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希特勒大失所望，1936年仍给他带来巨大成功。据他对戈林夫人说，这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真正使他愉快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个圣诞节。”尽管他害着严重的胃病，且又失眠和患着湿疹，他们过得很愉快。12月25日，通过霍夫曼即那个摄影师的介绍，他挑选了一个医生作为自己的贴身医生。医生叫德奥·莫雷尔，是位皮肤病专家，在柏林库尔费尔斯坦达姆大街开业，生意兴隆。他的病人多系电影界和戏剧界的知名人士。他又黑又胖，长着一副圆脸，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手又粗又大，毛茸茸的，指甲常常纳垢。在施治时，他有时也粗枝大叶。有人说，他曾用一块刚擦完桌子的绷带包扎病人的胳膊；不经消毒便用同一针头给两个病人注射。

德国的医生很多，希特勒为何单挑选了他，其原因也许是莫雷尔太太与爱娃·勃劳恩之间的友谊之故。自退伍以来，希特勒脱掉所有衣服进行体格检查，这还是首次。希特勒之上腹痛，莫雷尔诊断结果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给他开了“母达弗罗”和“加勒斯托尔”两药。希特勒还身患meeorism，不停地放屁。由于他吃素，病情逐渐加剧。莫雷尔医生下的药是科氏去毒丸。这种药丸含番木鳖碱，但莫雷尔医生并不明白它含这种成份，竟让希特勒每餐吃2至4片。此外，莫雷尔还让他大量服用维他命，也常常将它与葡萄糖混合进行静脉注射，以增强希特勒的体力。

国内最有威望的两名专家，一是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格洛维茨医生，一是柏林慈善医院的贝格曼医生兼教授，均未能治愈希特勒之胃痉挛和痛得他无法穿靴子的湿疹。然而，莫雷尔医生却保证在一年内治好这两种病。只一个多月时间，他便给他治好了。于是，希特勒便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位医生创造了奇迹，挽救了他的生命。“格格维茨和贝格曼二人都让我挨饿，只许我喝茶和吃饼干……我的身体虚弱到连案头工作都不能支持。后来，莫雷尔来了，使我的身体复了原”他将身体的康复完全归功于莫雷尔，连牙床情况的改善也是注射母达弗罗所致，而不是他的牙医雨果·布拉希克的处方——勤刷勤按摩——使然。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议会发表演说，纪念他就任总理四周年。他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他重申了他的神圣的职责：“今天，本人必须感谢上苍。是上苍的恩典才使我一个战时的无名小卒，得以成功地为我们的荣誉和国家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是一起许诺而不是威胁的演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次吹嘘却也有些现实基础。在执政的头四年里，希特勒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与罗斯福一样，他也为收入较低的人们增加利益铺平了道路；与罗斯福一样，他凭直觉得出结论，那些被传统理论搞得六神无主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衰退知之甚少。因此，两位领导人均藐视传统，大力发展生产和减少失业。（“希特勒还预见到了现代的经济政策”，1973年，经济学家j·肯尼斯·加尔布莱斯评论说，“……他认识到，只有同时控制工资和价格，迅速地实现充分就业才有可能。一个受经济恐惧压制的国家，会响应希特勒的号召，一如美国人之响应罗斯福，这是不足为奇的。”或许，他并不懂多少经济，不知自己之所为。“但是，在经济方面，如你走上了正道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才是了不起的。”）希特勒还建起了高速公路网，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平时可将全国联成一体，战时有助于全国动员。为了使普通人能“用轮子走路”，他发展了“人民车”。此车坚固耐用，价格便宜，一般人均买得起。他要费尔迪南·波尔希设计一种四座、每40英里耗油一加仑、发动机用空气冷却、冬天不致上冻的小车。他还为未来的其他革新作了设想。在大城市内，必须建造自动化的地下停车场、众多的自由贸易中心、公园、绿化区，以及严格控制污染。出于他个人对清洁的关注（也许与害怕长癌有关），对污染问题尤其令他关心；他鼓励工业界作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气体。在鲁尔盆地，有些工厂已安装了消除污染的设施；凡新建造的工厂，必须配有防止水源遭污染的装置。

