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快到了，施馆长应广大观众要求，拍电报调我们回来演出。

经过一年多的磨练，剧团艺术上大有长进，加之演员队伍的年轻化，老观众看后无不感到惊奇，称赞声不绝于耳。一时间，剧团名头大响，在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戏迷中有位周大姐，她心地善良，待人热情，最喜爱庐剧，看到动情处常常替古人落泪。她丈夫是位中学教师，被打成右派后“畏罪自杀”，撇下孤女寡母相依为命。平时靠摆水果摊挣点钱糊口，最使她操心的就是女儿圆圆。

圆圆自小喜爱唱歌跳舞，很有文艺天赋，也曾报考过艺术学校，因为父亲问题没被录取。理由很简单也很正常，因为她是右派子女属于“黑五类”。

“四人帮”倒台后父亲平反了，可她却过了年龄。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爱唱、爱跳、爱玩的女孩子，找不到工作她能干什么？社会能允许她干什么？只有和一帮小姐妹们混在一起跳跳舞、玩玩牌，消磨时光。

文学家是敏感的，八十年代初，作家蒋子龙首先提出：“生活不应是单色的，要有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色调。”他说得很对，从“文革”压抑中走出来的年轻人需要释放、需要理解、需要自由；他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追求多彩的人生，并具有挑战精神。当社会上还没有人想到烫发和敢于烫发时，圆圆已经烫发了。在当地，她算得上第一个烫发的女孩子。她的衣着也十分新潮，上穿领口很低的紧身衣，下穿喇叭裤，戴戒指、挂耳环（据说是铝制品）。十八岁的她长得亭亭玉立，如花似玉，丰腴的胸脯，浑圆的臀部，经过衣着装点更加性感，更有风韵，光彩照人！别人给她送个雅号“时髦女郎”。

文学家就是文学家，他的观点虽然很正确，但左右不了当时的政治气候。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学联等多家单位联合向社会发出“五讲四美”的倡议，号召大家努力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五讲为：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为：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同时开展全国性的“拉网”运动，整治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对打架斗殴、流氓犯罪分子重拳打击。按说这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下面执行起来往往会出现斗争扩大化，打击面太广。

多年来，一向把爱美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中国人，思想仍然停留在“毛泽东时代”。对男孩蓄长发、穿花衣，女孩子烫发、化妆、穿喇叭裤、高跟鞋还是无法接受，视为奇装异服，不管是民众还是官方，一百个看不惯。当时社会上流行社会上就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

如今世道大变样，男孩子长发披肩上，喇叭裤花衣裳，小伙子变成大姑娘。

女孩子更会翻花样，又烫发又化妆，高跟鞋走起路乱摇晃，纯粹一帮小流氓！

圆圆并不是坏女孩。生活中的她善良、孝顺、懂事、乐于助人，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女孩子。惟一让人瞧不上眼的就是她的爱好：追新潮、赶时髦，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跳舞。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公共场合跳，多是深更半夜躲在家里偷着跳。这种现象如果放在今天不足为奇，可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大逆不道、地下黑舞场、流氓聚会，无一例外地被“请”进派出所。逮住穿喇叭裤的，强行用剪刀将裤脚绞碎，捉到男孩留长发就把他剃成光头。圆圆也被关过、罚过，放出来仍然“恶习”不改，照样偷着跳舞。为此，周大姐常常为女儿的事担心，想让她进剧团学戏，离开那帮小姐妹，不然怕她越陷越深、越变越坏。

论长相、身材、歌喉，圆圆都是一块学戏的好料子，假如培养出来，那一定是个好“花旦”。可我担心管不住她，有些犹豫，迟迟不敢答应。后来周大姐又托人说情又请客吃饭，实在掰不开面子，只好勉强将圆圆收下。

过罢正月，凤台县某公社南金大队请我团去包场演出。待双方谈好戏价、定好合同后，才知道是请我们去唱“对台戏”的。

南金大队，地处邻县边境，原本有一个十分红火的集贸市场，双日逢集，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很好的效益。没想到不远处新开了一个集市，并请来剧团唱戏，一心想把这边挤垮。这边不得已才请我们去唱戏，同他们争夺人气。

说实话，下农村演出我很乐意，唱对台戏却不太情愿。大家同在江湖上混饭吃，民间艺人最讲究的是一个“义”字，这样做有伤和气。我心想，无端被人利用，卷入一场同行间的争斗，岂不被人笑话？于是我婉言谢绝了。可他们请施馆长出面找我谈话：“凤台县属淮南市管辖，本市的剧团不帮本市人，说不过去呀！再说了，这也是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贡献，是给淮南人争脸的事！小闫，你必须要打赢这一仗，回来我为你们开庆功会！”听了施馆长近似命令的口气，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演出任务，也就不能顾虑那么多了，暗暗给自己施加压力：不能输给对方，要为家乡人争气！

两个集市相距不远，对方不惜高价请来某市专业剧团，无论是演员阵容、服装道具，还是舞台装备，都远远超过我们。大队领导有些担心，再三提醒我们：“人家是大团，国家的剧团，你们一定要卖力呀！”我笑笑对他们说：“放心吧，越是大团我越敢碰，不会败在他们手下。”

