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却对我的另一部分同类的追踪报导——因为他们是50年代受难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更大的牺牲品。在时代的祭坛上，他们比留在团河农场的我们，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挂列车，还没有开到吐鲁番车站的时候，已然有人跳车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属流氓。小偷之类。老右们是安分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桃花源”步人苦寂荒凉的沙漠而改变初衷——道理十分简单，他们是为改变自身的政治面目而来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时的承诺，给予他们一点政治上的温暖，他们会拿出全部的力量，成为屯垦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他们不仅能武，而且能文——来自北京各大学院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包括一部分家在北京的），几乎都登上了那挂北行的列车。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现场，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陈野，我和他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走？”

“在这儿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

“去了那儿，你就能保证身份会有变化吗？”我说，“你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你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妈的，我就再信这一次吧！那儿比这儿艰苦，也许能从艰苦中获得一点回报。”他说，“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脚下都乱成了这个样子，走这一点儿眼不见为净。只当是人生的又一次赌博，如果发现受骗上当，我腿下还长着两只脚，去当流浪汉么！”

他就这么走了。在此之前，他也和我一样曾经有过梦幻，他是以老党员、老记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中国青年报》大门的。报社头头，曾答应他等环境再宽松一点时，调他回来先当纸库的管理员，然后看形势发展再另行安排。但是越来越紧的政治空气，把他这一点点希望化为泡影，他心灰意冷之后，便有了远走高飞的念头。

到了边疆不久，他就发现原来允诺的条件，没有兑现任何一条——同类们每天在沙漠中修公路，于是怨言四起。特别是随着“文革”武斗的升级，那里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戏开锣，老右重新成为射击的靶牌。加上当时一些同类与非同类，在1967年春天，逃离开沙漠的人越来越多——陈野便滋生了逃离无边无际大沙漠的念头。

1968年的8月1日，他所在的劳改中队全体整体。陈野借口前一天把铁锹丢在了工地上，他要去工地把铁锹找回来。管理他的队长姓金，觉得平日埋头干活的陈野，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对他开了绿灯。他顺利地通过了警卫的岗哨之后，便匆匆奔向了他藏衣服的地方（前一天他已经把衣服藏在了工地上），他埋起了换下来的衣裳，穿上新衣就朝叶城方向跑去。叶城即古代的碎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落生的地方——他不敢走公路，也不敢坐长途汽车。天黑了在维吾尔族老乡家中借宿了一夜，人家不知道他是个边陲劳改队中的逃犯，还给了他两条羊腿吃。第二天早晨3点，他就不辞而别上路了。

当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对不起这家维吾尔老乡；但是一个逃犯，无法对人家解释清楚，他只好在临行时，对着那间少数民族土房，鞠了三个大躬。之后，他不敢在原地久留，惶惶不安地踏上行程。他沿着沙丘小路，步行了约有一百多华里，才到了叶城。他摸摸衣袋，里面的二百多元钱和百十斤粮票还在（这是他积累下来，准备外逃时用的），便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他原计划是一路南行的，但是汽车站有红卫兵盘查，他只好在叶城的三条小街上转来转去。头一夜，他是在麦秸垛里度过的；第二天，他还是没能登上汽车，新疆夜里很凉，他想找一个暖和一点儿的地方过夜。就在他踯躅于一家茶馆旁边时，叶城的警察见他行迹可疑，把他叫到派出所，对他进行了审问。

陈野最初告诉警察，他是四川来的记者——因为他有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采访。”

“采访什么地方？”

陈野胡乱说了一个地方的名称——他来新疆一年多，知道一些新疆的情况。

“有记者证吗？拿出来！”

陈野本想不亮自己的原来身份，但是此时他已无法从这儿脱身，他在无奈之际，只好把昔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证，当作护身符咒，递给了警察。如果他事先不说是四川来的记者，这张护身符咒，还可能起一点作用——尽管那是50年代发的，外壳已然破旧；但是上面印有报社公章，那位边疆警察可能把他一放了事。可是他偏偏说他是四川来的记者，与记者证单位相异——他被带到了收容所。

当天晚上，对他的问讯升级了：“我们问过《中国青年报》了，没有你这么个人。”

