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

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己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死在了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险箱。，，

“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开着小窗口的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式，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老太大，此时若同一只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大概是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

“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但是却比那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那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来也要做母亲——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诱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不仅仅为我自己的母亲悲哀——而是为全中国的母亲们感到悲哀了。

回到农场，我浑身大汗淋漓。空着肚子到桃园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陆丰年君匆匆过来找我，他说：“恐怕杨家要受我的牵连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我自己的坟头都哭不过来，我们的家属怕是没有例外。”

“这是什么世道！我感到有点对不住人家了。”

“问题决定于杨春英，她的态度怎么样？”我自身虽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类的命运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爱我，不会发生什么变故。”陆丰年说，“可是她还上有父母哩，我总不能不考虑人家的生存呀！”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拿不出一条好的生活方程式来。不仅我拿不出来，就是孙悟空在世，他的分身术恐怕也会在这乱世中失灵。

“前两大听人说，场里从大西北来了一些人，想动员我们到那儿去支边。你听说了没有？”陆说，“据说，到了那儿，可以完全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

这事情我是早有耳闻了，但我根本没有动心。道理十分简单，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还留在茶淀的张沪，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没有这些骨肉相连的因素在内，我可能愿意做一朵四海云游的蒲公英——我与陆丰年的情况不同，想法自然不尽一样；我是宁可在北京当“二劳改”，也不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当什么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区犯人和北区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农工”，停产开会。那天早上起来，地处农工大队队部的广场上，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响。这个有线的广播喇叭，过去每天广播的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天早上，我们正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态地播放开了《我们新疆好地方》这支歌，这说明大西北来招募农工的工作，将于今天开始。

那大的会议开得十分隆重。场里的头头们几乎都出现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外，有几个身着绿色军衣、但是不配戴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陌生人，同时就座于场长身边。会议开门见山，号召有志于开拓边疆的男儿，去支援边疆建设。其条件是在农场表现优秀的农工，经过自愿申请和场部审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边疆。凡是被批准的农工，到了那儿一律改变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开大会，下午开小会——各个班组分头开会讨论，递交报名名单。

在我的记忆中，当大会散会之前，就有了上台发言表态的积极分子，除了一两个解禁的刑事罪犯之外，当场表态愿意去支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对刑事犯中的表态者，我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态的人，我则比较了解——他们几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类。我想，他们之所以自愿去支边，一是对祖国的热情，还没有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二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尽可能逃离得远一些；三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脚下，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许远走高飞是最好的选择。

当天下午，在我们的班组会上，首先表态的是陆丰年君。他有着十分好的口才，洋洋洒洒他说了许多革命的壮烈言词——但是能知他内心世界的非我莫属，他是急于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才有了这一番壮怀激烈的；他是因为十分珍惜他的蜜窝窝，并千方百计想保护好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风雨飘摇的爱巢，才有了并非他完全情愿的申请——用远离开爱巢来表示一个人对爱巢之不舍，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我当时就为我的这位朋友，而感到了无限的忧伤。

散会之后，我特意把他找到监舍后边的一个无人的角落，对他进行了一次规劝。我说：“天下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党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边疆不可能改为一加一等于二，或者一减一等于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运吧，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杨家的一片真情。”他说，“我这个牵连因素不在了，红卫兵也许不会再找杨家的麻烦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虑过你走了以后，你和杨春英的感情问题……”

“她不会变心。”

“如果受形势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将怎么办？”

“你不是听见我常常唱的那支歌吗，‘若有知心人，尽管嫁给他。’人的命运谁也无法预测，但愿老天有眼，能够成全我和她。当然，我去了那儿以后，经济上要勒紧自己的腰带，给她按月寄点钱来；一年总还要争取探亲一趟——那大西北来的人，不是说了么，到了那儿各种待遇，都要比这儿强上一点！”