我敢说出这样的话，既不是安慰他们，也不是吹牛皮，是经过仔细分析的。专业剧团水平高、装备好是他们的强项，要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他们演出的是都是剧本戏，一般不会超过两个半小时，想多唱一句都很难；我们唱的是“水词戏”，能长能短，时间全由自己把握，一两个小时可以，四五个钟头也不在话下，时间上我们占绝对优势。其二，他们条件虽好，但农村搭的戏台都不大，也不牢固，纵然有好的装备也摆不上去；演员想卖弄点真功夫，如“趟马”、“起霸”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却无法施展，就好像老牛掉在水井里，有力使不上。我们大台小台都能演，条件好坏都适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会出现以小胜大，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风和日丽，又赶上个好天气；春风微微吹动，青草掩映着无数条小路，小路从不同的方向通往集市。路上走着各种各样的行人：挑担的、推车的、赶毛驴的、骑自行车的、挽着竹篮的、牵着孩子的，还有妈妈领着女儿到集上相亲的。人们一群一伙，互相打招呼、开玩笑，谈论各种各样的新闻，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

市场上更加热闹了：小贩的叫卖声，饭桌上刀勺碰击声、牲口行里的牛叫声、管事的高喊声，乱轰轰汇成一片。

小百货摊位前五光十色，摆满了针头线脑、儿童玩具；街头地摊上放着镰刀、锄头、犁、耙、各种农具；小菜场上有青菜、水果，还有从河里捉来的鲜活乱蹦的大鲤鱼。几乎所有的农村特产，都聚集到这里来了，简直像个博物展示会。此情此景，充分显示了“三中会会”以后农村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用“人山人海”这个词来形容台下的观众一点也不夸张。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的新衣服，伸着脖子，掂着脚，你挤我，我挤你，推来搡去，所有的人都是快活的。谁被谁踩了一下或撞了一下，既不会吵闹，也不会横眉立眼，大家相互谦让着，都在眼巴巴地等着看戏。

生活中无意呈现出的画卷，往往比画家们刻意追求的艺术更加完美，圆圆的到来，给这次“对台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双方拉开了“阵式”，摆下了“战场”，隐约地都能听到对方的锣鼓声。

一般戏开演前，或是一阵开场锣，或是演奏开幕曲，然后大幕一拉，戏就开演。而我今天别出心裁，打破传统模式，先让报幕员登场。化妆后的圆圆迈着轻盈的脚步，款款走上舞台。她那俊美的形象，性感的身材，落落大方的气质以及乡下人很少见过的奇装异服，立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台下的年轻人吹起口哨，发出刺耳的呼叫声。不管是年老人还是小青年，也不管是老太婆还是妇女儿童，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盯住这位时髦女郎，看得目瞪口呆。

有人咋呼道：“俺娘哎，这妞咋恁漂亮！”

“乖乖，给俺做媳妇少活十年都情愿！”

“美的你，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她能下台同俺拉拉手也算这辈子没白活了。”

圆圆站在台上，一点儿也不惊慌；她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加上甜甜的嗓音、迷人的笑脸、一双传神的大眼睛，简直像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除了介绍剧目外，她还重点宣传南金大队集贸市场各种优越条件：“本集市以优惠的政策，优质的服务，欢迎各地农民朋友来这里交易……”她的讲话获得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起到了画龙点睛、先声夺人的效果。

上午八点，双方同时开演。对方演到十点半钟，正是赶集上人的时候戏结束了，人们一下子涌了过来。这边却热火朝天，那边却冷冷清清。中午十二点，戏散了人们还是不肯离去，圆圆再次走上舞台，带着美丽的笑脸，说了声：“欢迎明天再来！”

首场告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第二天，对方施出新招，改在上午九点半开演。这样做，他们可以把时间拖到十二点好稳住人。我们不理那一套，仍然是上午八点准时开演。

一大早，对方剧团还在化妆呢，我们早早敲响开场锣，准时演出了。由于头天演出很爱欢迎，台下早已站满了观看的人群。来赶早集的人都涌到了我们这边。唱“对台戏”就是拉观众，这边人气直线上升，第二场我们又占了上风。

第三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停电了。这一下，对方可傻眼了，而我们一点儿也不担心。八十年代初，由于受计划经济制约，经常停电。每遇停电，不仅经济受损，往往因为退票还发生纠纷，于是，我买了台小型发电机。乡镇剧场，不讲条件，遇着停电只要两盏照明灯，一台扩音机就可以继续演出。发电机给我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每遇停电，门票收入反而要比平常多一倍。南金大队干部见我们能发电演出，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个劲儿地称赞：真了不起！我要给你们加戏价！

那边缺电停演，赶集的人一下子全都跑了过来，对方不战而败。

“对台戏”赢了，可我的女儿却差点丢了性命！

初春的淮北正处“流脑”盛行季节，戏场上人多杂乱，体弱的玉梅不辛被传染。上午她就呕吐不止，我忙于演出，没顾上管她。直到傍晚，她的病情陡然加重，昏迷过去，我这才慌了手脚。好心的大队干部当即挑选四位年轻力壮的社员冒雨抬着担架，匆匆向县医院赶去，我打着马灯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前面带路。雨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赶到县医院。