他对城市规划的兴趣甚至延伸至小镇和乡村。他对亲信们说过，最主要的是空间（另一个关切之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在制订规划时，考虑到了空间问题，这令我高兴。只有这样，我们才毋需兴建更多的、几乎是房上建房的、拥挤不堪的市镇，如同我们在茨维考和格尔申基尔申等地看到的那样。如果我被发配到这样一个毫无美感的市镇，我将大失所望，将失去快乐，如同我被我的祖国发配出来一样。所以，我已下定决心，使哪怕是最简陋的市镇都要多少有点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镇的舒适水平。”

青年的福利及对青年的培养也享有优先权。教育制度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高中便专修自然科学，非古典课程与人文主义大学预科课程同等重要。由于相当重视体育，重视种族生物学的必修课程，以及重视德国历史和文学，有些课程，例如古代语言和科学，便受到影响。“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形成性格，”有个纳粹教育家写道，“我们并不想把几童教育成小学究……所以我说，‘让我们少十磅知识，多十卡路里性格吧！’”

伴随锤炼性格过程的是将希特勒半神化。在进午餐前，科隆的孩子们必须背诵这段祈祷词：

元首，我的元首，

上帝赐与我的元首，

保护我吧，只要我还活着！

您救德国于水火；

感谢您呀，我日日能有面包。

长日佑我，万勿将我抛弃呀，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

万岁，我的元首！

英国大使菲？斯向伦敦报告说：“……德国的小学生，在智育和体育方面正在得到精心培育以保卫德国……不过，本人深怕，如果本届或尔后任何一届德国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保卫德国，他们将适合并准备在外国领土上前进或牺牲。”这个征兆是从“少年训练”开始的——即为“希特勒青年团”作准备，对10至14岁的少年所作的训练。“‘少年训练’是新近得到的、永恒的、无情的真理的一个因素”，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作者写道，“对我们说来，服从一道命令或一道指示是最神圣的职责。这是因为，每道命令均发自负责人，而那位负责人正是我们所信任的元首……所以，德国的父老兄弟们，我们是你们的先锋。我们这些德国青年的领导者，将你们的儿女进行训练和教育，将他们塑造成善于行动、善于取得胜利的人们。我们让他们进了严格的学校，锻炼他们的铁拳，提高他们的勇气，培养他们的信心——对德国的信心。”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后，每个男孩子都有一把刻有“鲜血和荣誉”字样的匕首。他还被告知说，现在，他不但穿上了褐衣，而且要用武力保护它。“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不久前，逃往英国的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说，“我们比任何一个非军人优越，如果他们敢于装腔作势，我们便可毒打他们。”

1933年前，“希特勒青年团”的目的不外乎是将各阶层的青年团结起来，用宣传和说服的办法，一方面让他们与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决裂；另方面向他们灌输为权力而斗争的思想。后来，它的任务却成了让他们练好体魄，接受政治教育，训练他们为元首和民族效劳。然而，与民众的信念相反，他们并未进行军训。据希拉希的副官哈特曼·罗特巴舍说，“制服嘛，则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成立前青年组织的服装，不仅在德国有，而且在其它国家也有。”

为了在思想上和体格上让全民为未来作好准备，希特勒在四年内把全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连外国人对此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比大英帝国之婴儿死亡率还低”。希特勒当政后，曾七次出访德国的英国国会议员阿诺尔德·威尔逊爵士写道，“肺结核和其它疾病大大减少。审判罪犯的法庭从未如此闲过，监狱也从未如此空过。看到德国青年如此健壮，这确是件快事。连最穷苦的人们的衣着也有改善；他们的笑脸证明，他们的心情也愉快多了。”

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窗户多了，拥挤程度减小，洗手间也有改进。在“美化每个地方”的口号下，所有办公室和工作室都保持整齐清洁。花草多了，使劳动者能欣赏自己的环境。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幻影。工人们从未享受过这样的特权。罗伯特·雷伊的“劳工阵线”倡议“欢喜出力量”计划，还为工人们听音乐会、上剧院观赏表演、参观展览、跳舞、看电影和参加成人班学习提供津贴。最富有革命性的创举要算是旅游津贴。现在，连最卑贱的劳工及其妻儿子女，均可坐上豪华的旅游船，欢度梦想不到的假日。

“工人们看到，我们是真心诚意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雷伊说：“他们看到，派出去当德国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知识阶层’，而是他们自己，我们向世界显示的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人们还建造了许多不分等级的船只，雇主和白领们与工人们享受同等待遇，希特勒1月30日在议会演说中说：“德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且产生了效果。这些效果是最高意义上的民主——如果民主有任何意义的话。”希特勒这番话的意思，正是这种社会民主的精神。

