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莱茵兰政变后，元首更埋头于对外政策。他置国内问题于不顾，任凭自流，强行让党和国家接受令人不安的现状。他也开始与党内的老同志们疏远，“除非他亲自派人把他们找来，否则他闭门谢客”。狄特里希回忆道：“同时，他也想方设法在他与同僚之间竖立障碍……希特勒已不容忍反对他的主意的任何意见，对怀疑其正确性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能容忍。”

那年夏天，《现代史》的一位撰稿人伊格纳狄乌斯·法依雷前来瓦申弗尔德采访元首时，他发现元首在过去一年中已老了许多。对在维也纳那些日子里的生活，对音乐和绘画，甚至对罗姆集团的情况，他均侃侃而谈；但对其政治前景，他却闭口不提。对上萨尔茨堡的美景，他大加赞赏。这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呼吸、思考和生活……我想起了过去的我，以及我要完成的事业——假如我还有气力的话。要是上帝和运星能伴我至终就好了！”

与他姐姐安吉拉坐在门廊里欣赏萨尔茨堡的美景时，他也表现过同样阴郁的神情。有人曾说，他曾欺骗过邻近的一个农民，以一件家具骗了那人1000马克。对此说法，他也闷闷不乐。“听着，阿道夫，还没有那样糟糕。”安吉拉说：“几十年后，待你成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时，1000马克，或多点儿或少点儿，都会无关紧要的！”希特勒一时不作声，然后一手搂着她的肩膀：“首先，1000马克左右一事，现在却是件事儿；其次，我永远也成不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因为，亲爱的安吉拉，我的时间太少了。”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他们的亲密关系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她越来越不同意他与爱娃·勃劳恩的那种暧昧关系（私下里，她称爱娃为“那头蠢牛”）。但是，她试图让希特勒与其情妇交恶的努力失败了。自爱娃二次自杀以来，他变得更加体贴。不久前，他又在她与妹妹居住地不远处购买了一座舒适的两层楼房，供她居住。三万马克的房钱是霍夫曼支付的。他将房子交给她，表面上是说以此支付姊妹俩为他照的照片。希特勒也常把爱娃带到上萨尔茨堡去。到此时，安吉拉已拒绝与爱娃握手，只冷冷地叫她“小姐”，而不是客气点儿的称呼”亲爱的小姐”。安吉拉常常不在瓦申弗尔德给她留房子。爱娃无奈，只好在普拉特旅馆开房。

到秋天，安吉拉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关系已变得很紧张。她决定辞去其管家的职务。有谣言说，她是因爱娃被希特勒解雇的。但是据家人说，主要争论之点在于安吉拉有再次出嫁的计划。希特勒要安吉拉继续当瓦申弗尔德的女主人，但她坚持不肯，嫁给了设在德累斯顿的“国家建筑协会”的主任马丁·汉密茨希教授。据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说，另一个争端是，安吉拉坚持要公开抛头露面。“她想把自己变成个要员……而希特勒又不能容忍这点。”他母亲的一个亲戚，弗里茨·保利，更令人难堪。他不但娶了一个犹太老婆，而且还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将这件事公诸于世。他将希特勒的家谱印在明信片上，还把他老婆的处女名（罗森绍尔）作为家谱的最后一支，并且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犹太血统的情形。

还有一种谣传，说他虐待自己的妹妹保拉。战后，保拉对此予以否认。当希特勒恶名昭著并传至维也纳时，她改姓乌尔夫。即使如此，她仍被解雇。“我去了慕尼黑，把我生活的困况告诉了我哥哥。他非常谅解我的处境，答应日后的生活完全由他负责。”他每月给她250马克，1938年时增至500马克。之外，每年圣诞节时送她价值3000马克的礼物，还帮她买了一座房子。她偶尔也到上萨尔茨堡去看他，但每次难得住上两个星期。据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因为元首“太忙”，所以才未参加她的婚礼。

这样，爱娃便成了瓦申弗尔德的无可争议的女主人（当时房子正在全面改建）。作为希特勒夏日官邸，瓦申弗尔德必须加以扩建，使之适于举行高级外交谈判。同时，还给爱娃准备了一间卧室，一间梳妆室和一间洗澡房。这些都与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建筑这座显赫的房子（改名为贝格霍夫），以及山边兴建豪华设施的工作，全由马丁·鲍曼承担。对此工程，事无巨细，鲍曼全盘予以过问，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

