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沾了“红军后代”的光，“四清”工作队撤离后，我被选为公社“贫协”主席、县“贫协”委员、省“贫协”代表。不久接到中央文件，公社以上的单位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根正苗红”的我担任了七里塘公社“文革”主任。

荒诞的年代无奇不有，中共党史上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可是，翻遍《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找不到“中共文革小组”这个机构。

上行下效，我这个公社“革委会”主任，也凌驾于公社两委（党委、管委）之上。连党章都未学过的我，却能在全体党员会上传达中央文件；连锄头都未拿过的我，却在公社三干会上布置生产任务。耳边常听到的是“闫主任，我向你汇报”……于是乎，我不仅成了“大红人”、也成了“大忙人”。重权在握，让我感到无限风光和骄傲。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可滋生政治扒手以及混水摸鱼的跳梁小丑。如今细细想来，这一切都觉得是那么的荒诞、可悲、可笑！我算个啥？正是：

荒诞年头怪事多，老虎屁股乱人摸，小鬼造反阎王怕，猫见老鼠打哆嗦。

我官不大，事不少。两派头头召开大会请我去参加，批斗哪个干部须经我同意。上到县里开会，下至生产队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大串联开始了，每天还要接待无数前来串联、路过的“红卫兵”。这些人白吃白拿，吃过嘴一抹记个帐就走。有的客气，有的穷横，不管怎么着，我都不敢得罪这些被宠上天的“革命小将”，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实到领导班子建设上面。工作队突然撤离，公社“两委”在匆忙中草率成立。新任干部难免良莠不齐。许多冤、假、错案，未能得到纠正，文革就开始了。

我们这里的“四清”运动成了虎头蛇尾，一锅未烧熟的夹生饭。

一场没有结果的“四清”运动，给这里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四清”运动中受迫害干部理所当然不服，通过串联成立了定远县“xx团”（姑且称翻派）。上访地区、省、直至中央，否定“四清”，要求平反；新上台的干部坚决捍卫“四清”成果，反对翻案，与贫下中农成立“五保卫兵团”（姑且称保派）。这样，就形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对立情绪愈演愈烈。

文革开始不久，一些地区把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揪回来批斗。说是“肃清流毒，挽回影响，”其实对他们实施体罚、毒打。少数人趁机报私仇、泄私愤，甚至将人置于死地。我们公社“四不清”下台干部组成一支“xx战斗队”，准备去皖南大学揪工作队。得知这一消息，我心中大吃一惊，老吴他们若被抓回来，肯定要吃苦头的。我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想方设法阻止这些人。

人常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不能忘恩负义。于是我带着盖有公社文化革命委员会公章的介绍信，连夜赶到芜湖。

凡参加过“四清”工作队的皖南大学师生们，听说要揪他们回去，人人自危，个个担惊受怕，我突然出现，他们就像看见救星似的。

“闫主任，你得想办法救救我们啊！”

“这帮下台干部肯定要报复的。”

“要被抓回去就怕没命了……”

他们一个个可怜巴巴的样子，既值得同情，又有些可笑。我无心嘲弄他们，曾几何时，他们是那样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现如今却是威风扫地，变得低声下气。人哪，一旦大权旁落，反差是何等之大！

老吴见面就说：“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就怕他们来找麻烦，万一被抓回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呀！”

“老吴，你放心，我就是冲着你才来的。”

“你有办法？”

“试试看吧，我会尽力的。”

“有的地方把工作队弄回去腿都打断了。”

“你别怕，我来是想阻挠他们的。”

“你打算怎么办？”

“找学校‘红卫兵’头头商谈。”

“会接待你吗？”

“我以公社‘文革’主任身份出面，猜想他们是不会拒绝的。”

“太感谢你了！”

“老吴啊，莫说这话。当初你不也帮过我吗？”

假公济私也好，执行政策也罢，我大摇大摆地向‘红卫兵’司令部走去。

在戏班里呆了几年，走南闯北见过些世面，我不卑不亢地向对方亮出介绍信。一位戴“红卫兵”袖标的女学生接过去看了看。

“你是闫主任？”

“是的。”

“请问有什么事？”