“好险哪！再迟半个小时就没救了。”抢救的大夫吃惊地说道。

玉梅一连两天昏迷不醒，小便无法排泄，用导管抽吸，不能进食，全靠打吊针维持。两天两夜我不敢合眼，更不敢离开半步。

深夜，望着女儿昏迷不醒的样子，我的泪水从心底流出。明知泪水无济于事，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她小小年纪，却饱受了人世间的磨难。她从小失去了母爱，惟一可以依靠的父亲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一心只顾着创业，想着演戏，没有给她应有的关怀。我内疚，我自责，深深地感到没娘的孩子是那么可怜，父爱永远也替代不了母爱。

直到第三天上午，她才从昏迷中慢慢醒来。此时，天空仍然下着雨，雨天不能演出，使我能够安心守护女儿。

医院的中午，总是闹哄哄的，病人要吃饭，陪伴病人的人也要吃饭，走廊里人来人往，显得拥挤起来。我想出去透透气，刚走几步，便与一个女孩碰了个满怀。我抬头一看，竟是圆圆，她手里提着水果罐头正在走廊里东张西望。

“你怎么来了？”我忙问道。

“我是来看玉梅的。”

“她刚刚睡觉。”说着，我带着她走进病房。

她轻轻地走近床前，放下东西，然后小声说道：“团长，我想同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说吧。”我们边说边走出病房。

“现在下雨不演出，我想请假回家看看。”

“刚来几天，就想家了？”我没敢立即答应。

“我想妈妈了，你就准两天假吧。”

“千万不能耽误演出呀！”

“放心吧，天晴我马上赶回来。”

“路上要多加小心。”

“谢谢您！团长。”说罢，她一阵风似的走了。

谁知，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原因很简单，她压根儿就对唱戏不感兴趣。虽在剧团呆了几天也是心不在焉，回去不久，因聚众跳舞又被抓了进去，她成了“屡教不改”的“惯犯”。令人恼火的是，在审讯记录上她报了个工作单位田家庵庐剧团，无形中将我们也牵扯了进去。

社会上议论纷纷：“庐剧团有个女流氓被捕了。”

“什么庐剧团？流氓团……”

公安局三天两头找区委，施馆长被点名批评写检查，我有口难辩说不清。迫于社会压力，区“革委会”决定解散剧团！

多亏施馆长暗中帮忙，给我开了张演出介绍信。他提醒：“千万别再回淮南演出，若被上面知道就麻烦了。赶快找个接收单位，必要时我出面帮你协调……”正是有了这张“通行证”，小剧团才不致于停演。对于施馆长，我感激不尽，终身难忘。

半年后，圆圆无罪释放，可我们却离开了淮南。

成立一年多的田家庵庐剧团就这样短命夭折了！

“时髦女郎”啊！是怪你，还是怪这个时代？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离开了施馆长这样的好人，却意外地与另一位“老友”重逢。正是有了这次意外的相遇，不仅解决了剧团的归宿，而且有幸让我又结识了一位女性三妹。

表演鬼魅的岁月，能把人变成魔；铸造“人杰”的年代，又能把怪变成神。荒诞离奇的颠倒，或许后辈们都不会相信。然而，历史已刻上了这道伤痕……五十八我与老贾“山不转哪水在转，水不转哪云在转，云不转哪风在转，风不转哪心转……”这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歌曲《山不转水转》，通过那英演唱后，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我的命运也像歌中唱的那样，山转、水转、云转、路转，转来转去又转到了炉桥一九八二年秋，区文化站接收了我们剧团。

或许是上天有意安排，让我今生与炉桥结下不解之缘。自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六年长达二十五年中，我三出三进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它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和难以释怀的情感：忘不了与宋民洒泪而别的“友情”；忘不了走投无路之际表姐救助我们的“恩情”；忘不了我在大芮庄与社员们共度八年的“乡情”；忘不了公社干部们对我关心照顾的“人情”；忘不了与“四清”工作队老吴的那段“感情”；忘不了伴芸姐度过最后岁月的那段“苦情”；忘不了同秋儿那段美好而短暂的“恋情”；还有后来与三妹的那段“未了情”！

淮南市田家庵庐剧团变为定远县炉桥区庐剧团，是经过好几个月反复磨合的结果。其中有个关键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贾克瑶。

我与老贾，素昧平生，自从“文革”开始后，因观点各异、立场不同，就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历史虽然为我们制造了一道鸿沟，但他的儒雅、才华，以及对文化事业献身的精神和敢想敢干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敬佩。

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它不是孤立的，偶然中有必然。“文革”如此，“四清”如此，“反右”也是如此。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或看问题：站在历史的高度，结合时代的本身来认识、来评价，也许会更客观、更科学一些……贾克瑶，定远县三和乡人。他多才多艺，做过文化干部，当过剧团团长。他整理的民歌《可是真的格？》在皖东一带广为流行。他还创作了许多优秀剧本，写过不少好的文章。可惜惟唯成份论的年代，因出身地主家庭而毁了他的大半生。

