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大火一案，却也在短期内有利于元首。由于选举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数德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当一队队褐衫党徒将共产党人之竞选宣传路牌拆除并换上他们自己的时，反对者寥寥无几。希特勒并未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党的政治错误，只决定待选举后再议，以免工人阶级之选票落入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纳粹在全国大量散布恐怖消息，说赤色分子在采取严厉措施后必然将国人投入血泊，并号召选民授予国社党统治权。戈林更直言不讳：“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3月3日，即大选前两天，他在法兰克福对一群听众说：“任何官僚机构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我不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务是破坏和消灭。这是一场反对混乱的斗争，我将不动用警察去进行这场斗争。资产阶级的国家可能会这样做。当然，我会最大限度地动用国家权力和警察的，亲爱的共产党人士，所以，千万别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我将领导褐衫党人殊死战斗，我的手，将紧紧卡住你们的喉咙！”

这是直言不讳的供词：在法律外动用残酷的暴力，而这个供词也只有在国会大火后充电的空气中才能作出。纳粹有幸的是，巴本·兴登堡之流，以及工业家们，对这些惊人之词漠然处之，并大力支持希特勒竞选——尽管有时是无声的支持。普鲁士财政大臣对一位奥地利来访者说，只要“讲求实际的、可敬的”诸如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内阁，纳粹便无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尔一类的丑角的激烈言论不得认真相信，原因是，“实际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边”。

工业家们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25名工业家竟承包了大选的费用。在克虏伯·冯·波仑代表工业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后，戈林便提议募捐：“如果诸位相信，在此次选举后10年内，或许在百年内不会再有选举，那末，我们所要求的牺牲便较容易承担。”这个对结束民主程序所作的威胁，银行家沙希特却当作是个保证。他说：“先生们，现在请解囊吧！”工业家们接着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克虏伯代表全鲁尔捐助100万马克（约值25万美元），i·g·法本的代表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

由于有这些钱可供支配，国社党与另外两个联合伙伴，便在全国掀起了大宣传。国社党人的主要演讲都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对没有收音机的人们，他们便在街头和广场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诺和威胁都通过这些喇叭嚎了出去。为证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兴登堡的名字。数月前，就是这些人，曾把这位老头子称作傻瓜；现在，他却成了威力无穷的英勇人物。

由于预见到在取得压倒胜利后政权便能巩固，党员们便热情地投身于这一有政府支持的运动中。冲锋队与党卫军再不致遭警察镇压了。相反，他们把冲锋队和党卫军视为助手，对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所作之过激行为，也视而不见。

在演讲中，希特勒批评反对派没有纲领，自己却又拿不出来。他所要的是4年任期时间，去证明其才干。大选前夕，戈培尔将这天变成了半个假日，称大选日为“民族觉醒日”。看来，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希望，像爱国者一样高举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德国非红则褐，而后者似乎更为悦人。许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后来成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西奥多尔·豪斯，声称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缓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犹太人喷火，讲演4小时竟能不提‘犹太人’一词。”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犹太全国联盟》不但主张元首禁止东部的“犹太小商贩”进入德国，而且还支持他的新政府。

尽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选中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国社党得票只有439％，其盟军也只在国会中给了他微弱的多数。胜利虽然微弱，这却也足以令希特勒伸手向人民要权，重新对未在他统治下的各州实行控制。由于有柏林的支持，巴伐利亚的纳粹便强行摊牌。他们动员了慕尼黑的冲锋队。3月9日中午，在身穿冲锋队制服的罗姆上尉的陪同下，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来到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他们要求赫尔德立刻委任里特·冯·埃普将军为州总督——此人曾在1919年协助粉碎了苏维埃共和国。

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了抗议，但所获答复是，埃普已被任命为总督。他向兴登堡提出抗议。兴登堡的答复表明，老头子是何等无能为力：他要求赫尔德将此后所提的意见直接呈送给希特勒。这样，巴伐利亚便最终合法地落入纳粹之手。

其余各自由州也在同样的程序下——下边进行威胁，由柏林发电干预——也一一先后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趾高气昂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发迹的。这个城市是用1923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血洗礼的。”他向当地党的领导人发出指示，即使要以吸收非党人士参政为代价，也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先生们，你们的任务”，他说，“是艰巨的。但，帝国政权不得再受巴伐利亚的特别运动或分裂分子的骚乱的干扰。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须完成俾斯麦之未竟事业：只有对帝国之利益有用，州才成其为州。”

后来，有人问希特勒，对在1924年审判他时唯一得力的检察官应作何处置。“那时，他虽严厉，但很客观，也很客气”，希特勒说，“让他留在司法部吧。”

许多外国人都错误地相信，希特勒已在全德巩固了？政权。他虽是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但也是逐步才取得政权，且得到了人民的同意。“权威”，他对弗兰克说过，“不外乎是个跳板，从这一步跳到下一步”。由之，向德国社会之各阶层人士作出让步便成了他的警言。出于对霍亨佐仑家族和对兴登堡的尊敬，他选择了波茨坦卫戍区敬堂作为3月21日新国会开典的地点。这个因出了腓特烈·威廉一世而深感荣耀，且有腓特烈大帝的陵墓的古城，也是具有普鲁士的军人传统的。