我觉得丰年君去意已定，再说什么都属于多余。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谈心只好到此为止。当天晚上，我记得还有班里的其他同类，也曾对他的这个决定，提出过疑虑，但是丰年像当年吃“五毒”那么果敢——他递上了支边的申请书。由于一大批“二劳改”即将奔赴边疆，那几天我们在桃园干活时闲谈，无一例外地围绕这个话题。到了8月17日的上午，杨春英第一次在桃园露面——她是为陆丰年来送行的，下午4点各队去边疆的人，将在这里集中登车，奔往北京火车站。支边的火车终点站，为新疆的吐鲁番。

杨春英所以来到桃园，不外是找个幽静的地方与陆告别。本来陆是在监号里准备行囊的，但是准备远行的人大多，与其在那儿告别，还不如到“桃花源”来话别。记忆中，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天气，我们正在水泵旁边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谁先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便一个个躲到水泵房的后边，忙着擦身穿衣。因为还没轮到我洗，我有机会看见陆和杨来桃园时的形象：陆还是那一身农装，用不着多费笔墨，但是杨当天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极深。她虽然并非红卫兵，不知是否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绿色衣裤。与其时代保护色极不协调的是，她的胳膊弯里，挎着一个蓝花花的小包裹，当时墨镜也被划入“四旧”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镜遮眼，因而外露着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尽管如此，她的身材之窈窕，肤色之白嫩，仍然让男儿国里的“亚当”们吃惊。

陆君向准备收工去喂肚子的我们，介绍了杨以后，便对桃园看守武芳说道：

“要借你这间看守房用一下喽，我们保险丢不了桃子。”

还用说吗，我们都知道这种话别的含义。武芳用水泵刚刚抽上来的冷水，为他和她洗了几个最大的蜜桃，递到他俩的手里：“我们没有别的为你们饯行，送这桃子也正合适——祝你们永远心心相连。”

杨春英眼圈顿时红了，低下头来。陆君丰年强作笑颜，连声对同班的成员，表示即将离别前的谢意。我没有多说什么——尽管我当过他和她之间的红娘，但我内心充满着的是一种悲凉的心绪。再过几个小时，她的他就要走了，谁能预卜他和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待等我们下午出工来到桃园，他和她与我们握手告别时，我握着陆君的手说：

“真诚地祝愿你好梦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咙，眼泪却滴落下来。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因为我们有劳动任务在身，不能前往送行（这一别就是13年，当1979年他平反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时，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愤地告诉我，他不该头脑发热去往边陲。他的爱巢早在前几年已然自焚——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去了那儿，而改变任何东西。待他归来时，他曾去杨家看望已然与他分手的爱人——她在中苏友好医院外边给医院看自行车。悲乎）。

当天下午4点，我的同类中，与陆丰年同时奔赴新疆的人，有几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各大学、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于立仁、卓景星、刘士康、郭愕权、哈长林、吴怀祖……后来在1970年，被枪决于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其中的孙本桥和王同竹，也是随着这次列车，去往边疆的——属于老革命身份的很少，似乎只有原中国青年报的陈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也浑浑噩噩地登上了这次北行的列车（后来他发现受了欺骗，到了那儿并没有改变政治身份，曾从边疆逃往内地，被捕后被吊在树上毒打，后文另有叙述）。

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维森把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

“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冲击？”

我说：“是，我母亲脖子上挂起了‘反革命家属’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问我：“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

我告诉他没有，但是还有亲戚。他这才告诉我，当地派出所，有电话打过来，革命群众要求迁返我母亲还乡。面对这么大的一场群众运动，董尽管很惜才，也无良策可寻。我很快答应去办这件事，并把事情做好。他叮咛我说：“回家之后，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当前的形势，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对你和你母亲都没任何好处——走一步是一步吧，什么事都要往远处看。你下午就回家处理这件事去吧！”

母亲被挂上大大的木牌，原来并不是终点——我走出办公室时，心都要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