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9月29日，元首在慕尼黑与边界之间迎接墨索里尼。此举不独是给予一个盟友的礼遇，而且还使希特勒有机会将事态的最新情况告诉墨索里尼。当两个独裁者乘坐元首的专列开往巴伐利亚的首府时，希特勒透露说，“‘西壁’一旦竣工，他就用不着害怕来自那里的攻击了。假若英法两国真的笨到发动突然袭击的地步，那么，敌人还来不及动员战争便会结束。”“我没有必要去动员。德国陆军严阵以待，只消请求行动，我的目标便能实现。”

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另外两名成员是乘飞机前往的。张伯伦离开赫斯顿时，天下起了小雨。他对记者们说：“小时候，我常常说，‘第一次若不成功，那就努力，再努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所为。待我回来时，我希望我能够说，正如霍斯帕在‘亨利四世’中说过的那样，‘冲破艰难险阻’我们摘下了这朵鲜花——安全！”

法国总理在“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的喊声中，在勒布盖机场登上了飞机。飞机是在浓雾中起飞的。上午11时15分，这架双引擎飞机在慕尼黑机场降落了。弗朗斯瓦·本塞是看着达拉第走下飞机的。他发现，达拉第双眉紧锁，眼角的皱纹既多又深。他离开时，城里既紧张又可怕。但是，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德国人竟兴高采烈。他们用热情的欢呼声迎接他，好像他是个英雄似的。

张伯伦是在午前数分钟着陆的。在前往里奇纳宫旅馆途中，他也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在旅馆里仅留数分钟后，他坐上敞篷汽车前往新近落成的元首大楼——会议将在那里举行。这座元首大楼系国家社会主义党围绕科尼希广场而建的大楼群之一，用巨石砌成，建筑紧凑，中央厅宽广异常，高65英尺，宽100英尺。大厅里有两座壮观的石阶，通向会议室。

张伯伦及其两名同事，身穿黑色制服，首先来到会议室。

接着前来的是墨索里尼——他抬头挺胸，步履轻快，无拘无束，好像他是主人似的。最后抵达的是元首。他的目光严厉而奇特，使达拉第感受不浅。会议参与者及其助手们座位设在小餐厅内的长台上，他们彼此互相打量，客气但冷冷地握着手。希特勒极力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在眉宇之间却现出关切，因为客人们大都不讲德语，他不能与他们自由交谈。

拘谨地进完自助餐后，希特勒领着众人进了一间四方形的房子——鸟瞰着科尼希广场。房子很是壮观，四周的墙壁用皮革覆盖，还有不少花草和各种画。墙上还有个大理石砌成的壁炉，壁炉上方悬挂着仑巴赫画的巨幅俾斯麦画像。

由于准备工作极差，且又没组织好，会议一开始便混乱不堪，且越开越糊涂。会议既无主席又无日程，也没有大家同意的程序，完全成了各有关人士间的自由交谈。一次，在关于就苏台德地区的财产向捷克人提供赔偿的问题上，张伯伦表示关切而且喋喋不休。这令希特勒坐立不安。他喊道：“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消费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墨索里尼就如何解决苏台德问题提出了一份书面提案，使会议稍稍有了点儿程序（这份提案实际上是德国人起草的，但墨索里尼将它作为自己的提案提出来）。那时已是下午3时了，会议体会进午餐。午餐后，会议开得更加混乱，简直是乱七八糟。经常三四个人同时发言，使施密特无法进行工作。

他坚持，发言者应在会议发言译文宣读后才进行。在外边透过玻璃门看热闹的人们看来，他活像是个正在纠正混乱的课堂秩序的小学校长。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外人也纷纷闯进会议室。戈林、弗朗斯瓦·本塞、汉德逊、阿托利科、威兹萨克等人，带着书记、秘书和随从，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他们一进来便围绕主要与会者而坐，而主要与会者则在大壁炉前形成一半圆圈而坐，这样一来，整个会场看上去就像高筹码赌注就要揭晓时的赌场一样。