陈野想了想，如果他们真的问过北京，那方面不可能回答没有陈野这么一个人；北京只能回答，他是个右派。因而他壮着胆子反问说：“你把电话记录拿给我看看。”

“我们给你的四川老家打过电话了，也没你这么一个人。”

陈野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审讯方便，而对他进行的欺诈。便胆子大了起来：“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儿？你们根本没有打过电话。”

当夜审讯，到此结束。

之后，他被闲置于收容所，每天吃着收容所里的窝头，喝着收容所的菜汤。这几天是他最难过的日子，因为他在无事可干的日子里，忽然想起再过上多半个月，就是他在上海参加地下党21周年纪念日了——那时候，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人，抓到就要枪决；自己当年没有被敌人抓住，而今却在这边陲收容所里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自欺欺人地编织谎言，以求自保……陈野到底何罪之有？！

有一天，那位审讯他的警察又来到了拘留室，跟随他来的还有一个《新疆日报》驻本地区的记者。无能的警察不再开口，而是让那个记者对他提问：

“你说说看，《人民日报》第一任社长是谁？”

“范长江。”

“新华社的第一任负责人呢？”

“吴冷西。”

这位记者又问了他一些有关新闻工作的问题，陈野对答如流。在没有破绽可寻的情况下，那位代审的记者只好告诉那位警察，他是一个真记者。审讯草草收兵，可是并没有把他放出收容所。陈野这时才意识到，在这混乱的年月，各地都在忙着武斗，这么一个非常容易查清的问题，硬是查不清楚——这倒也好，他反而有希望被放出去了。但是他一天一天地等，一直等了46天（他是在收容所里度过他的入党21周年纪念日的），终于等来了结果——这个结果不是喜剧，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又一个悲剧的开端。

非常不幸，劳改队里的又一个名叫奇行忠的逃号，被抓进来了。虽然没有与陈野关在同一个号房，但是陈野隔着窗子看见了他。警察对他不像对待陈野那么文明，第一次审讯，就对他进行了拳打脚踢，这个逃号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跪在地上自供出他的劳改身份。这已使陈野心中七上八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劳改队的干部到收容所来领奇行忠时，提出要到各号房里看看，有没有别的逃号被这里收容——因为自“文革”开始之后，逃号的人数与日俱增。

陈野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他与那个新逃号，同时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返回劳改队的解放牌大卡车。当卡车穿行在劳改工地时，同类中的于立仁、刘士康、哈长林、张逢甲……无不对他投以忧心的目光。陈野则朝他们笑笑，他已经作好挨整的准备，一切听天由命了。

他被掷进了禁闭室。

当天夜里，一个蒙面大汉走了进来（那是不露面孔的警卫），先用绳子捆住他，然后把他吊在了房梁上。对他施刑的刑具，是皮鞭和木棍，那蒙面人一边抽打，一边狠狠地骂着：

“右派反革命，我叫你跑——”

“你跑到天边去，我们也能把你抓回来！”

骂声与棍棒声交织，不一会儿陈野的裤子就被打烂了。

因为在叶城收容所，陈野得了肠炎；几棍子下去，稀屎汤子就从肛门中喷了出来。

这一下，更招起了那个打手的火气，一会儿用鞭子抽，一会儿用木棍打——直到把陈野穿的那条屎裤衩也打烂了，才把他从木梁上放下来。此时的陈野，已然浑身赤裸——加上屎汤流了两腿，禁闭室充满了血腥和屎臭味。

已然陷入昏迷状态的陈野，躺在地上听见了几声训令：

“别躺在地上装死，起来收拾卫生！”

“穿上长裤，别露着你的***！”

“发晕当不了死，你听见没有？”

