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落脚的地方，叫三畲庄。起始，我们都认为是“三余庄”。殊不知一个字之差，差之千里。“余”者下脚料之含义也，一上些被社会抛进垃圾箱的渣子，正好与“三余”吻合。一曰：人民花名册中之余；二曰：革命知识分子之余；三曰：团河农场之余。前“两余”比较容易解释，后“一余”则是我们来团河农场之后的感受——因为我们地处农场的最北端，与劳改队距离较远，有编外“独立大队”之感。

后来，当我们知道了畲字非余之后，昔日曾在美国哥伦比亚留过学、在老右中年龄较大的刘祖慰，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畲”者在汉语中，是指耕种了两年以上的土地。这是命运的契合，因为我们是从荒芜的地方，到好地方来了。

他的话说出了同类们的心声，几乎没有一个人对这个劳改环境表示出相反的意见。三畲庄身边就是凤河，站在凤河的大堤上，可以俯视河对岸的团河宫——这是刚刚抵达这个新驿站后，有人偷愉溜出监舍观景，回来报告的消息。我们所住的监舍，是青砖和红砖砌成的一个刀形的院落，刀把部分为第一小队，其他三个小队则围住在四合院内。周围不见岗楼不说，连劳改队监号周围必不可缺的壕沟和铁丝网都不存在。惟一有点刺激神经的是，在我们的后院干部办公室、负责我们改造工作的董指导员——董维森，以及队长高元松手中，经常拉着一条狼犬。这两位劳改干部，都有着一点知识分子气质和区别于茶淀劳改干部粗鲁作风的和蔼，但那条狼犬，仍然引起我们本能的条件反射。之所以如此，从各个劳改驿站，汇集到这儿来的老右，不仅仅只有我们来自茶淀的群落，还有来自东北白城子等地的零散老右。尽管来自不同地点，但对“专政”之畏惧，已经渗入血液。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居住地，原本是农场武警训练警犬的驻地，那条狼大是一条淘汰下来的不咬人的狗，纯属“聋子耳朵——摆设”而已。

它是狗群中淘汰出局的狗，我们是淘汰出局的人——出于这种精神上的认知，那条狗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

以严谨的历史眸光，回视那一段岁月，十分细致的影像虽然已显得模糊，但那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像的主要脉络，却有着永不褪色的清晰。首先，1957年的“台风”席卷中国的东、西、南、北、中的时候，是不分花卉和树木的品种的。汇集在三畲庄的“另册公民”，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以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居多，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几乎都有人“入瓮”。其中理工科、文史科、外语系学生占的比例最大。如在1957年曾被毛泽东点了名的北大学生谭天荣；被陈毅比喻为“忘了本的刘介梅”的北航学生周大觉；清华化学系高才生陆浩青；以及北大数学系，化学系尖子生杨路、郑光第；北京工业学院的孙本桥、张永贤、哈长林等。外语系学生大都是学俄语的，英语的高级人才除了前面提到的刘祖慰之外，还有在新华社工作的翻译人员杜友良和刘乃元；以及原北洋大学机电系的韩大钧，他们在英语翻译方面文笔十分流畅。

我之所以把上述几个理工科学生，说成是高才生，不是根据他们的学习成绩——在这方面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根据在三畲庄的观察：他们在抵达三畲庄之后不久，就背对背地下开了“盲棋”，如果没有高智商和超人的记忆力，是无法进行这种“楚河汉界”之战的。因为双方每一个棋子的移位，不仅要烂熟于胸，而且对战场全局，也要有精细的运筹和谋算——而这一切都是在背对棋盘的情况下进行，其才智之高可想而知。

其他成员，多来自中央各大部委以及北京市属各个单位。有一些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如来自苏北解放区、后又入朝进行战地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戴煌（他来得较晚，是个体被送进三畲庄的）；有1947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还有来自政法干校的老党员邓成……在这批“老资格”之外，便是一批专业人才了，电影《智取华山》导演巴鸿；被打入吴祖光“二流堂”反党小集团的青年剧作家杜高；中国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徐公瑾；小时候曾经当过乞丐——后来成为民俗漫画家的赵华川；中央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郭东海……可以这么说，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原本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业务骨干。

来到三畲庄的另一种类型，则多为机关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了。出于多种原因，他们在1957年“中箭落马”。据我所知，其中因具有独立思考精神，而对时代提出质疑的固然不乏其人；但许多的同类是浑浑噩噩地折进大墙中来的，今天听起来如听童话。因为初到三畲庄，劳改队休息两天，在洗衣服的自来水池旁边，与新结织的同类们相互谈起过彼此的“原罪”。一个姓刘的教师（事隔三十多年，我只记起他叫大刘）告诉我一个笑话：他所在的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因为有颈椎病，在鸣放时期看大字报时，因颈椎疼痛头部不得不上下蠕动，因而便有了同情右派言论的罪名。