改变他人生命运的起因，得从一九六0年清明节回家扫墓说起。

他和年事已高的母亲在几位乡亲的陪同下，向墓地走去。路过一片庄稼地时，可能是触景生情，贾母随口说了句：“克瑶呀！这块地原来是咱们家的。”老贾当时只顾欣赏春天的美景，根本就没在意母亲说的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场的一位“贫农”记住了这句话，立即向上级检举说：“地主婆带子认地，妄想‘变天’，‘反攻倒算’！”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一桩“弥天大罪”！于是从公社报到区里，由区报到县里，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更有人添枝加叶地说：“贾克瑶记住了每一块地，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好找穷鬼算账……”

所谓的“带子认地”成为典型案例，惊动了行署，上报到省委。为此，贾克瑶厄运连连，先是被撤消团长职务到基层锻炼；“四清”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时，又罪加一等，被定为混进文化战线的“阶级异己分子”，惨遭迫害。一个沐浴在党的雨露下的公民，就这样成了反革命、专政对象。

他委屈，他冤枉，他不服，他多次上诉。然而，所得到的结果是不准翻“四清”的案！

其实“四清”和“文革”都是极“左”路线下开展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它们的共性是：把对的说成错的，把假的说成真的，把小的夸成大的，这就是当时罗织罪名的手段和方法，而且不容申辩！

全县被“四清”运动整下台的干部不在少数，多达几百乃至上千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无辜的。“文革”开始后，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认为机会来了，可以洗去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这些人推举老贾出面，成立了一个由被迫害干部参加的群众组织“控告团”，再次上访，要求平反。

我是“四清”工作队一手培养出来的积极分子，执行的是毛主席制定的《二十三条》，保卫“四清”成果，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我参加了由贫下中农成立的革命组织“五保卫”战斗兵团，与“控告团”针锋相对。

我同老贾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派组织的成员。

我所带领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节目全是由自己编排的，多是宣扬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揭露“四不清”下台干部闹翻案的“罪行”。

一天，获悉贾克瑶去省城上访，我随即率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匆匆追到合肥，在省妇联门口（这里设有上访接待站）截住老贾。

我们手挽着手，围了一个大圈将他困在中间，既不容他争辩，也不让他离开，利用唱歌的形式对他实施人身攻击。我们高声唱道：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造反，打倒走资派，扫平“控告团”，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假造反的“控告团”你睁眼看一看，“四清成果”要保卫，你休想闹翻案。贫下中农革命派，高高举铁拳，坚决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警告“控告团”，赶快要解散，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叫你们全完蛋！

（这是根据安徽合工大“八·二七”造反派编的“说打就打”曲谱旋律重新改编的。）老贾被困在中间，想走走不掉，想跑也跑不了，推来搡去，任我们侮辱谩骂，直到解放军赶来才将他解围。

这种恶作剧行为，今天的后辈们或许不会相信：真的会有这种荒诞事？然而，历史已经刻上了这道伤痕，是我们酿就了这杯苦酒。

“大闹、出名、夺权”是“造反当官”的三部曲。对围攻老贾的举动，我自以为得计，自认为“高明”。然而，欲壑难填的人爬上高而危险的阶梯时却不考虑怎样才能下来，因为向上爬的野心吞掉了跌落的恐惧。为此，我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天，我带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走在偏僻的小路上，突然遭到“控告团”的袭击，将我打得遍体鳞伤，要不是及时来人解救，我就差点命丧黄泉！

自从“炉桥八·二二”武斗流血事件后，我俩再也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也很少见面。

在那铸造“人杰”、表演鬼魅的岁月，老贾被判了二十年重刑。“控告团”的另外两个头头也成了枪下冤魂。而我被树为学《毛著》“标兵”、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我同老贾，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样的结局，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我是兴奋的，坚信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山河依旧，人事已非，转眼过去了十年。饱经沧桑的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在这场历史灾难后都在冷静地反思。其实，人应该活得真实一点、本分一点，无谓的争斗，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我，死里逃生，从艰难困境中熬过来刚刚走上创业之路；老贾，经受十年的牢狱之苦，“三中会会”后才无罪释放。没想到，十年后我们居然能再次相会。

炉桥区文化站长程东良是位事业心很强的年轻文化干部，早在去年他就与县电影公司合伙建造一座露天剧场，经过双方一年多的努力，终于竣工落成。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宽大的舞台，即使大型专业剧团来演出也是够规格的；一千多个座位，错落有致，像楼梯一样布局合理。通过熟人的介绍，程站长邀请我团来做首场演出。

当我带着演员跨进文化站的大门时，第一个走过来迎接的人竟是老贾。这太突然了，我一下子怔住了。往日洒脱儒雅的贾克瑶到哪里去了？繁霜尽是心头血，青山依旧非故人。站在眼前的这位穿着朴素、面目憔悴的中年男子，难道就是当年那位具有学者风度的老贾吗？他上前握住我的手说道：“欢迎你们来演出。”那份热乎劲亲切、自然，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演员们见了，都以为我们是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呢！他的热情，他的大度，反而让我觉得十分尴尬。