门响了——打手走了出去。

陈野在地上躺了一夜，第二天对他的肉体折磨还在继续。他拖着血迹斑斑的身子，收拾完了屎臭以后，队长把他叫出禁闭室，让他承受另一种酷刑：在撤满了新疆沙漠骆驼刺的地上，队长责令他赤着双脚一边在骆驼刺上转圈，一边捧读《毛主席语录）。陪同他的是与他一起被抓回来的奇行忠——奇不是右派反革命，走三圈；陈野是地地道道的“敌矛”，在骆驼刺上走五圈。五圈走了下来，陈野两脚被扎得失去了知觉，不要说劳动，连路都走不了了——所以把他送进严班后，他首先干的就是在血肉模糊的双脚上挑刺——他自己无法看到自己的脚心，也是因逃跑而被关在严管班的同类王继祖、周世资，便为他细心地拔出脚上的毛刺。然后，陈野与王继祖（平反后回到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工作）和周世资（平反后回了武汉），一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说——抛开个人遭遇不谈，国家也被这祸国殃民的“文革”，拖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陈野的态度最为激烈，他说他准备在严管班呆下去了，一直呆到“文革”法西斯死亡为止。

到了1969年初，王继祖和周世资先后离开了严管班，空荡荡的地窝子（严管班设在地窝子里），只剩下陈野一个人了，他拒不回队。不过这些日子，他也没有闲着——先后有27个外调组的外调人员，来到这儿找他调查原上海地下党同志的情况，陈野在这段时间内，一共写了二百多份外调材料——证明张三不是叛徒，证明李四在对敌斗争中十分坚定。这些材料完全可反证陈野是个好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却在地窝子中被关了两年零十五天。

面对黑暗，他已经准备“把牢底坐穿”了。其间，发生过这么一件令同类难忘的事：有一大，一个来自上海的姓范的成员，被关进严管班，仅仅因为他那天听见吹哨，起炕晚了一点点儿，先是罚他跪在地上，后又不给他饭吃。陈野见他实在可怜，便端过去一碗水，给他解渴。管理他们的人员，上去就给范一枪托，同时骂道：“我日你妈——”

陈野被激起了火性，反骂那个管理人员道：“他妈在上海，你怎么骂人家老人呢！谁给你骂人的权力？”

“我还打你这个反革命呢！”说着，照着陈野腿上就是两枪托。

十分凑巧，正逢当时有来自上海外调的工作人员来找陈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出于公心，外调人员当场对这种野蛮的打人行为，表示了有限度的不满。当外调人员走了以后，陈野可就倒了大霉。他们捆起他的手反吊在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直打了40分钟，直到打人的人累了，才罢了手。在此其问，陈野反背着的手，被勒得紫青紫青；他的身子随着皮鞭的节奏，像钟摆一样在树上摆来摆去。

“我打死你这个反革命！”

“你打我已经证明你比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坏不少了。”陈野不屈地喊道，“你要是打死我，更证明你是与共产党为敌到底的坏蛋了！”

“你还嘴硬？”叭叭又是几鞭子。

陈野被放下来的时候，已经成了血人。管理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属于革命行为，待陈野醒来之后，让他在地窝子中写认罪书，并引用了红宝书中“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让他承认为姓范送去的那碗水，是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问题。陈野声言，我不离开地窝子了，除非打人者向他认错——就这样，陈野成了“死不悔改的‘花岗岩’”，当然也就真成了在地窝子里生活的野人。直到后来，劳改队强行用车把他拉了出来——那时，他已然皮包骨头，像一具出土的木乃伊。

他和他的同类，去新疆是自愿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怕艰苦，说得形象一点，就像是过去卖故衣的小贩们唱的绕口令：

这个由我的卖

三年也穿不坏

它经湿又经晒

它经蹬又经踹

陈野与他的同类，不是畏惧大沙漠的艰辛而逃跑的——他和王继祖、周世资以及孙本桥、王同竹（后两者和陆鲁山、姚祖彝同时被枪决于南京），何以来而复去？怕是政治上的重压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生命负荷。特别是像陈野这样的老革命，他出逃的内涵十分丰富。平反之后，他来北京看我，讲起这一段往事时，仍然对他离开“桃花源”无怨无悔——他惟一憎恨的是那血腥的“文革”暗夜。他认为“文革”之所以来势汹汹，都是出自于党内“左”祸根深蒂固。一线萤火，便燃起了熊熊烈焰，致使许多开国将帅死于自己的屠刀之下。

陈野的感悟是深刻而理性的——因为他的生命，也险些埋在大西北的沙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