会议已由墨索里尼主持了。墨索里尼能操四种语言，其余三位会议参与者只能讲各自的语言。他的英语讲得十分吃力，法语讲得像意大利语，德语是否能让人听懂还是个问题，他仍像个首席翻译，像个无秩序的合唱队的指挥——唯我独尊但和气可爱，他用德语向希特勒提问，将回答的要点而不是原话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转告给英法两国代表团。“那天我很开心”，他后来对党卫队上尉多尔曼（他带他前来当译员）说，“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不是集中在达拉第先生或张伯伦先生身上。这真是个值得凯撒出席的场合。你记得不记得？”

快到傍晚时，室内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后来，英国终于端出了一份提案。除苏台德公民投票以及要为捷克的新边境提供国际保证等条件外，其余全被接受。在讨论——冗长但并不特别刻薄——抵达高潮时，多尔曼被召了出去，有位罩着面纱的神秘女人求见。在哨兵室，他发现此人原来是阿托利科大使的夫人。她要求让希特勒先生“立刻毫无延误”地将会议进行情况告诉她。因为她曾在罗列托的香客教堂向圣母玛丽亚许过愿：若会议开得成功、世界和平得以维护，她会携一支金色的大蜡烛回来。她的火车还有半小时就要开了。

多尔曼说，此事他不能去问希特勒，问问墨索里尼或齐亚诺还马马虎虎。问他们可不行；她叫他去问无事不晓的希姆莱。

多尔曼无计可施，只好去找帝国元首。“起初，他觉得惊奇，一想又觉得好笑。他授权我宣布，和平已有保证。”

协议看来可以签订了。但仍有若干点需要澄清。那时已是晚上8点了，希特勒已不耐烦了。他原已准备好了酒席以庆祝会议结束；此时饭菜已凉了。他建议休会，先去赴宴，因为讨论还可能再拖上几个小时。英法两国代表以要向政府打电话为由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施密特却觉得，他们无心思出席宴会。“和平是取得了，但名声却遭到重大损失。”英方代表匆匆返回“里吉纳”饭店，法国代表则赶回“四季”旅馆——回去后，他们让人将饭菜送至房间。与此同时，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则在元首大楼用香槟酒和各种佳肴欢庆胜利。

当代表回去和他们的顾问们在壁炉前坐下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他们重又将协议作了广泛的修改。由于拖拖拉拉，一直到深夜后才达成协议。“实际上，这早已成定局”，戈林后来对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说，“无论是张伯伦还是达拉第，他们谁都无意为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而作出任何牺牲或去冒险。这对我是清楚不过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在3小时内便决定了。他们后来喋喋不休地争吵的是‘保证’这个字眼。

张伯伦关注两方；达拉第则对事事都不加注意，他就这样坐着。”（戈林滑了下去，半躺半卧地坐着，脸上还作出厌烦的表情。）“他只不时点头称是，事事都没有一星半点儿反对意见。希特勒竟如此轻易地左右了这件事，这今我惊奇不已。毕竟，他们也很清楚，斯科达公司等，在苏台德开有兵工厂，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受我们摆布……当他建议将苏台德界外的某些军备在占领苏台德后立即搬迁进去时，我原以为会大吵特吵的——但是没有，连斜着看一眼也没有。我们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可说是如愿以偿了，而且是这样得到的。”（他爽快地弹了一下指头。）

凌晨1时30分，一份众人皆可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张红木台上——靠近做工考究的大墨水池。条约规定，从10月1日起，苏台德的撤退工作将分四阶段完成。协议还规定建立国际委员会，以决定在何区举行公民投票，以及最终划定疆界。