我的内心复杂极了，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是怜悯？是同情？是内疚？或是……我惊诧地望着他：鬓角上黑发退去，银发增生；这要经受多少艰辛、多少磨难、多少沧桑岁月，才能留下如此清晰的痕迹？而熬过这段漫长的岁月又是何等不易？……我握着他的手，久久难以松开，心里有种负罪感，想说什么，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愣了半天，我才吞吞吐吐地说：“老贾，你好。”他的手紧握了一下，然后说道：“走吧，我带你去安排演员们的住宿。”

紧靠舞台不远，有几间宽敞的大房子。老贾指着左边的屋子说：“这边两间有床铺，条件稍微好点，就让女演员们住吧！那边三大间条件差没有床，男演员们只好委屈一下睡地铺，稻草我已经准备好了。”

“条件蛮好的，我们习惯睡地铺。”

“就这样吧，你们自己安排一下，我还要忙其他事呢！”说罢，匆匆离去。

当晚，我发现老贾观看演出时全神贯注，非常认真。

演员们都很卖力。演出是成功的。

大家都知道，新到一个地方，首场演出的成败非常重要，开个好头就意味着剧团可继续演下去。否则，就是菜瓜打锣一锤子买卖。

戏散人空，当演员们一个个全都进入了甜甜的梦乡时，我却失眠了。白天的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沉重的心情一直在折磨着我。难道老贾真的如此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还是他头脑受了刺激，忘记了过去的一切？难道……我穿上衣服，悄悄地走出房门。

夜深人静，月挂中天。人们都说月亮是一位最善良、最易受感动的姑娘，她会为不幸者哀愁，对受难者怜悯，甚至落泪。一块乌云飘过来遮住了月光，眼前一片灰暗，只有老贾桌上的台灯发出一点光亮。透过窗口，我模糊地看到他在伏案写着什么。

夜风轻轻，阴云散去，一轮明月显得更加皎洁。“月行却与人相随”，亦远亦近，若即若离，道是无情却有情。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它能引发人们多少遐想？

一束月光射入窗口，落在老贾的背上。看来，“月姑娘”对这位饱经人间沧桑的苦命人还是有情的。

我来到他的门前，轻轻地敲了几下。

“谁呀？”

“我，闫立秀。”他将房门打开。

“你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想同你聊聊又怕打扰你。”

“不要紧，进来吧！”

他搬过椅子，我随后坐下。抬眼望去，发现他正在写剧本《双锁柜》。

“你在写剧本？”

“我把它整理改编一下。”

“老贾，你，你不记恨我？”话语和表情里充满负荆请罪的成分。

“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什么也别说了，这都是历史的误会、民族的灾难，同时也是‘阶级斗争’的‘必然’。”

“有必然的必然，也有人为的必然。老贾，请原谅我当年的无知。”

“立秀呀，往事早已逝去，一切向前看吧！”

“老贾……”我想再说几句忏悔的话，被他有意打断：“希望你把剧团办好，坚持下去。我看了你们的演出，总体水平不错，很有前途。”

一席话，让我如此感动。老贾能用此时此地的政治氛围去看待当年的人和事，更显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素质和修养。

不久，老贾离开炉桥，调到县文化馆工作。

老贾上任后便找程站长谈话：“闫立秀是个人才，善于管理剧团，想办法把这个剧团接收下来吧。这对我县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是大有益处的。”

“我们谈过心，他也想到这里来发展。我主要担心县文化局……”

老贾说：“文化局的工作我来做。”

不久，滁县地区举办戏剧汇演。老贾改编的《双锁柜》剧本也脱稿了。经协商，由我团排练参加汇演。

会演后老贾得了创作奖，随之提升为县文化馆副馆长；我的剧团也因会演获奖而被县文化局收留。

一出戏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她是银河中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是流淌着爱与美的缪斯。冥冥中我觉得，今生注定要与这位女子有一段大起大落的故事……五十九苦命三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何似在人间？”听到这首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她。每逢清明节，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遥望远方。“天尽头，何处埋香丘？”人走了，香消了，玉陨了，魂飞了，魄散了，哪里才是她灵魂的归宿？我不知道，也只好在十字路口烧点钱纸，超度她的亡灵。

要怨，就怨上天。它不该让我与她这样苦命的姑娘相识，更不该让我闯入她的生活。她像一颗星星，令人倾慕和神往。可是上天又太不公平，让她在瞬间毁灭，陨落大地。浊流往往会淹没美好的东西，人世间的真和美是不应该死去的。

我不愿意写一篇悼念她的祭文，更不愿意作一番“无辜”罪人的忏悔，但这确确实实是为了纪念那场不该发生的悲剧！我要用苦苦的冥想去超度她，用依依的思恋去升华她。或许她原本就不属于人间，她是银河中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是流淌着爱与美的缪斯，是长存于我心中的女神！

