种不必要的妨碍，从而使得帮助穷人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事情——无论将来是否对穷人有利——这个必然的逻辑推导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拉马克主义者通过设想后天的影响可以转变成先天(遗传)的东西，从而使得我们在重视改革的道德基础时必须搞清楚的东西，变得含混不清。

无论如何，即使在生物学界最后清除拉马克主义之前，社会科学家们就已经反对它了。第一次大战期间，学院派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对于整个进化研究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a·l·克鲁伯(kroeber，1917)在一篇批评沃德及其他人的著名文章中，指责他们盲目地认为自然的变化一定符合人类的预想。克鲁伯提出，人类文化属于一个独特的活动领域，他称之为“超生命“领域。我们独有的心理特征确保了我们的心理过程与当初创造出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无关，无论这种进化过程是达尔文主义式的，还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因为思想和行为的模式传递是通过习得，而不时通过生物的遗传，所以文化发展不需要依赖种族脑力上的增加。这种观点的含义是，环境和遗传对个人品质的影响是一样的。这样就为社会改革政策作了必要的辩护。这种新的社会科学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是，它们同样反对19世纪提出来的可以将不同种族排列成人类进步不同等级阶段的设想。

进化与种族

早在达尔文普及进化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种族可以划分成等级且白人为最高等级的概念（第四章）。欧洲人想当然地相信，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自己比那些被自己以武力征服的种族优越。达尔文主义似乎也涉及到种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很密切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有可能利用达尔文的观点来表述任何先验的观念。适者生存机制会被用来替以残暴手段征服他人辩护，说明灭绝是劣等人的标志和结局。没有什么人力图发展达尔文动摇线性存在链条基础的倾向。进化论者常常简单地接受低等种族是联系猿和人的最高等形态的中间纽带这一传统看法。人们将低等种族蔑视为停滞在从猿向上进步早期阶段的遗留物。有人将进化与胚胎学联系起来，用以支持这种这种线性发展的设想，尽管这种观点更像拉马克的发展观，而不像达尔文的发展观。

欧洲人向全球的扩张致使其人民有机会接触那些技术水平远比他们低下的社会。最初他们蔑视一些原始人，认为他们不比动物高等多少，只不过到了19世经初期，这种论据才站不住脚了。如果人类属于一个物种，种族仅仅是地区性变种，那么其中一些可能因为生活在不适宜的环境中，发生了退化。这是“一元发生说”，即相信尽管存在着种族之间的差异，但是人类属于一个物种，具有单一的起源。然而，有些博物学家则过于看重种族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采纳的是“多元发生说“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同的种族有不同起源。路易斯·阿加西相信黑人和白人是作为不同的类型而被分别创造出来的，那些认为奴隶制是劣等种族必然下场的美国人很容易接受这个观点。

按照进化论，可以明确认为种族是具有显著特征的变种，它们来自共同的祖先，但在后来的分离过程中，获得了许多不同的性状。看来种族必然要归为同一物种，因为种族之间仍然能够相互配育。尽管如此，人们广泛认为杂交后代体质虚弱，从而证实种族之间已经发生很大的分化。在德国，恩斯特·海克尔声称，除了可以相互配育外，所有其他方面都表明，种族之间的差别足以将种族视为不同的物种。关键的问题是，从多远的过去，人类开始分化为不同的分支。如果所有种族的共同祖先距今十分遥远，那么就可以认为，人类的分化已经达到使变异类型之间的差别明显到能够将变异类型视为真正物种的程度。

达尔文主义对于斗争的刻意强调也影响了已有的种族关系观。人们用所谓黑人劣等的观点来为奴役他们辩护，但是在美国印地安人的情况中，白人显然是要清除，而不止是压迫另一个种族。达尔文主义似乎暗示，这是生存斗争的必然结果，《物种起源》的副标题就有此含义：“在生存斗争中保存有利族”。纵观历史，在任何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混居的地区，优等种族总是试图消灭劣等种族。由于欧洲人在全球的扩张，这种斗争也遍布整个世界。在热带地区，［自然］条件或许限制了白人统治黑人，但是在其他劣等种族居住的地方，只要白人也适宜居住，白人就会取而代之。人们曾经甚至相信黑人会在美国灭绝，因为他们只能在奴隶制保护下才可以生存，如果置身于公开的竞争中，黑人就会像红色人种一样灭绝。“适者生存”说明所有这些都是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20世纪，纳粹将这种种族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发展到了极点。雅利安人被视为人类的最高类型，注定要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种族则被蔑视为次等的人，只能受到奴役，或者遭到灭绝（e