“我们贫下中农欢迎你们革命小将去‘串联’，去‘点火’。”

“谢谢，我校‘红卫兵’马上要徒步上北京，可能要经过贵地。”

“届时我会以无产阶级的热情欢迎你们革命小将。”

“谢谢，还有别的事吗？”

“贵校部分师生在我们那里搞‘四清’运动，你们是知道的。”

“现在不是抽回来了吗？”

“有人想把他们抓回去批斗。”

“那为什么？”

“一些”‘四清’“中的下台干部想翻案！”

“现在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想翻案就让他们翻呗。”

“不，绝不能让他们翻案！”

“为什么呀？”

“‘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二十三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翻案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呀。”

“原来是这样？”

“翻案就是反对毛主席！”

“休想，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向革命小将学习！”

“需要我们做什么？”

“阻止他们。”

“行！我们以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为由拒绝抓人。”

“我们贫下中农，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

一次偷偷行动，保护了一大批人。虽然有点对不起那些下台干部，我想这些人心里应当清楚，如今他们已不再是威风凛凛、说一不二的“四清”工作队了，而是一群大学校园的师生，揪回去已无任何实际意义，大不了批斗、体罚、出出气。

老吴将我送到轮渡码头，分别时，递给我一份报纸，叫我好好看一下。船上，我将报纸展开，上面刊登一则新闻：一位贫农大嫂肚里长个几十斤重大肿瘤，因无钱治病，躺在床上等死，被路过串联的“红卫兵”发现，让其家人将她抬到某大医院。“红卫兵”与医院“造反派”联手行动，大声斥责院长：“你为谁服务？你有没有阶级感情？为什么不给贫下中农治病？”院长吓得满口答应，一分钱不收，将病人安排住院……读罢这则新闻我很受启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险闯一下，利用“文革”机会再去上海，或许通过医院造反派组织能够让芸姐住院治病。玩这种“空手道”虽然有点冒险，但我别无选择，于是决定孤注一掷。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和准备，我怀揣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抱着刚出世的二女儿，登上开往蚌埠的列车。我们打算去求助王艳艳，解决乘车问题。这时候省下一分钱都是好的。

我们来到列车段一打听，不觉倒吸一口凉气！

有人揭发她父亲是革命队伍中的逃兵、出卖同志的叛徒、暗藏的历史反革命，把他押回原籍批斗处理。王艳艳本人也受到牵连，同父母亲一起被遣送回山东老家。

据说，揭发人正是那位地下党，也就是用儿子生命为代价掩护出村的那位“交通员”。这消息令人吃惊、无法相信！

但细细想来也不觉得奇怪，这年头六亲不认，“阶级斗争，骨肉划清”嘛。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不正常气候下，讲真话不如讲假话，讲假话不如编瞎话。甚至有些致人于死地的假话，都是在“学习班”里被逼迫说出来的。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知道厉害，“学习班”虽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监狱！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搞“车轮战”，轮番上阵，不让你好好睡觉；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利诱、恐吓逼迫。不管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长期守住口，多数是按照“专案组”的需要编造瞎话谎言。时常好人坏人很难分清，晚上还是革命同志，说不定第二天就会变成反革命。在漫长的惊涛骇浪里，有多少老革命、老干部被靠边、打死、关进牛棚和监狱；不知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坐在车上，我心中闷闷不乐，艳艳姐全家人如此善良，怎么也会遭此厄运？想到她对我的种种情谊，我的心像箭穿一样难受！她目前的处境如何？父亲是否遭受打击？母亲病体受刺激会不会加重？桩桩件件，令人牵肠挂肚，神情不安，我打算上海治病回来一定要想办法打听到她的消息。一路上我默默地为她祈祷：艳艳姐，愿你们全家平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前早已贴满打倒xxx院长，打倒xxx学术权威的“大字报”。于是，我就找个最显眼的地方，把“大字报”平放在地上，同时将芸姐的“劳模”奖状、奖章，也放在一起。