我们相爱了三年，虽拥有夫妻“情份”，却没有夫妻“缘分”，最终人天永隔。

三年来，她占据着我隐藏于心灵深处的全部情感。

我的眼在流泪，我的心在滴血！

现在每每回想当年所发生的事情，一切似乎是那样的偶然，许多事都好像自觉不自觉地为那个偶然做好了准备，做好了安排。“缘”有相逢的喜悦，也有“缘”尽于此的无奈。

是谁安排了这一切？

命运？对，就是命运！

一九八三年十月的一场全国性反“精神污染”运动，迫使我们剧团停演。也正是为了救活这个剧团，我四处招募演员，才让我有缘与她相识，继而鬼使神差的让她走进了我的生活。

改革开放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有些人在利欲的驱使下，趁机走私进口黄色录音、录像带，经过大量复制充斥市场，一时间“黄祸”盛行。国务院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二日做出《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决定》，从而揭开了反“精神污染”的序幕。一九八三年十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提出“精神污染”问题，这样就涉及到整个文化领域。年底，文化部门将民间剧团演出的“水词戏”列为“精神污染”，下令禁演；同时，要求民间剧团也像专业剧团那样，排剧本戏，唱词要打幻灯字幕。

民间戏班之所以能够生存，靠的就是唱“水词戏”，既不要剧本也无须排练，导演分配角色后讲一下场次，全靠演员临场即兴发挥。这种民间艺术由老艺人口传心授，沿袭至今。它是一种投资小见效快的演出形式，为民间戏班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空间，为其生存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专业剧团排戏，靠的是国家投资添置设备，演员们吃的是“皇粮”；民间戏班则如小鸡刨食，自刨自食，一天不演，没得饭吃。要求民间剧团排剧本戏，显然不切实际，致使许多民营团体遭遇灭顶之灾，纷纷解散。

我团也是在劫难逃，全班人马被召回停演整顿。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反“精神污染”运动，演员们思想波动很大，感到前途无望。还未来得及开会，人就走了一半！面对剧团解散的危险，我心急如焚，更不甘心几经坎坷、吃尽千辛万苦艰难创建的剧团就此垮掉。

我不算优秀，但却独特，贫寒出身造就了我的坚韧、敏感、变通和适应能力。

我拒绝怯懦，拒绝失败！

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头脑！

静下心来我冷静思考，觉得危难中蕴藏着机遇。剧团少了，演出市场将会出现供不应求局面，农村不行我们就冲向城市。假如我们能排出几台剧本戏，虽说先期投资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市场的需求又给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运作得当、策划周密，将会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比起其他的民间剧团，我们有许多的优势：首先是经济基础，我手中的积蓄足以解决排戏所需要的一切经费；对于舞台调度、场面处理、编写剧本，虽达不到专业编演水平，但我还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摆在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适应排剧本戏的好演员，所以当务之急是招聘演员。

为了稳定人心，我在会上讲出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演员们听了我对前景的预测和分析后，给予了充分肯定，纷纷表示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当逃兵，排出剧本戏，冲进城市去！

猫觅食，鼠钻洞，民间艺人总有一套自我生存的办法。“水词戏”不准演，他们就三五成群下乡唱“板凳戏”（一条板凳坐几个演员，不化妆，不穿行头，一人串演几个角色清唱）。这样小打小闹，文化部门也是山高皇帝远管不着。

民间剧团的演员，一个个也都转入“地下”。

早就听说相隔不远的小蒋村有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戏唱得很好，红遍了方圆几十里。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决定亲自到现场考察一下，看看真假。

两盏昏暗的马灯下，围满了人群，细听了几句，我知道唱的是《王三姐》。这出戏在民间流传甚广，观众们都非常熟悉。剧中王三姐怀着对爱情的忠贞，抛弃富贵，与父亲三击掌，随薛平贵寒窑受苦。我猜想扮演王三姐的一定是人们传扬的那位“红角儿”。我边看边评，她果然身手不凡，无论是唱腔、做功，都令人惊叹！心中暗想，她肯定经过名人指点，受过严格训练，不然，绝不会有此技艺。想不到山野村镇竟有如此艺术人才，草窝里也能飞出个凤凰来。

我看得发呆：这出戏我们唱了多少遍，为什么今天会这样激动？是她演得太好了！假如观众的心是一片土壤，她就是一个播种的人。她种下了爱，种下了恨，种下了希望和幻想，也种下力量和斗争！怪不得许多人听她的戏如痴如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我问旁边的一位老农：“老大爷，这位演王三姐的姑娘叫什么名字？”他侧过头带着惊讶的口气：“你不知道？姓范，大家都叫她三妹。”

戏散了，人们仍然不肯立刻离去，围着她问这问那。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走过来和我礼节性地握了一下手：“很抱歉，让您久等了。”我说：“没关系。”然后自我介绍道：“我是炉桥庐剧团团长。”突然，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异样，一双大眼睛投来略带惊诧的目光。一瞬间，我有些不知所措，心中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

“久闻大名，你们庐剧团是专跑大码头的呀！”

“哪里，哪里。”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点沾沾自喜。没想到，炉桥庐剧团在她心目中居然有如此份量，不觉暗暗高兴，请她“出山”多了几分自信。

我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年轻女子，第一感觉她长的很漂亮，个头虽然不高，却有着小家碧玉的秀气。这不正是我所要寻求的演员吗？