希特勒致力于团结各阶层的人们——犹太人当然不属此列。他的这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既不排斥富翁，也不排斥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切莫以为自己是教育或资本的某种享受者，切勿以为自己已被马克思的财产观念与工人们分离”。他对一采访者说过，“资产阶级必须像工人一样，适应社会之福利。”在实践中，这种观念使工人们觉得荣耀，强调了希特勒之社会平等的理论。公共媒介宣传他是个建筑工人、画家和学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普通人，他吃的饭菜也很简单。他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名誉学位。在工厂里向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他总是使用昵称“我们”，向他们吹嘘说，他也是个没有地产、没有股票的人——但他却没提到，《我的奋斗》一书已使他成为百万富翁。

甚至在武装力量中，这种平等的精神也可感觉出来。在常备军中，官兵之间的同志之情比先前要强烈得多；党卫军成了民主的典范。在这里，官阶之间的差别已不复存在，有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兄弟手足之情——这是大多数英美军官无法接受的。最能表现平等主义的是“青年劳动服务”——凡17至25岁的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和祖国”劳动服务一段时间，或当农民，或当劳工。这种做法原是要减少失业，但却远远超过了罗斯福搞的目的相似的“民众维持兵团”，成了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劳工营的墙壁上，常常挂着旗帜、元首和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以及诸如“德国需要你，你需要德国”、“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足道”、“劳动服务是德国青年的光荣职责”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在某劳工营中，美国来访者g·s·科克斯发现了两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其一，是希特勒语录：“犹太人并非德国人，只是商人，不是公民，而是根除者”；？二，与之并排者，系康德语录：“勇于使用理智”。科克斯发现，受锻炼者的情绪很高。“他们身体健壮，丰衣足食——这是其中某些人多年来未享受过的奢华生活。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无时间评头论足。”

希特勒在任的头四年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许是他统一了全国。外交官乔治·肯南警告他的一个上司说，希特勒并未使时光倒转。“德国统一了，完全是如此。在这方面，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之未竟事业，在凡尔赛得到了完成。现在，希特勒正将特殊主义残余及阶级差别连根铲除。鼓吹希特勒是用将一切降低至最低标准以完成这一切之说，是不存在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德国的统一是事实。希特勒可能下台，但团结却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阻止外来干涉之举也将存在——必须存在。嫉妒、不稳定、自卑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欧洲的贪欲——这些都是大多数德国人真正共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研究德国问题的客观的观察家能抹煞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劳工虽然丧失了工会，资方也丧失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权利。事实上，每个人都丧失了权利和自由，国家得到的是平等和繁荣。然而，为希特勒之纲领所付出的代价却不限于公民自由的丧失：他虽然用独创的方式使国家摆脱了经济衰退和结束了失业，但是，由于他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重新武装，这便将潜在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强加在德国头上。沙希特这个聪明人物曾使出全身解数，反对希特勒和军方为使德国经济独立所作的努力。首先，他否决了战争部和lg法本生产人造橡胶的计划。接着，他又拒绝了勃洛姆堡关于增加燃料油生产的要求，因为他生怕此举会打破和平时期国民经济之平衡。但是，到1936年初，沙希特的影响已逐渐消失。平时，希特勒已下令将陆军扩大至36个师，国民经济被弄得失调。基本原因有两个：进口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九，而出口价格却下降了百分之九；由于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德国农业无力满足本国的需要。原料库存正在减少，市场上已出现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短缺的情况。由于俄国对这两种商品的出口进行封锁，罗马尼亚又索价甚高，此危机便进一步加剧。供取暖、照明、润滑用的燃料之供应，以及柴油的供应，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国之生产又无能给予取代。

就是这种紧急情况，促使希特勒于1936年中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实行战时经济的计划。他之解决燃料油库危机的答案，多年后，在美国被采用了——自给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国现存的版图内，是无法生产足够的原料以达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坚持应尽力而为。他坚持说，只要德国向东扩展，绝对自足是可能达到的。他置沙希特之意见予不顾，要求提高合成橡胶、铁矿砂、油脂、纺织品和轻五金产品的产量，并要求在一年半内解决燃料危机。