“奇文”一篇，以飨读者：

最高指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云水怒，风雷急，举国上下，神州大地，众笔齐挥，发出千万道讨逆的檄文。盘踞在卫生领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一个个揪了出来，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家三代贫农，党培养我成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大跃进”运动中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国家困难时期我自愿下放农村。如今，身患重病又失去公费治疗，被院方走资派拒于大门之外；并还说，住进我们医院起码是县级以上的干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定他们就是否定革命，若打击他们就是打击革命。”人民医院为人民，可是，医院“走资派”却毫无一点无产阶级感情，为当官老爷们服务，是可忍，孰不可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贫下中农坚决支持医院革命左派的造反行动；把十七年来旧的卫生制度砸个稀巴烂，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爱；亲不亲，“线”上分。我相信医院中“革命左派”一定会伸出同情温暖的双手，救救我这个贫农的女儿。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刘芝芸，一九六六年x月x日。

当人们正在围看“大字报”时，早已惊动了医院造反派“卫东彪”兵团的头头们。该兵团隶属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借助“工总司”强大的势力，正在酝酿夺取医院领导大权，我们的一张“大字报”无疑给他们增添了一颗猛力的“炮弹”。那年月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观点”一致，就是“战友”。他们把我的“大字报”贴在墙上，一时间大标语铺天盖地：

坚决支持贫下中农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控诉！

打倒院走资派xxx！

彻底铲除旧的卫生制度……

听来是个奇闻、天方夜谭，但的的确确是真事！就这么简单，芸姐住进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六o二室。最为可笑的是：所有专家权威会诊后，没有一个人敢讲芸姐患的是绝症，都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医学界，什么样的奇迹都会发生……芸姐住入特护病房，享受着高干待遇，不仅药费全免，连伙食也不用掏钱。就这样，她在医院一直住了两年多……芸姐顺利住院，了却我最大的心愿。大女儿在家无人照顾，公社的事还要我管，正当准备动身返回时，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清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王洪文暗示下，率领两千多名工人截车北上进京告状，被堵在上海郊区安亭车站。他们切断铁路交通，致使南北交通中断，将我滞留在上海。

为了引起“专家”对芸姐病情的重视，我不惜落井下石干了些龌龊的事儿：凡医院召开各类批斗会，我都不会放过，并以“农民造反派”的身份参加，发言时，我慷慨激昂；批斗院领导，“上纲上线”；造反派爱听什么我就讲什么，昧着良心编造谎言，指鹿为马，胡说八道……是文化大革命给了这次“机遇”，还是我利用文化大革命“投机”？也许兼而有之吧！

二十多天后，在“工总司”的安排下，我搭乘军队大卡车离开了上海。

同芸姐分手时最令我心酸，她紧紧抱着只有三个月大的二女儿迟迟不肯放手，眼泪滴在孩子的脸上。她虽然是个病人，对女儿的疼爱之情却丝毫不减。慈母之心，舐犊之情，使她不忍心将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男人，何况还有个大女儿临时寄养在别人家。

为了治病，她只能忍受骨肉分离；为了治病，恩爱夫妻也只好暂时分开。想到她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医院，我心中真不是滋味：“芸姐，分开是暂时的，切不可因儿女之情增添你的思想负担，影响你治病。请放心，有我在就有孩子在，我会克服一切困难一定把孩子带好，你就安心治病吧。”

“如今这么混乱，哪一派你都不能参加，万一有个闪失，两个孩子身靠何人？这也是最让我放心不下的事。”

“芸姐，为了孩子，我决不会去参加任何造反派。”

“……孩子尿布每天换洗三次，喂米粉时要小心细喂，经常给孩子洗屁屁，晚上要给她盖好被子小心着凉，夜里别忘给孩子把尿……”

“我都记下了。”

芸姐噙着泪水对孩子喃喃地说：“妈对不起你呀！这么小就让你离开亲娘遭罪，叫我怎能安心治病……”

怕误了车，我只好从芸姐怀中夺过女儿，扭头便走，芸姐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她这一哭，把熟睡中的女儿惊醒了，她也哇哇大哭起来。我赶紧冲进电梯，那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在走廊里回响着。出了医院大门我回头看去，芸姐正爬在六楼窗口不住地抹眼泪。

带着亲人的悲伤，我依依不舍地离去……

一场否定与保卫“四清”成果的斗争逐渐展开，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先是文斗，后是武斗，演绎了一出互相残杀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