反右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动员他交代问题。这位老师是个老实已交的人，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反右负责人说：

“看攻击党的大字报，你为什么表示赞成？”

这位老师说：“我在鸣放会上，没有发过言。”

“还看你什么发言，你已经用行动表态了。”

这位老师面红耳赤地回忆了老半天，也没能想起自己有什么反动言行。

“你为什么看大字报时，不断点头？”反右负责人说，“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你的行动本身，已经证明你也是个右派。”

“我的颈椎有病……”这位老师怯懦地解释着。

“你不要装老实。你是狼，不是羊。一般右派用言论反党，你用行动反党，说明你更阴险。”那位反右负责人说，“反革命从　善于伪装，不然就没有办成反革命事情的法宝了。该怎么对你下结论呢，你是教师队伍中披着羊皮的狼。”

这位老师只好去医院找那位骨科大夫，请求他给出具一张病历证明。都怨这位老师太不了解世俗之恶，他本来只要病历就行了；而这个不识时务的教书匠，竟然在索求病历时，告诉了他来索求病历是为了证明他不是右派。在当时风声鹤唳、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年代，那位医生出于自保（他也是被反右火力侦察的对象之一），竟然泯灭医生的职业天良，拒出证明。

结果，这位老师的命运十分悲惨。批斗会后，他得了精神分裂症，跳护城河自杀了。我过去虽然也听到过老右中的奇奇怪怪的案例，但是像无任何言论的“点头右派”，我还是第一次耳闻。初到三畲庄，就从新结织的同类中听到这样令人感伤的往事，我不禁为之心灵颤栗。其实这也只是这位新相识对我倾吐的旧事的一半，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半，是在晾晒衣服之后，我和他坐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他才对我倾吐的。他说他读过我写的，愿意向我抖落一下他的心事。

“我的那位又呆又傻的同事，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类型；对他来说，反右这一关他属于在劫难逃。”他说，“我可就不同了，我只是对另一位平日比较要好的老师，为那位老实巴交的倒霉蛋的命运，说了两句伤心的话，又难过地摇了摇头。其实那个时候反右高潮已经过去了，各个单位正在扫尾。可是和我咬耳朵的那位老师，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状态，是想入党？还是想当教务主任？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向上反映说我对处理那个傻瓜同事，表示感叹并摇头不止……于是我们学校又出了我这么一个‘摇头右派’。”

一个“点头右派”，一个“摇头右派”。这两个右派案例，虽然显得有些荒诞，却有着十分丰富的时代内涵。那个因颈椎病而倒了霉的教师，是时代牺牲品的一种类型，但是一个知识分子，何以会痴呆到那种地步？医生开过的处方，是有存根的。当然不排除那位医生为了自保，而毁掉它的可能，但据刘君说，那位教师并没有与厄运抗争，就进了1957年的“垃圾箱”了。此时这冤魂，已然化作为天地间的一缕游丝，不知飘落到茫茫天宇的哪个“星座”中去了——我想他该归属于“屈原”星座吧！因为最后他的表态是：我服从反右领导小组的正确决定。

至于刘君这位“摇头右派”，之所以到劳改队里来，完全是咎由自取。本来在反右扫尾的期间内，多冒出一个阶级敌人来，只是增加一个战利品就是了。但是刘君体躯内，没有“点头右派”的痴愚，他先打了告密的“朋友”一记耳光，然后索性破釜沉舟，指出了“点头右派”是一出荒唐的滑稽戏。准也没有料到，第一出滑稽戏引出了第二出滑稽戏：学校拉出了“点头右派”对“摇头右派”进行了批判。

“哎！该怎么对你说呢？”刘君说，“我满以为他会和我一个立场，说实话，讲实情；可是我估计错了，他却反过头来批判开我的立场来了。”

我问：“当时他是不是已经精神分裂了？”

“没有。”刘君说，“当时他是想在最后赎罪。”

我们久久相对无言，好像成了一对儿哑巴。

“你说，是我这个‘摇头右派’可怜？还是那个‘点头右派’可怜？”他脸上闪过一丝苦笑。我想了半天，没能回答出他的提问。那个年代形形色色的政治代数题，实在乱如一团麻丝；刘君的提问，在政治代数题之外，还掺杂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古老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在反右压力下人性的变态等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实在是一道难以解开的人学方程式。因而，我含糊其辞地说：“到这儿来的同类，本身或许都有可怜之处；不过，时代正在纠偏，不然你我怎么会相识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写出来‘点头’和‘摇头’的往事来的。”

“你真那么认为？”

“这次老右集中在皇城郊区，但愿是一个喜兆。”

刘君是东北人，性格中不乏豪爽的一面。他对我的回答，似乎不太满意；又因为我们是初识，不好太伤彼此的面子，便从墙根的阳光下站了起来：“我没有你那么乐观，所以夜里只做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