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河农场的日历牌中，没有比这一段日子，更具有英雄主义色彩了。

在凤河边上浪漫了不久，我们便开始了一项名叫“人工湖工程”的艰辛劳动。那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

那里远离团河宫，而在总场场部的一侧。死了诗情的风景线，同类们又回到了过去的日子。开挖人工湖动员会上的报告很简单：团河是个经常接待外国人参观的模范监狱（南区皆为犯人），为美化环境之需，要开挖一个开阔的人工湖，把挖湖的土，堆成一座山——有山有水，将为农场增光增色。当然，这里边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让右派们在艰苦的劳动中脱胎换骨。中队长高元松是个讲话简短的人，没有虚词废话。

在我的记忆中，这项工程是在我担任第四小队队长之后的一、两天内开始的。由于我们要到离开三畲庄很远的地方去挖冻土，因而每天要带上锹镐等许多工具，列队前往工地。也正因为路远，中午不能回来吃饭，伙房要把饭菜送往工地——在露大的冬日荒原上吃午餐，十分艰苦。此外，同类们需要把一筐筐挖出的稀泥，运往几十米之外的地方堆积成山，这之间的距离，足以使懦夫怯步。

在80年代的一年夏天，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来我家做客时，曾敏感地看见我的双肩失平。我向她简单他讲述了当年挖人工湖时的状况，我常用左肩，所以左肩比右肩高出来一块肉疙瘩。山崎丰于是个直性子的老太太，她用手扒开我的衣领，站在我的面前，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突然之间，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我则没有任何感伤之情，因为若论肩上的磨难与负重，我可能还比不上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挑夫——我想，她的眼泪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流，是为中国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而流淌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留下双肩失衡症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们像是一匹匹苦驼，只知道拼命地劳作。

我这个小队长的差事，本来可以不参加劳动的。但是受一种使命感的支配，我从不借此逃避劳动——正好相反，哪儿活累我往哪儿跑。记得有一次，四个小队举行抬土的擂台比武，当时土山已堆到几十米高，比赛的项目是看谁能抬土最重，而且要不歇脚地。一口气把泥筐抬到山的最高峰。我自告奋勇充当了这个角色，与我同抬一筐重约五百多斤泥土的人名叫王玉珊，是来自北师大的大力士。泥山的路滑滑的，我们仍蹒跚着艰难地向上迈着双脚，走着走着，只听得叭地一声巨响，我们肩上的硬木扁担，被压成了两截。

土山上下，响起一片欢呼声。

我和王玉珊双双跌倒在了泥山上。

参加开湖造山劳动的只有我们清一色的老右还有在工地巡视的高元松队长。高元松这个人有个特点，无论天气多么冷，他总是不戴帽子，寸头下的那双耳朵，被冬天的刀子风割得通红通红。就在我和王玉珊压断了扁担的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一个避风向阳的角落，先让我披上棉衣（我当时只穿着一件单背心），然后提示我说：

“中队派你当小队长，不是让你玩命的。你的工作任务是关注你活段的全局。”

我说：“劳动已成为我的本能，我没有浮肿病，有力气干活。”

“董指导员对我说了你的情况，中队是有意识地让你脱产。你明白吗？”

“我……我……我不能不干活。今后我更注意全局就是了。”

“你听清楚，今后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他说，“万一扭伤了腰腿，你老母亲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她会在夜里做恶梦的。”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开了。

他的最后这句话，使我牢记了半生。因而在1990年的冬天，我重访团河农场时，特意提出要见见高元松。场长把他找了来，我们坐在一起叙旧。他老了，我也老了，惟一没有老的，是团河农场上空的那一轮骄阳。我们去了当年挖湖造山的老地方，山没有了，水也寻觅不到（原来是准备引进凤河水来造湖的），眼前只有一个大大的圆土坑，它的四周是一堆堆的乱土。

可是这儿曾留下我的多少记忆？我和我的同类们又在这儿流下过多少汗水？我印象中最为深刻的，连浮肿号都主动要求上阵参与挖湖造山——我的学长赵岳，永远吃不饱的徐继和，还有相当数量的饥饿后遗症患者，都到“桃花源”中来修建梦中的“伊甸园”，希望通过艰苦的劳动，有一个好的表现——因为此时正是我们这个受难群落的多梦季节。