enbaum，1956；poliakov，1970；mosse，1978）。

虽然达尔文和斯宾塞都相信种族斗争在人类进化中起到过作用，但是那些支持帝国主义政策的人则不赞成在现代社会〖hh〗内〖hss〗发生人与人的竞争。卡尔·皮尔孙虽然也标榜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却公开预言低等种族会灭绝（pearson，1894）。因此他认为，如果国家要想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获胜，就必须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semmel，1960）。这就意味着，国家的主要职责之一，是通过优生学来保持其人民的生物学水平。皮尔孙尤其尤其害怕外国的劣等人迁入到发达国家后会导致人种混合。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身上混有被他们征服者的血统，那么就会消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力量。皮尔孙研究了生活在伦敦贫民窟中的孩子，他试图证明移民比英国本土居民更具先天不足的特点，而且智力更迟钝。美国的移民现象更为严重，正是出于类似的恐惧，确定了优生学运动最普遍的目标。白人社团提醒大家要警惕“低等”的东方和东欧移民迅速增多的前景。在旧金山，成立了排斥亚洲人同盟（《会刊》，19071913），许多独立作家也反复宣扬同一观点（schulz，1908；gran，1918；burr，1922；fairchild，1926；ross，1927）。很多人认为，排斥这些可以繁衍的劣等种类，要比消除白色种族内部有缺陷的人，更加至关重要。他们的运动最后获得成功，1924年通过了《移民限制法案》。

要求限制移民反映出白人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悲观思想。新一代种族主义者并不是把欧洲人当作世界的征服者，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温室里的花朵，不久就可能会被更富生物学意义上生机的种族所粗暴践踏。对于“黄祸”——中国人的快速繁衍——的恐惧表明，他们认识到，事实上，在种族的生存斗争中，白人自诩的文明不会保存很多。目标不再是扩张，而是巩固，以确保当欧洲人在争取到立足点后，不会被其种族的特征所吞噬。这种态度至少从相反的角度认识到达尔文主义的真正含义。在生存斗争中，不可能确定某一类型是“最高等”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绝对统治其他类型。成功属于那些在新环境中最适应和最突出的类型，而且智力可能还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种族优生学的拥护者虽然仍旧确信白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具有优越性，但是他们不得不面生存斗争的严酷性。纳粹可能也有类似的不安全感，他们害怕那些被他们贬低为次等人的种族会给他们背后一击，这样导致的可怕结果是，消灭其他种族的工作不再借助不可信赖的自然，而是借助于国家本身更有效的死亡机器。

这种更加悲观的态度，并没有摧毁一个传统信念，即，从道德的角度看，白种人是人类进化的最高产物。尽管达尔文强调发展是分支过程，不是线性过程，但是绝大多数追随他的人仍旧相信人类的进化是从猿的直线上升过程。从18世纪发展起来，并且到了19世纪早期仍旧流行的一种想法(见第四章；pries，1843)认为，“低等”种族可能属于这个存在链条上的中间阶段。新人类学科学按照自然的等级序列排列从最原始到最文明的社会。巴罗(burrow，1966）提出，早在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出现之前，有一种进化观点就已经流行，按照这种观点，社会沿着等级序列不断进步。社会进化理论还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种族保留着早期的社会形态？正如华莱士和阿盖尔曾表明的那样(见第八章)，没有必要将社会发展与人类天性的生物学改善联系起来。有一种回答认为，贫穷的环境导致在一些种族中人类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种族之间存在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这一流行的信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更有诱惑力的途径。

19世纪晚期提出的宇宙进化体系将生物和社会进步看作同一现象的完整方面。非欧洲社会的在科技方面的落后，显示出他们文化上的劣势，而这一点又可以用来证明其他种族在生物学上的劣等性。因为可以将不同的社会和种族都排列成完美程度不同的线性序列，因此，通过认为文化发展是生物学意义上进步的展示，则自然就将两种序列联系了起来；非欧洲种族还没有发展出使他们自身组织更有效率的相应智力，所以他们仍然停滞在社会发展的较初级水平。可以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低等种族，就等同于白种人在进化历程中途经的早期阶段。白种人之所以进一步发展了，是因为北欧富于挑战性的环境刺激了他们的进化发展。相反，热带那令人虚弱的环境则妨碍了生活在那里的种族进步。这些不幸的人被人们与白种人过去的进化阶段联系了起来，成为在心智和肉体上更贴近猿的活化石。

各个种族在进步的线性等级中占据不同位置的思想，最符合重演论所倡导的进化论形式。拉马克论者尤其认为进化是一个线性过程，并反映在胚胎的定向发育过程中（第九章；gould，1977b）。当达尔文主义在倡导分支进化的概念时，很多新拉马克论者则认为，每一个类群按照线性的图景，向着预定的目标进化；后续的阶段是通过胚胎发育过程添加上去的。据信，不同的现代类型可以占据同一个等级序列中的不同位置。如果应用这种思想来解释人类的起源，那么就可以认为存在过从猿到人类最高级种族的等级；劣等种族滞留在进步的低级阶段。低等种族没有经历过达到最高级形式的所有阶段，未能使其发展的阶段有所增加，直到现在仍然保留着类似孩子(或类似猿)的性状。g·斯坦利·霍尔认为，较低等的种族像是长不大的孩子（muschinske，1977），许多拉马克论者从低等种族的心智和体质中寻找类猿的性状。

