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扩展，他的私生活也扩展了。在他周围形成了两个内层——一个是由像戈培尔、戈林、赫斯（及他们的夫人）等组成；另一个则更具有私人性：司机、秘书、仆人、及其他亲近者。最内层包括一名建筑师施佩尔，一名飞机驾驶员波尔。同时也包括一些较年轻的军事副官，例如海军中尉冯·普特卡默，陆军代表尼古拉斯·冯·贝罗等水平不同的人们。有些是属于两个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丁·鲍曼。此人早年就追随赫斯，现在是赫斯驻柏林代表。由于这个缘故，波曼便有机会接近元首，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却与希特勒形影不离，把元首的片言只语都记录在袖口或笔记本里。

希特勒本人则在这两个圈子间来回穿梭，也在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没。他无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经地去完成高级办公室的事务。他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钟才到办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奥托·狄迪里希收集的各报的主要内容浏览一遍，然后匆匆去进午餐。回来后，他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他感兴趣的公务。而把令他厌烦的事务往后拖延至下班后处理。他常与施佩尔和杰斯勒讨论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讨论就是几小时，而他从兴登堡手里沿用下来的国务秘书汉斯·拉姆斯和奥托·梅斯纳则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作出的决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关切。在作出重要决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难让他坐下来看文件。“他认为”，魏德曼写道，“许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们，自然会办好的。这点，他是很少错的。问题仅仅是，这些事情应如何办。在选择来访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羁的。有些官员需要在客厅里等上数天才能见他。但是，若某个旧日老友来访，他便立刻叫他去进午餐，让他在餐桌上把问题提出来。问题常常就在餐桌旁解决。”

希特勒的工作时间表本来就很不规律，但繁忙的国际事务常常又将它打得更乱。这样，他便几乎抽不开身去看他的情妇。阿道夫·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勃劳恩的整个生命，即使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还是帝国元首，他就无法与她结婚。“就我而言，结婚可能会成为我的灾难”，7年后他对内层人士说，“夫妇之间，必然会有误解的时候；当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时间全部给她时，误解便会产生。”女人只为自己的丈夫而活着，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样。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隶，受责任左右。“我会享受不到婚后的快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婚姻之坏处在于它创造出权利。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可将一切都建立在赠予的权利水平上。“当他发现他的两名中年处女秘书约翰娜·乌尔夫和克里斯达·施洛德，把脸孔耷拉下来时，他连忙改口说：“我刚才说的当然只适用于较高级的人物！”

爱娃原是闷闷不乐，但难得前来的情人那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昨天，没想到他来了”，她在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日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

“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3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闲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5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到今晚10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25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3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日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时后，她在日记中最后写了哀怜的几行：

“亲爱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帮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绝望得可怕。也许我的信到得不是时候。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写。

“不管怎样，与其要这样捉摸不定，还不如立刻死了好。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让我今天能与他说话吧！明天就太晚了。”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讲演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东西。他旧日的恐惧又复活了。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菲特烈皇帝三世——死于喉癌。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5月23日，即元首发表重要外交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肉。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府进行的）只用了小量吗啡作镇静剂。即使如此，希特勒却甜睡了14个小时。“我那时很担心”，埃肯后来透露说。手术后，埃肯教授劝他在数天内不要大声说话，将来也不要冲动，“不要大声喊叫……”他承认，曾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但一演讲又全忘了（引自1938年11月14日的《时代》。该报曾报道说，希特勒曾请世界著名的耳鼻喉专家、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冯·纽曼教授检查他的喉头。纽曼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于是遭拒）。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肉”，就是说，是一块良性生长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样会长癌。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话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故。

在感到绝望和被抛其后，爱娃于5月29日凌晨吞下了20粒“瓦诺风”（安眠药）。是她妹妹伊尔塞发现她昏迷不醒的。伊尔塞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接待员，学了一点急救知识。在给姐姐急救后，连忙打电话给她的雇主马丁·马克思医生——她信任他。爱娃的日记是在医生给她治病时被伊尔塞发现的。她决心为姐姐的第二次自杀保守秘密，便把最紧要的几页撕了下来，以免连累马克思医生——他是犹太人。伊尔塞也怕父亲会作出强烈反应，也怕元首会询问他的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所以，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是演戏。毕竟，爱娃只吞服了药性比佛罗拿要轻的安眠药——她明白，姐妹们回家后，总有一个会向她道晚安的。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过度，是吞服安眠药过量的结果。希特勒接受了这种解释（但伊尔塞·勃劳恩至今仍坚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个“偶然事件”也达到了语言未能达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935年8月19日，她与妹妹格里特尔迁进了3间一套的公寓房。该公寓房座落在环境安静的波根豪森住宅区，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遥。房租是由他通过霍夫曼间接付的。他还买了家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时很少在那里。他若是来，也是在邻居们入睡以后。即使如此，他与爱娃的约会也很难保密，因为秘密警察在大楼内外暗中保护。另外，由于喉咙依旧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声清嗓子。在爱娃迁进新居的前夕，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找了个医生，说喉咙里还有东西。他说，有人曾给他送来一束鲜花，接花时指甲里进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他怕咬刺时不慎将它吞了下去。医生没发现什么，只用25％的硝盐银溶液给他洗喉。但希特勒又向冯·埃肯教授表示，他怕里边长癌。医生只好将一系列的标本送给系里的一名同事（埃肯教授称他的病人为阿道夫·米勒）。8月21日，结论下来了：“阿道夫·米勒”没什么可担忧的，那块息肉是良性的。

希特勒的不安轻些了——至少是在目前——但还是抽不出多少时间去看爱娃，因为他又在为1935年在纽伦堡庆祝党的生日作准备。另外，他之深夜私访爱娃又引出不少谣言，有可能在政治上给他带来麻烦。爱娃新近得到的自由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她父亲为此暧昧关系，即使是与德国的国家元首，而感到丢脸。9月7日，弗里茨·勃劳恩鼓足勇气致函希特勒，要求他让爱娃回到“家庭的怀抱”。勃劳恩很谨慎，叫霍夫曼将信亲自交给元首。但这位摄影师更加谨慎：他把信交给了爱娃。她撕毁了信，但有意给父亲这个印象：元首读过这封信，但不屑于回答。勃劳恩太太瞒着丈夫，也写过一封类似的信，直接寄给了希特勒。这封信压根儿就未获答复。

希特勒在纽伦堡的主要演说是在9月11日作的。它原是呼吁要发展文化，却发展成对犹太人的另一次攻击。他攻击说，犹太人从未产生过，也永远不会产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艺术。但攻击是如此之温和，以致使外国观察家怀疑，他的反犹纲领，如同他对各大国保证的那样，是否真的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西方越来越激烈的抵制德货运动使他深信，将几乎刚好16年前他宣布要采取的某些法律措施付诸实施的时刻已经到了。9月13日，他下令在24小时内拟就一项法律，叫《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

被分配承担这一任务的人们刚草就一份禁止犹太人与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婚外***的法令，希特勒又派人送来了新的命令，要他们起草《帝国公民法》。苦恼的作者们很快便把纸用完了，只好将就着使用旧的菜单。直到9月15日凌晨2时30分，众人才一致同意，只有具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人才能当公民。

其它条款未发生争执。于是，次日上午9时，希特勒便在纽伦堡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实际上是对犹太人有利。这可能“为德国人与犹太人建立可容忍的关系铺平道路”这些温和的言辞后边立刻出现了威胁性的语言：“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实现，犹太人在国内外的煽风点火得以继续，那么，我们的这种立场就得重新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