记得，徐继和在那段日子里，还演出过震动了所有同类的一幕戏剧。有一天，他实在感到肚饥难耐，去伙房偷吃了一些白面馒头还嫌不够，他居然敢到干部办公室，去吃董指导员桌子上的葡萄。他偷吃完了之后，还在董的桌子上，留下这样一张纸条：我又犯了错误，把您的葡萄给吃了。我自知这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我无法管住我这张嘴。您批我斗我我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是知识分子留在那个年代的真实印迹。这个十分奇特的事例，虽然在同类中引起了不小的非议，但是董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过于认真。在例行的小队长会议上，他说：“徐继和是二小队的，王贵峰你应对他进行批评。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没了自尊自爱——他一来到这儿，我已经对他说过这一点了，在垃圾堆上捡烟屁股抽，这不像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过了不久，在工地上吃中午饭的时候，徐继和又当众出过一次洋相：他与同类打赌，说他的肚子是无底洞——就像人工湖的坑，有多少馒头他都能揣下去。同类中不缺喜欢逗乐的人，便想办法给他节约下十几个馒头，看这个大肚汉的表演。最后馒头倒是吃光了，但是肚子却胀得解不开裤腰带了。没有办法，几个同类还要帮他去解腰带——因为他急于要去大便。此事，引得同类们大笑不止。成了徐继和留在人工湖的一则《笑林广记》。

此事，也传进董的耳朵，但董对这件事没有过问。我想，一定是董对饥饿后遗症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有了对徐继和的这种宽容。按说，当时的粮食定量是不少了。在劳动工地上，中午每个人四个馒头一碗菜，可是仍然有人觉得填不饱肚皮。与我一个小队的刘士康、郭锷权，几乎每天都要从我手里要走一个馒头，我实在不知他们的肠胃与我的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每天都要挥动锹镐，与他们耗费着同样的热能。

有一次，在工地休息的时候，我和学长赵岳坐在了一块儿。我要他为我解疑，他说他饿怕了，便有了这种精神上的遗留。在茶淀农场时，他见过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有一个浮肿号去见上帝了，当时他们分场仅有的那口活棺木不够运死人用的，便临时打了一口薄木棺材。正当同号们为他钉棺木的钉子时，分场场长走了过来，他打开棺木的上盖，有意无意地摸了摸死者的脑袋，发现他还有体温。他又把耳朵伸到死者的鼻翼之下听了听，发现死者恢复了呼吸。场长马上命令把人抬出来，结果这个已然进了阎王殿的囚号，又活了过来。赵岳与他在大炕上为邻，每天看他摆弄他那被钉棺木的钉子钉破的衣裳，并说要一辈子保存下来，当作死亡纪念品。赵岳被他的死而后生吓怕了。本来他的肚子就空，加上那纪念品每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便有了见东西就往嘴里塞的习惯。

听赵岳一说，我似乎对徐继和与他的行为有了一点儿理性的认知——他们像是得了某一种疾病似的，看见食物就会产生不可抗拒的条件反射。但是他们也来工地挖湖造山了，其体力和精神的付出，都要比正常的人多。特别是徐继和，说他身体缺少热能吧，可是他在严冬时节，专爱赤臂裸胸地大干——这至少说明他尽管染上饥饿的神经质，心里也还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有个良好的表现，以达到早日离开这里的目的。

从严冬到开春，我们的汗水洒在了人工湖，其中还包括一批浮肿号的忘我劳动。当我38年后去寻找它的身影时，它己化为乌有。只有那荒芜的废墟中，还残留着我们当年的劳动印迹。我不无感伤地在那儿站了很久很久。令人欣慰的是，在那向阳的土坡中间，我看见有草芽从废墟的缝隙中钻出来——它挺像当时的我们。

在这段日子里，好像只留下巴鸿（北影导演）一个人在三畲庄，他的任务是打扫卫生。这不是他不愿意去人工湖轰轰烈烈一番——他从东北劳改农场来到这几时，一只手的五个指骨，已然抽缩成了伸不直的鸡爪一般。当然还有伙房的一些同类，因为人总要吃饭，少不了炊事人员。究竟准干上了这份美差，我已记不清了——直到80年代，我的《德意志思考》在华侨出版社出版时，该社总编李是同志打来电话，和我来了一个黑色幽默：“过去我给你掌勺烧菜，今天我给你出版作品——老伙计，我当年是给你做饭吃的伙夫！”经他提示，我才记起这个瘦高瘦高的同类——他当年充当的角色，是人工湖的后勤。

这个时期，董指导员向我询问过谭天荣和周大觉的表现。对于这些事情，并没有因年代久远而忘却。我谈及谭时，说到他体质很瘦弱，但在人工湖的劳动中，总是找重活干，表现是很出色的；至于周大觉，是个不善言谈的老实人，他总是像牛一样埋头劳动。为了言出有据，我还提出高元松队长每天去工地，可以证明我的汇报绝非虚言。我想：如果高层的头头们，以他俩为尺子丈量全体老右表现的话，我无愧于同类，更无愧于良心。这是回眸挖湖造山之尾，不能遗落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