不知什么原因，她两眼不停的盯着我，是敬佩我对戏剧事业追求的精神？还是我来得有些唐突？不管怎样，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炉桥庐剧团和眼前这位姑娘有着不可分割的情缘；冥冥中我又觉得，今生注定要与这位女子有一段大起大落的故事。

“我想请你参加炉桥庐剧团。”我开门见山地说道。

“真的？那太好了。”看样子，她很激动。接着，她补充了一句：“我做不了主，得听二哥的。”

“你把他请来，我们见见面好吗？”

“行。”说罢，转身飞快地走了。

望着她的背影我在想，若能将她请到团里，排剧本戏就有希望了。我决心要以三寸不烂之舌，用最美好的词藻、最动人的语言、最能说服人的理由来打动范家兄妹。

其实，事情并没有我所想象得那么复杂。她二哥范艺是个通情达理之人。他也希望妹妹能进一个比较正规一点的剧团。如果那样，他也就放心了：一来可以锻炼艺术，二来安全可靠。在乡下唱“板凳戏”，不时会遇到一些地痞流氓和心术不正的人来骚扰、纠缠，他常为妹妹提心吊胆，总是跟在后面充当“护花使者”。我今天上门来请，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满口答应。

夜深了，二哥很快进入了梦乡。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总想和她多呆一会儿讲讲话。她也明白我的用心，于是我们相对而坐。灯光下我仔细端详，觉得她越发清纯可人，一双眼睛充满了灵气。

我开始大谈我的创业经过：从办团之初说起，谈到庐剧皇后丁玉兰的大力帮助，谈见到省委书记万里的激动心情，谈闯全国“文代会”的冒险经历，谈率团进大别山演出的成功，谈唱对台戏的妙趣，夸炉桥剧团的实力，描述未来发展前景。我夸夸其谈，她听得入迷。我之所以如此用心良苦，无非是想增强剧团对她的吸引力，炫耀一下自己的本事。我们越谈越开心，越讲越投机，趁她高兴之时，我想打听一下她的身世，便话锋一转，轻声问道：“恕我直言，问你一件事可以吗？”

“问吧。我也是有问必答。”

“你到我们团男朋友同意吗？”突然，她怔了一下，沉默良久，继而两行泪水滚滚而下。我知道自己干了一件蠢事，问了不该问的话题。一时间，我不知所措，也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摇了摇头，表示没有责怪我的意思，然后喃喃地念了两句戏词：莫看人前露笑脸，转身已是泪满襟……她名叫范芬，兄妹六人，两男四女。女儿中她排行老三，父母兄嫂及全村人都习惯称她“三妹”，加上她最拿手的戏是《王三姐》，人以戏出名，戏迷们有人称她“三姐”，也有人喊她“三妹”。

不知数学家们可曾研究过，戏剧人物中凡带“三”字的，总含有悲剧的成分。《王三姐守寒窑》、《李三娘挨磨》、《苏三起解》、《三娘教子》、《杨三姐告状》、《陈三两趴堂》、《三女抢牌》等等，剧中女主人公，无一不是悲剧人物。是编剧们刻意对“三”的忌讳？还是天意难违？想不到现实生活中的“三妹”也是个悲剧人物，难逃厄运。

三妹与她表兄郭某自幼一起长大，亲情间免不了常来常往，但随着年龄增长，双方把“亲情”渐渐变成了“恋情”。郭某为人忠厚老实，人也长得帅气。三妹深深地爱上了表兄，表兄对三妹也是一往情深。假如在旧社会，人们不懂近亲结婚的危害，也许他俩就能缔结百年之好。而今，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认识的提高，担任大队干部的父亲懂得，近亲结婚对下一代不利，况且国家也明令禁止。因此，他对这门亲事坚决反对。

父亲的干涉，全家人的劝说，都无法动摇她的决心。深深陷进感情漩涡中的三妹坚定地对家人说：“此生非他不嫁，如想拆开我们，除非一死！”家人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里，认为这仅仅是说说而已。哪知三妹天生倔强，眼看不能与心上人结为夫妻，万念俱灰，决心以死殉情。她心一横，跑到门口，纵身投井。全家人围着井台大呼救人！二哥亲自下井，在众乡亲的帮助下将她打捞上来，当即送到县城医院抢救。由于水深井窄，她被撞成脑震荡，一连数日昏迷不醒。经过医院全力抢救，虽然捡回一条命，脑袋上却留下了一个大包，落下了经常头痛的后遗症。

一连住了两个多月才走出医院，回家后她仍是痴情不改。

父亲为了断绝她的念头，急忙托人说亲。婚姻大事，岂同儿戏？匆忙择婿犹如饥不择食，只图快快了断，让她早早嫁人，却没有考虑对方的人格品行。在媒人的撮合下，他们逼迫三妹前去“相亲”。没想到父亲这一举动将她推进了火坑。