一次，希特勒在进午餐时，在食物上加了调味品，但不知它是什么。鲍曼立刻离开餐桌，发狂似地往柏林挂电话。数小时后，他向心不在焉的希特勒宣布：“我的元首，调味品的成份如下……”他对下属的态度可就没有如此有趣了。一天，当他向赫斯的私人秘书希尔德加德·法斯口述指示时，竟令她取下眼镜。她提出抗议，他却把眼镜掰成两半，还说：“不戴眼镜，你要漂亮多了！”

鲍曼的飞黄腾达，令其他人慢慢失宠。埃塞尔光荣地被调去当了小官——旅行代理人，罗森堡被推至后台，连汉夫斯坦格尔也遭到冷落。由于汉夫施坦格尔出言不逊，使他在党内受到怀疑，还谣传被列入黑名单。另外，在1936年，由于赫仑纳获准离婚，汉夫施坦格尔与希特勒的最后联系也断了。当希特勒得知离婚消息时，希特勒冲口说道：“哎，我得立刻给她发封电报，祝她好运。”但是，他又改口说，“不行，那样做不行。”他最后说：“汉夫施坦格尔太太是德国少有的真正的贵夫人之一。”每逢她的生日，他继续给她送花。

汉夫施坦格尔将其内心的担忧告诉了埃贡——时年15岁。那年夏天，父子二人在施塔恩贝格湖游览，帆船停于湖心。“孩子，我有话跟你说，要牢牢记住，连一个字都不能忘记。情况不妙。先前，我们全相信运动，对不对？现在，我仍在设法相信它。”他说，他发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情形，希特勒只听信于一帮卑鄙的罪犯和吹牛拍马者。“若按目前的速度下去，我们就要打仗——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仗。这将危及德国和全世界。”目前，国内情况一团糟，因为官员们的办公桌后坐着一群无赖。“上帝知道，我已找过希特勒，要他警惕。”但他就是不听。“只说情况不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知道。如果他知道，就应该拿他负责。”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的宿敌曾试图用侵吞公款的罪名陷害他。“不过，他们失败了，我完全将自己洗涮净尽。但他们仍不甘心，不久我就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迟早他们都会将我清洗掉的。”

儿子也不觉得惊奇，因为他也觉得希特勒变了。他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不立刻逃难。汉夫施坦格尔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曾协助党取得政权，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数次帮助元首脱险。“我们全都有责任。”他说：“基础以及百分之九十五原来的目标都是好的。还有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他们还作好了出逃的计划，暗语是这条船舶的名字。信的开头若用了“也许”那就是令埃贡坐火车去瑞士。他走时不应向任何人说话，连向母亲说话也不准。既然她与他已离婚，埃贡用不着担心母亲会遭到株连。希特勒肯定比先前更喜欢她“要装出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要静静地走开，不要耽搁”。

不到半年，危机便来了。汉夫施坦格尔被令立即飞往西班牙，目的是去保护在西班牙的德国记者的利益。但是，飞机一升空，驾驶员便通知汉夫施坦格尔，他已奉命在巴塞罗纳和马德里之间的“红区”跳伞。汉夫施坦格尔喊道，这是死刑。同情他的驾驶员解释说，命令是在快起飞时由戈林签署的。过了不久，一个发动机突然嘎嘎作响。飞行员便呼叫说，飞机有毛病。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汉夫施坦格尔一眼，补充说，他得找个小机场着陆。着陆后，汉夫施坦格尔便假装要请示柏林。他从电话间出来，对驾驶员说，元首令他赶回乌夫因。他坐上开往慕尼黑的夜班火车，次日一早便换车去苏黎世。在那里，他给儿子发出一封带有隐语的信。埃贡叠了几件衣裳，带着元首的一幅自画像，跳上了前往苏黎世的火车，在车上的厕所里藏了几个小时。午夜前，他便与父亲汇合了。直到不久前，人们一般还相信，飞机事故实际上是个玩笑，目的在于对汉夫施坦格尔进行惩罚，因为他发表过对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军的士气不利的讲话。但是，在汉夫施坦格尔1970年出版的《zwischenweissemundbrawnemhaus》（直译《在白色和褐色的房屋中间》——译著）一书中，作者发表了德国空军将领冯·舒安贝克将军的一封信。该信表明，那次可能真是个暗杀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