3月21日，全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那间小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之高大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一手撑着拐杖，另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转过身去，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凯撒的空座致敬——皇亲国戚则站立其后。这位元帅完全支配了站在他身旁的身材较小的希特勒。他身穿礼服，周身不安。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两人对面坐下。兴登堡取出眼镜，开始宣读讲稿。他说，新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既繁杂又困难重重。他号召重新发扬普鲁士旧日纪律严明之爱国精神。

希特勒之演讲，与其说是针对在家中听广播的平民百姓，不如说是针对拥挤在台下的人群。他说，战争是强加在凯撒和德国头上的；他所继承的不外乎是经济衰退和失业。在扼要地阐述了未来的计划后，他转向兴登垦，似乎他还是他的指挥官似的。他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希特勒步至兴登堡的座椅前，弯下腰去紧握他的手。老头子深受感动，缓缓地行至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墓前。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儿子和副官。副官向两墓献了花圈。此时，礼炮齐鸣。

由戈培尔一手导演的庆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军人、容克、君主主义者——均相信，希特勒对兴登堡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的理想的。然而，两天后，他便向客观的观察家表明，对谁他都不奴颜卑膝。场地不同了——这次是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气氛也大大不同：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各走廊上游弋，舞台后边悬挂着一面大卍字旗，用以提醒人们谁才是德国的主人。下午2时5分，国会总裁戈林宣布会议开始。在简短地致词后，他朗诵了《苏醒吧，德国！》一曲的歌词。接着，他便请希特勒谈话。希特勒穿的是褐衫党的朴素的制服。

会场沉静了片刻；接着便是众口一词的喊声“胜利万岁！”喊声连着疯狂的掌声。希特勒通过臂林，大步上台。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他是照本宣科。但是，这份讲稿，若按其措词之谨慎和调子之温和，是很出色的。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这个所谓授权法给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是暂时的。但他把它弄得听起来温和，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品紧急权力。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却又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将这些保证一笔勾消。如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为其自身的原则而斗争。“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这就有劳诸君作决了。”

中间休息时，反对这一措施的敌人动员起来了。会议一恢复，社会民主党领袖便在发自走廊上的褐衫党徒的有节奏的喊声中（“我们要授权法——或放火和屠杀！”）发言，勇敢地提出抗议。虽有巴本的力谏，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忆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馆起义时之情景。他用讽刺加谩骂攻击了社会民主党人。“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徒劳的反叛，而且吓坏了中央党。投票开始了。当戈林宣布选举结果时（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国社党人同时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好像一场足球赛终场前几秒钟他们的队踢进决胜的一球似的。他们伸开双臂，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

“高举旗帜！

紧密地站在一起，

冲锋队员向前挺进，

步伐稳健，平静……”

在几乎未遭反对的情况下，民主便被从德国国会中一笔勾消了。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其它党派将希特勒誓不放弃的权力拱手交给了他。而交给了对他有用的权力，也很少被放弃不用。

中央党领袖收到了兴登堡的来函，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您，总理已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正式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这些话系出自真心诚意，使暂时受到出卖的中央党人恢复了信心。大部分德国人都急于恢复信心，许多人争先恐后加入纳粹党。还有不少人用较隐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务员与官员们（与其它国家的公务员和官员毫无两样）坚守岗位，使政权机器得以顺利转动，好像最保守的党已获胜似的。

国会内所获胜利，使许多原来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业家们公开了身份。钢铁大王克虏伯公开在街头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写给希特勒的贺信中说，他与他的同事们坚信，德国终于取得了“建立稳定的政府的基础”。作为报答，克虏伯被选为德国工业界的沙皇，从而批准了大企业与国家社会主义联姻。

希特勒选择赫加尔玛·沙希特出任帝国银行总裁也非偶然。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协助希特勒与工业界取得联系，与他一样，也憎恨民主和议会主义（希特勒的财政大臣批准了这一人选，因为他认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同时，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适当的谎言家”，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回忆说，“他将真理延伸，直到他认为正确为止”。

在这一选择之前，希特勒曾问沙希特，银行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计划和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沙希特拒绝说出具体数字。但宣布，“将最后一个失业者从街头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钱，帝国银行就能提供多少钱。他取得了这个职位，一上任便发行了“梅福”券——这是由四家军械商联合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属研究有限公司”的简称——由国家负责其债责。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实际上与本票无不同之处，系一种短期借贷，期限可延至5年。沙希特计划之本意是无限地为政府提供贷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规模地武装德国。

愿意为元首效劳的不仅有官员和工业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在为德国的复兴效劳。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诗人勃隆克和宾丁，以及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不管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抛弃其荣誉。那年春初，鲁道夫·宾丁写道：“我们应为祖国服务，没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开学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兴。学院应保护创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数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又几个月后，他向哈罗德·尼科尔逊保证说，德国将一如意大利之所为，“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