专家们一再警告，若执行这一计划，生产成本将昂贵异常。他将此当作耳边风。对他之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产的主张，工业界怨声四起，但他充耳不闻。相反，他用国家将进行干预对大企业进行反击——假如他们敢于不参与为实现自足而进行斗争的话。他宣布，“财政与经济，以及所有理论，都是为人民之自立之斗争服务的。”对希特勒而言，这不过是个意志力的问题。他要求实行“可与军事和政治动员相比”的经济动员。只要陆军在四年内可供作战，如何将经济动员起来，这他是不管的。

这就是他1936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宣布的四年计划。大会结束后一月，他挑选了戈林去主管这一计划。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选中，只有一名是老党员，所有高级职务均由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担任。这就意味着，除了只忠于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纳粹党已被排斥在为国民经济生活制订决策的范围外。

在一起号召全国动员的演讲中，戈林宣布，工人和农民必须全力生产，发明家必须随时任由国家支配，商人不能“考虑利润，只能为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德国经济着想。”他用一代人以后由一位美国总统会加以解释的语言，请求德国全体民众为国家服务。“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自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够为共同努力之成功贡献些什么。”

两个月后，希特勒亲自向一群工业界要员发出强烈呼吁，要他们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说：“戈林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具有坚强的决心，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人物。”在同一次会议上，戈林对工业家们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廉价生产，而是必须生产。外汇是如何挣得的，这他一点儿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获成功的人才会受到起诉。

“我不得不谴责这些经济上的胡作非为”，沙希特写道，“同时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对法律尽量公开地进行肆意嘲弄的行径。”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在一起演说中，是这样讲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产之说。假如我在某块土地上播种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末，在经济上，这是难以想象的胡闹。”这是一位失宠官员的战争宣言。不到数月，沙希特被迫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为，竭力贯彻元首将国民经济变成为重新武装——和为战争服务的彻头彻尾的工具的计划。

假如希特勒死于1937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际——尽管碰上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毫无疑问。他将被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写进德国史册。在全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他觉得罗斯福令人生厌）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乔治·萧伯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辩护。他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令他的“费边学社”（系一主张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之学术团体，1884年创立于英国——译注）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激烈反对，言辞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来。另一名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海汀。他写道，希特勒具有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热情、远大的政治目光、准确无误的卓识远见，“他真正关心他的同胞们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且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辩护，另方面又反对其严厉的措施。他说，只要你公正地调查一下停战以来犹太人的行径，你就会明白德国人为何讨厌犹太人。“哪里通过了失败主义和奴颜卑膝的政策，那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犹太人无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肯定是犹太人。这是一条规律。”他对希特勒之成就的总结可说是出自戈培尔的手笔，“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将他的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自豪、守纪律而又有权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类尊敬。”

希特勒不仅鼓舞了作为个人的外国人，而且还作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的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即所谓的黑衣党。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与迪阿娜·密特福特举行婚礼后举办的午餐招待会。在法国——在那里，反犹主义长期以来就是民族主义、忠君主义，有时还是天主教主义的一个方面——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国行动会”也繁衍起来，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响颇大。此外，在法国还有弗朗斯瓦·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老牌极右分子组织“铁十字架”，以至五六个诸如此类的组织。虽然实践中的法西斯主义令这些非因循守旧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发表的言论和所取得的成就却将他们动员了起来。他们反对自由国家，反对民主和议会政体。

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我们的运动”，多年后他评论说，“是长枪会性质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在他看来，君王主义是对时弊的一个反动；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义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渎职、动摇以及——这是最重要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现在，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年后，一会员说，“但在那时，它是振兴中国的极先进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标，很明显，是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义是濒临灭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蓝衣社的刊物《社会新闻》在一章　社论中写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争之精神外，别无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为。”

蒋介石也同样满腔热情。“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他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厌恶民主，却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则（“数十年来，吾人对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却一无所得”）。“法西斯主义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个月后，蒋介石告诫其党的头目们说，“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领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伟人，定能作全体党员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党员当需牺牲一切，直接为领袖和党效力，此也即为社会、民族和革命效劳。从吾人参加此革命党之日期，吾人已将自己之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献给此党及其领袖……为此，吾人才得以被谓为真正法西斯主义者。”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着心怀不满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而且也吸引着那些心怀好意、忧国忧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吸引过去——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之牌号不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内）都一致相信，勿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他们相信，达此目标，任何方式均属正义，无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