肥东县a村，有一个名叫萧得枝的人，手下有一帮小混混，都称他“萧大”。提起“萧大”可用八个字来形容：吃、喝、嫖、赌、偷、扒、抢、拿，是个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他巧言令色，善于伪装，在范家人面前表现得十分老实，尽力讨人欢心。三妹的父亲也不征求女儿的意见，当场就答应了这门婚事，于是将“相亲”转为“定亲”。按农村的风俗，定亲就是订婚，意味着婚事已然确定。在媒人的带领下，三妹一家到男方家“相门头”（看看男方家境）。萧家人不仅盛情接待了这位未来的儿媳妇，还伙同媒人软磨硬劝，强迫三妹留宿萧家。

夜深人静，三妹独自面对孤灯，不觉悲从中来，潸然泪下。多年来同表兄建立的缠绵之情，她怎么也割舍不了；她暗下决心，绝不背叛表兄，一定要寻找机会，同心上人一起远走高飞！

想着想着，一个可怕的面孔在她眼前晃动，总也摆脱不了“萧大”那饿狼一般贪馋的目光。她不禁有些害怕，万一他……不过静心一想，这也很正常，大约男人见了女人，眼里都会起火；男女之间也不必如此戒备，我和表兄相处好多年，他连我的手都没摸过。别把人想得那么坏！于是，她一口气吹灭灯，将被子蒙住头和着衣服钻进被窝。

朦胧中忽然觉得有人重重地压在她身上，喷着酒气的嘴疯狂亲吻她，憋得她喘不过气来。随即，他又开始动手解她的衣裳，粗大的指头捉不住钮扣，就扯着衣襟往上掀，外衣内衣一起卷，像饿狼掏心，衣服终于让他扒开了；接着，他一只手使劲搂住她，另一只手撕去她的内裤……她奋力挣扎，可是无济于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三妹知道一切抗争都是徒劳的。

她苦苦哀求着：“求求你了，千万别这样，你不能这样啊……”

“早晚你是我的人了，小宝贝听话……”说着他用双手抱住她的臀部，她感到一阵撕裂的剧痛……兽行发泄后，“萧大”十分得意：“想不到还是个处女哩！”说罢，带着满足的神情呼呼睡去。

这一夜，三妹一直哭到天亮。

她信天，更认命，既然天意难违，也只有……

男方急着想娶，女家也怕节外生枝，两家人很快将嫁娶事宜筹备停当，并选定了“黄道吉日”。

迎亲那天，三妹在兄嫂们的摆布下早早穿戴整齐，打扮成新娘，等候萧家花车来接。上午等到中午，中午等到下午，直到天黑才见到萧家来人。可怜的三妹！盼来的不是花车迎娶、爆竹欢送，而是令人震惊的凶信：“萧大”被县公安局抓上警车，关进看守所了。

新郎变囚犯，花车变警车，喜事变悲事，新娘还原装。

三妹面无表情，不言不语，不吃不喝。一连三天，全家人陪着她不敢离开，生怕再出意外。

不久，“萧大”被法院以流氓罪、拦路抢劫罪判刑七年。

临服刑时，他放出狂言：“三妹必须等我七年，假如另谈对象，我刑满出狱后杀她全家！”

时间一晃三年，三年中范家了出许多不幸的事情，父亲、大哥相继病故。家道败落，三妹更加不幸，在“萧大”的淫威恐吓下，她不敢轻易谈对象交朋友，只有孤苦伶仃，呆在娘家。为了使她摆脱苦恼、寂寞，家人请了一位退休老艺人，教她演戏。她天资聪明，一学就会，而且嗓子好，扮相漂亮。她想以唱戏解脱烦恼，然而“借酒浇愁愁更愁”，一切努力都归徒劳，怎么也无法冲去她心中的忧伤。

她的遭遇简直是一出悲剧！猛地，她放声恸哭，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痛快！我没有劝她，更不愿惊动她，让她尽情地发泄。眼泪是感情的宣泄，它在悲伤或欢乐的时候都不会是多余的。她需要泪水来冲开她禁锢的心扉！

眼前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姑娘，竟有一段如此惨痛的经历！我的心剧烈地颤抖，拘谨、惶惑，顿时消失殆尽，回荡在心头的只有同情。以她的歌喉及身材，要是早几年进了戏校，学了文化知识，她绝不会选择愚昧畸型的爱恋。假如经过专业艺术的培训和深造，她也许会在聚光灯下，以她动人细腻的表演，优美委婉的唱腔，施展自己的才华。在绚烂多姿的舞台上，她一定会被淹没在掌声和鲜花之中；涌进她心头的必定是甜美、多彩而又灿烂的生活历程，绝不会是这般可怜而痛苦的回忆。

这只是也许和假设，我的心像石头一样沉重。

对她，我的心底涌现的只有惋惜和同情。真想不到又是一位“红颜薄命”！她的命运还不如戏中的“王三姐”，因为王三姐找了一个好丈夫。而三妹用七年的青春等来的却是一个魔鬼！

一曲沉重、苦涩的人生悲歌，一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慢慢地拉开序幕！在悲苦的命运面前，她显得是那样的无助和无奈。

悲剧，远没有结束……

从领袖到百姓，从富商到贫民，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而真正尽善尽美的人生，只能在人世之外的彼岸，虚无缥缈。