希特勒显得心满意足。由于第一个签字的是他，他发现那个大墨水池是干的，便忙令取个新的来代替。最迟来的是他，但第一个走的也是他。“希特勒眼中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大步走下元首大楼的宽阔的石阶”。此情此景，令记者威廉·希拉印象尤深。

张伯伦和达拉第又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离开。他们的责任是相当痛苦的：要把捷克的命运通知捷克人——捷克的两名代表整天在焦急地等待着。凌晨2时15分，他们被带至张伯伦的旅馆房内。这两名代表在听候宣判时，室内的气氛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张伯伦长篇大论，如此这般讲了一通，达拉第便把一份协议书递给捷克人——此时，张伯伦开始打哈欠了。一个捷克人哭了。“相信我好了”，弗朗斯瓦·本塞告慰他说，“这些都不是最终的。它不过是一个刚开场的故事的一刹那，而这个故事也必将将此旧事重提。”

达拉第一觉醒来，听见旅馆外欢声四起，简直令人神魂颠倒。他们又唱又跳，高呼“亲爱的小达拉第”快出来——达拉第无奈，只好步出房门，到阳台上与众人相见。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达拉第乘敞篷车前往希特勒寓所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街上，他又受到了慕尼黑市民的欢呼。英国首相此次德国之行还担负着一项重大使命。他已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希望希特勒能在此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远远超过了在元首大楼签署的文件的意义——它表明，两国决心永不再交战。“如果他签字”，吃早餐时，他对议会秘书说，“并遵守之，这很好；如他出尔反尔，那就能说服美国人，使美国人相信他是什么人。”

希特勒一听完这份备忘录的译文，便连声称“行！行！行！”两人未费多少口舌便在上边签了字。张伯伦将一正文交给希特勒，另一份则由自己保存——他坚信，希特勒也与自己一样热心。然而，施密特觉得，对于措辞他虽同意了，但有点勉强；他之所以签字，仅是要使张伯伦高兴。希特勒似乎要散布互相矛盾的印象。他私下高兴地对男仆说，首相如此老迈年高，还专程前来看他。“我给他的东西够多的了。他不会很快又再来”。然而，一会儿后，他又对陆军副官格尔哈德·恩格尔少将说，“他喜欢这位老人，希望能继续与他谈判。”希特勒向恩格尔保证，他自己“并不想采取有潜在危险的任何步骤。首先得消化已得成果。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是不会跑掉的”。

张伯伦的座机于清晨5时38分在赫斯顿着陆。他站在机舱门口，带着微笑，挥动着他与希特勒签署的文件。“我将它搞到了！”他对哈利法克斯喊道，“我将它搞到了！”群众的欢呼声仍在耳旁吼叫，他便当众宣读了英王写给他的信，要他“立刻赶至白金汉宫，以便令我本人有机会对您的慕尼黑之行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从机场至宫中的途中，他受到盛大欢迎——给予英雄的欢迎，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一封私函中，他曾描述道，街道上“从头至尾都站满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高声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跳上汽车的踏板，捶打着玻璃，把手伸进车内与我握手”。整个英国似乎都要向他祝贺并感谢他。“没有一个从沙场得胜回朝的征服者”，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曾获得更荣耀的桂冠。”

在唐宁街10号前，他被人群包围了。人们尖声欢呼，不愿散开。张伯伦无奈，只好走至一敞开的窗户前。欢呼之声越来越大，最终成了“他是个大好人”的喊声。他站在窗前，满面红光。这扇窗户恰好是1878年迪斯勒里从柏林会议回国后宣布“光荣的和平”时所站立过的窗户。他说：“在我国的历史上，这是光荣的和平。两次从德国回到唐宁街，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数周来的危机终告结束。英国除少数人外，均兴高采烈。

然而，在新总理詹·西洛维将军上任并通过电台宣布由于他们已遭抛弃、孤立无援，本届政府被迫接受慕尼黑的命令时，布拉格并未举行庆祝。他说，这是“领土之减少与国家之死亡”之间所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