这种观点不止限于说明种族问题。意大利人c隆布罗索创建了一门“犯罪人类学”科学，按照这门科学，犯罪类型被视为是退回到进化的较早阶段，原因是由于未能进一步发展（nye，1976）。甚至有人认为，女性尚处在男性发展的较低阶段。但是拉马克论主义的线性进化模式还是在种族领域得到最广泛的应用。美国的一些新拉马克主义者，比如e·d·科普(cope，1887），列举了大量特征，用来说明黑色人种“发展停滞”（jshaller，1975）。德国人海克尔也沿袭了同样的思路（gasman，1971）。海克尔是倡导重演论和线性进化概念的领袖。虽然他利用达尔文主义来说明种族之间的斗争，他还是根据拉马克主义来解释新的种族性状的起源。通过他的著作，从等级序列的角度解释人类的起源慢慢变成了19世纪进化论中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如果说后来的纳粹将其他种族贬斥为次等人有什么生物学理论依据的话，那就是海克尔利用唯心主义改造了的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

图23达尔文和拉马克论点中的种族

图中描绘了不同人种间的两种可能关系，左图相当于达尔文论点，右图相当于拉马克论点。达尔文的进化概念是分支进化：种族间完全不同，不能按彼此亲缘关系的远近划分等级，也不能认为有的种族更接近猿。在另一个体系中，则把最高级人的进化看成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由于获得性遗传而重演在现代胚胎的生长中。该过程象胚胎的发育过程一样，是定向的。因为某些原因，致使有些人类的变异类型不能攀升到接下来的进化阶段，不能赶上进化的步伐，从而滞留于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因此，不存在真正的分支进化，只有一系列平行线，它们代表着远古类型向现代类型的延续，现代的一些种族相当于从猿进化到人这个等级序列中的各种类型。

拉马克主义有能力淡化种族理论中最糟糕的一些方面。一方面，拉马克主义不会动摇欧洲人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它使人感到，其他种族通过教育和条件改善的累计效应，也有希望最终上升到［和白种人］同样的水平。在f·j·特纳有关美国发展的“边疆假说”中，可以看到拉马克主义的这种潜能(coleman，1966）。按照特纳的看法，不管开拓者来自何方，边远地区富于刺激的环境直接影响了开拓者的体质构成，从而产生出更强壮的人类种族。一旦利用同样的原理来说明世界其他地方的种族，就会有人提出，条件改善也会导致类似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进步。因卷入产婆蛙事件而败坏了拉马克主义名声的保罗·卡迈勒的确为人类所有种族的进步提供了希望。然而大多数拉马克主义者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低等种族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了，这些种族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有明显的改进。英国胚胎学家e·w·迈克布利德赞同卡迈勒所倡导的拉马克主义，但是却鼓吹了一种极端形式的优生学，目的是对爱尔兰种族中的“劣等”成员实行绝育（macbride，1924；bowler，1984）。不管拉马克主义者是否对白种人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们还是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局限性的限制，对他们的理论作出另一种解释，否认其他种族的发展也有这样的前景。

种族进化论的破产并不是因为它未能得到科学的证实，而是因为20世纪早期的社会科学反对整个进化观（harris，1968；hach，1973；cravens，1978）。在欧洲，马克斯·韦伯和爱弥尔·杜克海姆首先将每一个社会或文化当作一个功能整体来对待，并认为不能根据任何其他社会的标志来评价它。人们放弃了所有行为一定具有理性基础(或至少具有比较原始社会水平的理性基础)的设想，而根据那样的基础才会将所有社会划分成等级序列，其中欧洲人或美国人位于顶端。弗朗茨·博奥斯及其学生将类似的文化相对主义引入到美国的人类学中。如果社会不能排列成完美程度不同的等级，那么就不存在任何理由认定其他种族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是低等的，不能沿着欧洲人的路线发展。仅仅根据文化力量就可以解释这些差异；而且，正如al克鲁伯在他有关“超生物体”的文章中所宣称的那样(kroeber，1917），这些力量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无关。现代社会科学背弃的不仅是按等级划分种族和文化的做法，而且是用生物进化论来说明文化发展的思想（greenwood，1984）。如果仍旧使用进化的概念，那也意味着文化发展过程无需生物学过程的指导(ingold，1987)。事实上，社会科学对生物学的背弃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以致于当现代生物学家重新站出来打算估价人类行为时，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比如关于社会生物学争论（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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